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作为批评家的背景对学者克拉考尔助益颇多。在为概述迄时完成的工作而写的一份“初步报告”（Preliminary Report）中，他解释了项目无法在1944年的最后期限完成的原因，在报告中他少有地提及自己20年代和30年代的评论文章。他表示，他的书“将会涉及我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中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确证了我现在的观点……同代人的即时反应支持历史学家的间接说明”。

　　克拉考尔同时也经受着分离感和超然态度的煎熬。他把自己当做“正在进行尸体解剖的医生，他同时处理的切片是现已彻底死亡的自己过去的一部分”。这同样是他放弃德语并决心以英语来完成后来全部作品的原因。这要求他付出格外艰辛的努力：“一丁点儿进步于我都意义非凡。”因此，尽管不是直接，却正是作者本人强调了其早年的评论文章和这本作为新视角观察之结果的著作间的差距：“我吃惊地了解到自己正在事物的内部进行观察，过去则是从外部……若是碰巧发现当时的观点同现在的理解一致，我会觉得欣慰。”

　　所以，是克拉考尔首先指出了自己观点的前后不一。他清醒地知道，他的“对象”是某种全新的东西，因此在其过去和现在的观影方式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差异都无可非议、毋庸置疑。他只引用过20年代的两篇文章——《今天的电影及其观众》（“Der heutige Film und sein Publikum”，1928），用以进一步说明其对瓦尔特·鲁特曼的影片《柏林》（“一个无关内容的形式构想”）的保留意见；以及《〈旺贝坑〉遭禁！》（“Kuhle Wampe verboten！”，1932），此评论在他与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论并导致两人绝交，直至50年代末（时值《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文版出版）关系才得以修复。

　　将克拉考尔为《法兰克福报》所写的文章与《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一书进行分析和比较，可发现两者的联系以及两套体系各自的独立性。他对批评参数的重新确认及界定在一个坚实连贯的框架内进行。尽管如此，作为评论家的他常会注意（和评论）那些身为历史学家不得不忽略的方面。对社会心理学视角的选择与循此路线定明类别及倾向的需要导致了其分析中的简化或者说“偏见”，他的分析往往忽略个别影片的一些重要面貌——而且不仅是美学层面上的。

　　作为历史学家，他的判断绝少能够支持他富有创见的评论（或可缓和争辩的语气）。不过，在某些情形下，他则会全盘改变甚而推翻自己的判断。这种非连续性最显著及最惊人的例子与阿诺德·范克（Arnold Fanck）的高山电影（mountain film）有关。克拉考尔的影评一面刻毒地抨击《圣山》（Der Heilige Berg，1926）——突出影片与反现代化倾向的关联并指出影片无心的拙劣模仿及其古怪内容——同时对《命运的山峰》（Der Berg des Schicksal，1924）给予更为热烈和正面的评价。此时他根本未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结视为浪漫主义观念的扭曲和夸大，而是以在体育界非常普遍并惟与运动技能有关的更为中立的语气在谈论影片。由于富有表现力的手法和视觉魅力，克拉考尔的影评从根本上是赞赏范克的云雾母题的：“积云，巨大的白云块散布四处，云海涌涨又徐落，一如堤岸，又如羊群。”在对《圣山》的评论中，他写道“云层的飘移得到完美呈现。”然而，历史学家克拉考尔认为同样的母题与纳粹电影及文化条规有关——甚至是后者的前身。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