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某些银幕母题完全有可能只关涉这个民族的局部，不过，在此一方面的谨慎不应让人们对总体上影响着这个民族的诸种心理倾向抱持偏见，它们较为可靠是因为，共有的传统和不同社会阶层人群间的相互关系在集体生活的纵深处施放着一体化的影响。在前纳粹时期的德国，中产阶级的趣味渗入了所有阶层，它们与左派的政治热情抗衡，也填补了上流社会的精神空虚。这解释了德国电影一一植根于中产阶级心理的电影——在全国范围内的吸引力。从1930年到1933年，演员汉斯·阿尔贝尔斯（Hans Albers）在那些典型的资产阶级白日梦——实现的影片里出任男主角；他的成就也让工人观众们大感痛快，在影片《穿军服的少女们》（Mädchen in Uniform）中，我们看到贵族家庭的女孩们对他的照片顶礼膜拜。

　　科学传统认为民族性格在动机链条中所担当的角色，更多的是结果而非原因——自然环境、历史经验、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结果。既然我们同属人类，可以认为，类似的外部因素在任何地方都会激发相似的心理反应。1924年到1929年间在整个德国境内蔓延开来的思想麻痹状态绝非德国的特有现象。在相似环境的影响之下，很容易证明在其他国家也会发生类似的集体麻痹现象——也已经发生。可是尽管如此，一个民族的心理态度对外部因素的依赖不能成为我们一再忽视这些心态的理由。任何时候结果都有可能转化为自发原因。尽管心理倾向具有派生特性，它们却常常具有自主的生命力，而且，心理倾向本身会成为历史演进的根本源动力，而不是机械地跟随变动不居的环境变化。在每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它都发展出了一套既保留其原初动机又经历了自我蜕变的习性。我们无法简单地根据当前外部因素推断习性，相反，正是它们在帮人们决定对这些因素做出何种反应。我们同属人类，虽然处世方式不尽相同。一旦发生剧烈的政治变革，这些集体习性便会集攒动量。政治体制的瓦解导致心理系统的崩溃，在随之而来的骚乱中，传统的内部心态获得松绑，无论是遭遇反对或是得到认可，它们必定会引人注目。

　　五

　　我们对“一战”到希特勒最终获胜这段时期——正是本书所讨论的时期——德国历史知识惊人的缺乏，说明大多数历史学家忽略了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不过，对于事件、背景和意识形态已有多维度的透彻研究。众所周知，1918年11月的德国“革命”没能实现德国的彻底变革。此后，无所不能的社会民主党证明自己只有在打击革命力量的中坚时是无所不能的，可是它没有能力清理军队、官僚系统、大地产主和富人阶层。这些传统势力实际上继续把持着1919年之后徒有虚名的魏玛共和国。我们也了解年轻的共和国如何饱受挫败，德国最重要的实业家和金融家对它实施打击策略，他们明目张胆地哄抬物价，令昔日的中产阶级陷入贫困。最后，人人都知道，在实行道斯计划——获得国外贷款的幸运年代，大企业从中获利颇丰——5年之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稳定时期的蜃景破灭，摧毁了中产阶级仅剩的教养和民主精神，不断增加的失业人数终于使人民彻底绝望。在从未真正建立的“体制”的废墟上，纳粹幽灵大行其道。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