作者：阿马蒂亚·森

　　现在来看我们的关键问题，人们要问“全球化是否真是一种新式的西方诅咒”？总体上，我认为，全球化既不新，也不必然是西方的，更不是一种诅咒。实际上，几千年来，全球化通过旅行、贸易、迁徙、文化影响的传播以及知识和理解的扩散（包括科学技术）等形式，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全球性的相互关系常常富有成效地促进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发展，而推动全球化的积极主体有时却生活在远离西方的地区。

　　要阐明这一观点，让我们回顾一下上个千禧年的初期，在公元1000年前后，全球科学、技术和数学的传播，改变了旧大陆的性质。但是，这一传播方向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传播方向恰恰相反。例如，公元1000年时，世界上的高新技术包括铁链吊桥、风筝、罗盘、纸张、印刷术、弩机、火药、独轮车和旋转扇。所有这些一千多年前的高新技术，在古代中国都已经成熟并且被广泛应用；而在其他地区，人们实际上则对此一无所知。全球化将它们传遍全世界，包括传至欧洲。在《精选杂文集》（CriticalandMiscellaneousEssays）一书中，托马斯？卡莱尔声称，“当代文明的三大构成要素”是“火药、印刷术和新教”。虽然中国并非新教教义的发源地，故而在此项上自然不受臧否；但是，在卡莱尔文明要素的清单中，中国的贡献已经占据了三项中的两项，即火药和印刷术。然而，这些也只是中国所作出的全部贡献的一部分。在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NovumOrganum）一书中，弗朗西斯？培根认为文明要素包括“印刷术、火药和磁铁”。

　　如第三章所述，在东方数学影响西方时，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运动，从公元2世纪到6世纪，十进制在印度出现并得以完善。随后不久，它就为阿拉伯数学家们所广泛使用，南亚和西亚的数学和科学创新，是由一大批知识分子来开拓引导的，这些人包括阿拉亚巴塔、婆罗门笈多、花拉子密。他们的著作在10世纪的最后25年里已经被传至欧洲，并且在上一个千禧年的初期，在促进欧洲转变的科学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任何身份，只要它被说成是全球化中介的身份，那么，这种身份，就既不完全是西方的，也不是欧洲地方性的，更不是与西方控制有必然联系的。

　　（实习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