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颂 虚构颂（节选）——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辞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我五岁学会阅读。那是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的萨耶学校，胡斯蒂尼亚诺修士的课堂上。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今，近七十年时光不再，可我还清楚记得那个魔法如何丰富了我的生活：将书中的文字转化为形象；打破时空屏障，让我同尼莫船长（《海底两万里》人物）一起遨游海底两万里，同达达尼昂、阿托斯、波尔多斯以及阿来米斯（《三个火枪手》人物）并肩作战，粉碎诡计多端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旨在推翻王后的阴谋，让我化身冉阿让扛着马吕斯（《悲惨世界》人物）那奄奄一息的躯体在巴黎的内脏中跼蹐前行。
阅读把梦想变成生活，又将生活变成梦想，让孩童如我亦能触及文学的广袤天地。我母亲曾经对我说，我最初的习作其实就是我所读故事的延续，因为我总是为故事的终结而伤心，或是想要改变故事的结局。或许我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尽管我自己全然不知，那就是：从成长到成熟，再到终老，我都在延续着那些令我的童年充满冒险和激动的故事。
我真希望母亲此刻也在这里，她读到阿玛多·内尔沃和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时总是动情至流泪。我也希望佩德罗姥爷在这里，他长着一个大鼻子，头顶秃得铮亮。他总是对我的诗句赞赏有加。还有卢乔舅舅，他鼓励我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之中，尽管彼时彼地从事文学创作甚至都无法填饱肚子。一生中，我身边满是像他们一样的人，爱护我，鼓励我，在我彷徨的时候，将他们的信念传递给我。正是由于他们，当然，也凭着我的执着和一点点运气，我得以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这项集激情、嗜好和奇迹于一身的事业中来。这事业就是写作。写作让我们开启另一段平行的人生，让我们得以逃避生活的不如意；写作是化习常为神奇，又化神奇为习常；它驱散混沌，点石成金，使瞬间永存，视死亡如过眼云烟。
写故事并不容易。故事变成文字的那一刻，一切的计划都枯萎在纸上，思想和形象也都失去了活力。怎样才能重新将它们激活呢？我们很幸运，大师们就在那里，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遵从他们的榜样。福楼拜告诉我，天赋即持之以恒和铁的纪律。福克纳告诉我，形式，即文字和结构，可以加强也可以弱化主题。马托雷尔、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康拉德、托马斯·曼告诉我，在小说中，视野和雄心同文体技巧和叙述策略一样重要。萨特告诉我，话语即行动，一部介入当下、寻求更好选择的小说、戏剧或散文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加缪和奥威尔告诉我，缺乏道德的文学是不人道的。马尔罗告诉我，英雄主义与史诗，适用于阿尔戈英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时代，同样也适用于当今时代。
倘使列举所有令我或多或少受益的作家，他们的影子一定会将在场的所有人都笼罩在黯然之中。因为有惠于我的作家实在太多了，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他们向我揭示讲故事的秘诀，更促使我探究人性的奥秘，让我敬仰人的丰功伟绩，也让我惊恐于人的野蛮恶行。这些作家是我最诚挚的良师益友，他们激发了我的使命感。我在他们的书中发现，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希望始终存在；即便只为能阅读故事、能在故事中任幻想驰骋，此生不枉也。
