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马蒂亚·森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许多有益的评论和建议，在此我需要感谢贾汉（RounaqJahan）、阿斯马·贾汉吉尔（AsmaJahahgir）、德瓦奇·贾殷（DevakiJain）、艾沙·贾拉（AyeshaJalal）、阿纳尼娅·卡比尔（AnanyaKabir）、普拉蒂克·坎吉拉（PratikKanjilal）、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Khinani）、艾伦·科尔曼（AlanKirman）、诚一近堂（SeiichiKondo）、塞巴斯蒂亚诺·马费托尼（SebastianoMaffetone）、尤格鲁·穆赫辛（JugnuMohsin）、马撒·努斯鲍姆（MarthaNussbaum）、肯萨布诺·奥伊（KenzaburoOe）、西迪基·奥斯马尼（SiddiqOsmani）、罗伯特·帕特南（RobertPutnam）、莫扎法·基齐勒巴什（MozaffarQizilbash）、理查德·帕克（RichardParker）、库马尔·拉纳（KumarRana）、英格里德·罗贝恩斯（IngridRobeyns）、爱玛·罗思柴尔德（EmmaRothschild）、卡罗尔·罗瓦讷（CarolRovane）、扎伊纳布·萨尔比（ZainabSalbi）、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Sandel）、英达纳妮·森（IndraniSen）、纳吉姆·塞蒂（NajamSethi）、拉赫曼·苏班（RehmanSobhan）、阿尔弗雷德·斯捷潘（AlfredStepan）、铃村小太郎（KotaroSuzumura）、米里亚姆·特施尔（MiriamTeschl）、沙希·塔罗尔（ShashiTharoor）和利昂·维泽尔蒂尔（LeonWieseltier）。我对圣雄甘地有关身份的思想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其孙戈帕尔·甘地（GopalGandhi）的交流，他是一名作家，现任孟加拉邦邦长（governer）。

　　诺顿出版公司的编辑罗伯特·魏尔（RobertWeil）和罗比·哈林顿（RobyHarrington）对我帮助不小，包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建议。此外，我从与林恩·内斯比特（LynnNesbit）的交流中也获得教益。艾米·罗宾斯（AmyRobbins）出色地整理了我那潦草的手稿，汤姆·迈尔（TomMayer）则将各项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所执教的哈佛大学的学术气氛给我以很大的支持，此外，我也得益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所提供的各种便利，尤其是在暑期的几个月中。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历史与经济研究中心也为我提供了一个高效率的研究基地。在此，我必须诚挚感谢英加·胡尔德·马尔坎（IngaHuldMarkan）为我解决了许多与研究相关的问题。感谢戴维·梅瑞克尔（DavidMericle）和罗西·沃恩（RosieVaughan）为我所作的研究助理工作。在研究所需的资金方面，我非常感谢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梅隆基金会所联合提供的资助。

　　最后，还必须感谢参加由日本政府于2005年7月在东京举办的世界文明论坛的各国与会者，我有幸主持了该论坛。我从与他们的许多讨论中获益匪浅。此外，我也从2004年在都灵举办的、由彼罗·巴塞蒂（PieroBassetti）主持的全球性与本土性研讨会和2005年在克里特岛伊腊克林举办的、由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Papandreou）主持的以世界民主为主题的西米研讨会（SymiSymposium）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尽管当前公众对全球暴力的兴趣与讨论是由许多极其悲惨和令人不安的事件所引起，但这些事情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毕竟是件好事。由于多年来我一直竭尽全力地呼吁在构造全球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应多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区别于各国政府及其同盟常采用的军事行动和外交策略），因此，我为这种公众关注和参与由衷地感到鼓舞。这也许使我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但结局也的确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起而应对我们所将面临的挑战。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