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不过，以上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尚不足以解释希特勒主义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反对派阵营可怕的惰性。值得深思的是，许多观察力敏锐的德国人，直到最后一刻都对希特勒不以为然，即使在他上台之后，他们仍然认为新政权不过是一次短暂无望的冒险。这类观点至少表明，在国内形势中还存有某种无法解释的因素，还有某种以通常视角无法由其外部环境推知的因素。

    只有少数关于魏玛共和国的分析暗示了隐藏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先天不足、共产党人的能力不足，以及德国大众奇突反应背后的心理机制。弗兰茨·诺曼（Franz Neumann）不得不将共产党人的失败部分地归咎于“他们没能正确评估影响德国工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倾向……”，随后他又对国会有限的政治权力做出了发人深省的评论：“民主或许依旧存活着——但前提是民主的价值体系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对此做了详细论述，他认为，德国工人的心理倾向压制了他们的政治信念，并因此导致社会主义党派和工会的突然溃败。

    广大中产阶层的举止似乎也受到无可遏止的强迫症的规制。我曾在193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大多数德国雇员身上的明显的“白领”式自负，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实际上与工人相差无几，甚至更低。尽管这些底层中产者再也无望获得资产阶级的安全感，他们仍然蔑视一切更加符合其处境的原则及目标，维持着已无任何现实基础的姿态。结果是导致精神上的孤绝境地。他们固执地生活在虚空之中，这更加重了他们的心理痼疾。小资产阶级的行为更令人吃惊。小店主、商人和手艺人满腔怨愤，以至于他们害怕自我调整。他们没有意识到，支持民主才对他们真正有利，相反，他们宁愿跟雇员一样听信纳粹的许诺。他们之所以对纳粹听之任之不是因为正视现实，而是基于感情上的固恋。

    故此，在经济转型、社会危急和政治图谋的显性历史背后，运行着一段关涉德国民众内在习性的隐秘历史。借助德国银幕这一媒介让这些习性曝光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希特勒的窜升与统治。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