我有时也扪心自问，在我们那样的国度里，写作是不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奢侈。毕竟那里读者稀缺，穷人和文盲充斥，不公正所在皆是，文化则是少数人的特权。但这种迟疑从未令我的热情窒息，相反，我一直笔耕不辍，即便是在为温饱而奔波几乎占据全部时间的那些岁月里亦是如此。我相信我做对了，因为如果文学之花只能绽放在高度文化发达且自由、昌盛、公正的社会里，那么它断不会出现。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文学的存在，由于它所形成的良知，由于它带给人们的希望和憧憬，也由于我们在进行一次美丽的幻想之旅后回到现实时的失落，正是由于这一切，比起过去的时代，比起当初那些讲故事的先辈们试图通过寓言使生活多一些人道的时代，如今的文明才得以少一些残忍。如果没有我们读过的那些佳作，我们一定会大不如现在；我们会多一些妥协，少一些躁动和倔强，甚至丧失批判精神，而后者才是进步的动力。一如写作，阅读也是对生活之匮乏的一种抗议。在虚构中寻找弥补阙如的人一定会说——其实何须言之，何须意识到这一点——此等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远不足以满足我们对终极理想——人类生存之根本——的渴望，生活本该更加美好才对。我们之所以创造了虚构，正是为了在某种意义上体会到我们渴望拥有的那许多别样的生活，因为往往我们甚至连其中之一种也无法完整拥有。
如果没有虚构，我们将很难意识到能够让生活得以维持的自由的重要性；我们也很难意识到，生活被暴君、被意识形态、被宗教践踏而变成了地狱。如果有谁不相信文学除了能够让我们置身美丽和幸福的梦想，还能警告我们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那么就请他问问自己，为何所有企图从襁褓到坟墓完全控制住公民的政权都如此惧怕文学，为何他们都要建立审查制度去压制文学，心存狐疑地监督独立作家的一举一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任由想象在书中自由驰骋的危险，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读者将使虚构成为可能的自由、在虚构中实践着的自由，与现实世界中潜在的蒙昧与惧怕作一比较，虚构就会激发人的反叛情绪。不管其本意如何，也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作家在编织故事的同时也宣扬了不满。他们告诉大家世界是糟糕的，幻想中的生活远比日常的生活更为多姿多彩。倘若这种思想扎根于民众的意识，民众就会变得难以操纵，难以让他们再相信生活在棍棒、检察官和狱卒中间更安全，更舒适的谎言。
好的文学为人与人之间搭建桥梁。它让我们享受，让我们痛苦，也让我们惊诧；它跨越语言、信仰、风俗、习惯和偏见的障碍，将我们紧紧相连。当白鲸将亚哈船长葬身大海时，无论是东京、利马还是廷巴克图的读者无不会为之动容；当包法利夫人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宁娜扑向呼啸的火车，于连·索莱尔走上断头台，《南方》中城市通胡安·达尔曼（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南方》中人物）走出潘帕斯草原上那间小酒馆去坦然面对挑衅者手中的匕首，当发觉住在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乡科马拉的居民全都是死人的时候，每个读者都会感到同样的战栗，无论他信奉的是佛陀、孔子、基督还是安拉，或是个不可知论者，无论他穿的是麻衫、西装、长袍、和服还是灯笼裤。文学在不同的种族之间建立手足之情，消除无知、意识形态、宗教、语言和愚蠢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竖起的分界。
从小我就迷恋璀璨的法国文学，梦想有一天能够到巴黎去。我相信只要住在那里，呼吸着巴尔扎克、司汤达、波德莱尔、普鲁斯特曾经呼吸过的空气，就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相反，如果不能走出秘鲁，我将只是一个星期天和节假日才写写东西的伪劣写手。事实上，我很感激法国及其文化，是法国和法国的文化给了我难以忘怀的哺育，使我懂得了文学不仅是一种热忱，还是一项纪律，一个工作，一种执著。我在法国居住时，萨特和加缪还健在并笔耕不辍。那是尤奈斯库、贝克特、巴塔耶、齐奥朗（罗马尼亚旅法哲学家，二十世纪怀疑论和虚无主义重要思想家）的时代。那个时代，我发现了上演布莱希特作品的剧院，放映英格玛·伯格曼（瑞典导演）作品的影院，演出让·维拉（法国戏剧家）作品的国立大众剧院，还有上演让·路易·巴罗作品的音乐厅。那个时代，我听新浪潮音乐；读新小说；听安德烈·马尔罗的演讲，那是最美的文学篇章；亲睹了戴高乐将军的记者招待会和他的雷霆万钧，那或许也是当时欧洲最具戏剧性的场面。不过，或许我最应该感谢法国的是，在那里我发现了拉丁美洲。正是在法国，我认识到秘鲁是这个广阔美洲的组织部分。共同的历史、地理、政治和社会问题，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别有韵味的共同言说和写作的语言，将这个群体像兄弟姐妹一般联系在一起。正是在那个年代，一种全新的，强有力的文学应运而生。也正是在法国，我阅读了博尔赫斯、奥克塔维奥·帕斯（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墨西哥作家）、卡夫雷拉·因方特（古巴作家）、鲁尔福（墨西哥作家）、奥内蒂（乌拉圭作家）、卡彭铁尔（古巴作家）、爱德华斯（古巴作家）、多诺索（智利作家）以及其他众多拉美作家的作品。他们的创作为西班牙语小说带来了新意。正是由于他们，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得以发现，拉丁美洲这个大陆并非只有政变、骇人听闻的军事独裁、胡子拉碴的游击队员、曼波舞的沙铃和恰恰恰，而且还有各种思想、艺术形式和文学想象，它们超越了光怪陆离的现实场景，说着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拉丁美洲都在不断进步，尽管不乏磕绊，尽管正如塞萨尔·巴列霍的诗句所说，“兄弟们，还有很多事要做”。除却古巴，还有它的准接班者委内瑞拉，以及一些实行虚假的、闹剧式的民粹主义的所谓民主国家，如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不管怎样，拉美国家都实行了基于广泛民意的民主政治，并且在巴西、智利、乌拉圭、秘鲁、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以及几乎整个中美洲，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尊重法制、言论自由、选举和轮流执政的左派和右派。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能够坚持走下去，坚持和阴险的腐败进行战斗，继续融入世界，拉丁美洲将不再只是未来的大陆，同时也属于现在。
在欧洲，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说实话，在任何地方我都没有异质感。在所有我居住过的地方，巴黎，伦敦，巴塞罗那，马德里，柏林，华盛顿，纽约，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我都觉得像在自己家里。我总能找到安身之地，安静地生活，工作，学习，幻想，交友，并且读到好作品，找到好题材。虽然我并非有意为之，但我并不认为做一个世界公民就意味着削弱所谓的“根”，也即我同祖国的联系——其实这也无关紧要——因为倘使果真如此，我的秘鲁经历就不会始终滋养我的创作，不会总是出现在我的故事中了，尽管这些故事看上去似乎离秘鲁很遥远。恰恰相反，我相信正是因为我久居故土之外，我和祖国的联系反而更加坚固了。久居国外，我对这种联系看得更清楚，同时还多了一份乡思。这种情感能够让我分清本末，并使回忆永存。爱是不能勉强的，一个人对祖国的爱亦是如此。这是一种从心田自然萌发的情感，犹如爱人、亲子、挚友之情。
我们再回到文学上来。童年的天堂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文学神话，而是我亲身经历的现实，即我享用的快乐时光。在科恰班巴，在我家那所拥有三个院落的大宅子里，我和我的表姐妹，还有我的同学，一起演绎着泰山和萨格里的冒险故事；在皮乌拉检察院的阁楼上，蝙蝠筑巢建窝，它们那静悄悄的影子让那片炎热的土地上夜晚的星空充满神秘。在那些岁月里，写作就好像玩一个全家都会为我喝彩的游戏，我的天赋让我赢得大家的掌声。在家中，我是外孙，是外甥，是儿子，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因为我的父亲死了，去了天堂。父亲魁梧、英俊，穿着海军制服，他的照片装点着我的床头柜，我对着照片祈祷，每晚睡觉前都要亲吻它。皮乌拉的一个早晨——我想，至今我还未能从它的伤痛中摆脱出来——母亲告诉我，那位魁梧、英俊的绅士其实还活着。她说，我们当天就要去利马找他，和他一起生活。那年，我十一岁。就在那一刻，一切都变了。我失去了天真，突然意识到孤独、权威、成人生活和恐惧。阅读拯救了我，阅读好书佳作，逃到书中世界去。在那里，生活令人激动，节奏紧凑，冒险一个接着一个；在那里，我自由自在，又找到了幸福的感觉。同时拯救我的还有写作。我独自悄悄地写作，就像一个人被一种不可告人的嗜好、一种明令禁止的热情所征服。于是，文学不再只是一个游戏了。它变成了一种抵御不幸的方式，一种抗议的方式，一种反叛的方式，一种逃避不堪忍受之重负的方式；它变成了我活着的理由。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每当我觉得消沉或者压抑，每当我徘徊在绝望的边缘，我便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来。它犹如一盏明灯，指引人走出地道；又像是一块救生板，将落海的人带回岸边。
尽管写作让我颇费力气，它让我流下豆大的汗珠，并且像所有作家一样，我也时常感到江郎才尽、想象力枯竭的威胁。但是，一生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去构建一个故事更令我感到享受，因为这个过程意味着从一个模糊的想法，一个记忆中收存的某次亲历的景象，发展成为一种忐忑，一种热情，一种遐想，而后又形成一个计划，最后变成一个决心，决心尝试将这层薄雾一般浮动的幻影变成一个故事。“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福楼拜如是说。的确，他说得非常准确。写作是一种充满幻想和愉悦的生活方式；是头脑中火花四射的一团火焰；是同不听话的语言作战并最终将它驯服，这就像猎人为追踪令人馋涎的猎物而不断探索广阔的世界，目的是把最初的想象喂饱，使每个故事的巨大胃口得到满足，而这胃口越来越大，常常试图一口吞下所有的故事。在酝酿的过程中，我们甚至会感到头晕目眩，但小说一旦着床，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人物会自己活动、行事、思考、感觉、要求得到尊重和重视，再也不接受任何强加的言行，不允许被剥夺自由意志，否则就等于将他们杀死，让故事失去说服力。从第一次开始，这种感觉就一直像魔法一样跟随着我，它是那么美妙，那么飘然，仿佛和自己深爱的女人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交欢，没完没了。
至于虚构，我前面说得最多的是小说，却很少提及戏剧。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戏剧是虚构的另一种极致形态。它是我的初恋。从少年时代起，我就爱上了它。那时，在利马的塞古拉剧院，我观看了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深受感动，立即下决心撰写一个有关印加人的剧本。倘使上世纪五十年代利马出现了戏剧运动，那么我一定已经成了剧作家，而非小说家。但事实是当时没有出现那样的情况，所以我被逐渐引向了叙事。但我对戏剧的爱从未停止，它只不过蜷缩在小说的影子里半梦半醒地睡着了，就像一种诱惑，一种思乡之情，特别是每当我看到一部令人折服的剧作时，它就会苏醒过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的一位百岁姨姥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逃离周围的现实，遁入回忆和假想，正是她的这种持久的回忆让我萌生了一个故事。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这个故事更适合戏剧舞台，只有在舞台上才能焕发出成功小说所拥有的活力与光彩。我怀着初学者的兴趣与忐忑将它写了出来。当我看到它被搬上舞台，并且由诺玛·阿拉昂德罗饰演女主角时，我高兴极了。于是，从那时起，在小说和杂文的创作间隙，我又尝试了几次戏剧写作。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七十岁时竟然登上了舞台（应该说，我是跌跌撞撞地闯上去的）。那次鲁莽的冒险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了奇迹：我这个一生都在写虚构小说的人，竟然能够在几个小时里扮演一个虚幻的人物，将虚构的故事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眼前。我无限感激我亲爱的朋友，感激约翰·奥勒导演和女演员埃塔娜·桑切斯-吉永，是他们的鼓励，才使我得以分享这神奇的经历（尽管伴随它的还有惊恐）。
文学是对生活的一种虚假的再现，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在这座我们出生、穿越、死亡的迷宫之中引领我们。当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遭受不幸和挫折时，文学是我们的抚慰。正因为有了文学，我们才得以破解，至少是部分地破解存在之谜。这个谜团困扰着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疑问多于确信的人。正因为有了文学，我们才得以在面临这样一些主题时坦白我们的困惑：超验，个人和集体的归宿，灵魂，历史的意义或荒谬，理性的此岸与彼岸。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