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年的秋天杨惠燕做过一次长途旅行。那时候她的身体还没垮，第二次手术后除了平胸看不出任何病状。她独自一人向西南进发，先后到达过西安、乾县、临潼、华山、九寨沟、松潘、成都、乐山、娥眉、大足、重庆、丰都、巫山、巴东、宜昌、大庸、张家界、柳州、桂林、阳朔、昆明、大理、瑞丽、畹町和西双版纳。她拍了很多照片。照片上的杨惠燕斜挎着背包，扎着一根辫子，就像当年的知青。她用很少的钱，走完了很长的路，从未住过十元以上的旅店。有时她与那些流浪乞讨的人在一起，在候车室内的硬木椅子上过夜，枕着她的背包。虽没有作贱自己的意思，但也不像以往那样自我顾惜。疾病使她在人群中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再不必像那些年轻的姑娘们一样成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
这是杨惠燕最长的也是最后的一次旅行。实际上她已将生死置之不顾。在死亡的照耀下杨惠燕获得了一种虚假的自由感。既然死之将至，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发生的呢？也许在潜意识里她的确盼望过意外事件的发生，一次艳遇──几乎完全不可能，或一次丑恶的强暴，但它们均未出现。在漫长的旅途中杨惠艳倒是遇到过不少好人，这些人帮过她的忙，或与她结下了同路人的情谊。他们彼此互留了地址和电话号码，相约下次再见（在南京或他们所在的城市里）。与这些人的交往中体现了世界的善，但也没有善到那样的地步：让杨惠燕不治而愈。我想没有人知道她是一个绝症患者，这是她的末日之旅。她混迹于他们中间，从秀丽的山水间走过，然后再来向这些原本不认识的地方与不认识的人挥手作别，感情一定丰富异常。
奇怪的是：来日无多，杨惠燕并不珍惜与家里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在她还能动弹的日子里甚至都没想到去徐庄看望父亲。她选择了一个人独处的方式，在异乡的土地上与陌生人在一起，这还是懂事以后的第一次。她终于可以“单独”呆一会儿了。
还是让我们回到照片上来。在最后的日子里杨惠燕竟成为一位摄影爱好者，拍了很多照片。当然，她更愿意充当模特儿，我说她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主要针对这一点，她更愿意让别人拍自己，而不是拍别人。旅行途中风格各异的照片除外──它们出于众多的友谊之手，在室内，她与张文的卧室里那些照片的摄影师主要是张文。我们从中得以窥见最后的日子里杨惠燕生活起居的情况：织毛衣、读书、练气功、和三三在一起。大部分照片里杨惠燕穿着色彩鲜艳的宽松睡裙，一反上班时代里朴素、严谨的打扮。张文是如何说服她的，这仍是一个谜。就像爱上摄影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样，她何时也爱上了穿戴？
照片上杨惠燕的服饰更迭频繁，但式样大都一样（宽松的睡裙或睡袍）。它们一概出自手工，是杨惠燕用她结婚时的那台缝纫机缝制成的，造价估计不会太高。与天蓝色连衣裙时代相比，她的手艺显然进步了。当然主要的还是眼光和穿衣服的感觉，以及热忱。多年以后杨惠燕终于找回了爱美的热忱，即使她现在胸脯平平，但衣服穿在她身上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性感得当。也许是她现在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从来足不出户。也许，突然之间彩色摄影流行起来，成本相对低廉。也许是旅行归崐来的余兴未消。
有时候杨惠燕也充当摄影师，除了对着镜子自拍过一两张外，对象几乎是唯一的，那就是三三。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照片中三三的形象几乎与杨惠燕等量。另有他们大量的合影（摄影师为张文），或是三三被抱在怀中，或是他扒在她的肩上，或是二者相安无事，一个坐在床头看电视，一个则卧在床尾双目紧盯镜头。相形之下杨惠燕与张文的合影反倒很少。这些事是很奇怪的。在杨惠燕看来（在她最后的时刻通过镜头看见的世界中），三三和祖国的河山竟是同等重要的。杨惠燕作为摄影师的两大主题即是三三和祖国风光，后者在她旅行时拍摄的照片中反复出现，几乎构成了浪费。诸如此类的空镜头风景我们在画报、明信片上随处可见，并无任何特异之处。可这样的照片竟占据了杨惠燕摄影作品的全部（旅行中的那部分）。而在天津新村的卧室里，她只拍三三。可见，杨惠燕对人还是没有什么兴趣。
后来杨惠燕开始浮肿变形，摄影时期即告结束。她给自己做的那些宽大松弛的衣服倒很符合改变后的形体。杨惠燕似乎很有预见。
杨惠燕的病情再也无法向她的娘家人隐瞒了。父亲和杨军都来南京探望过。杨军已经进厂当了工人，并且就要结婚了，对象是厂里的同事。遗憾的是姐姐无法回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对此杨惠燕并不在意，因为一切都在她的掌握和操纵之中。现在她有的是时间来过问父亲和弟弟的事，只不过不能事必躬亲罢了。她因为生病和治疗的要求，不能回到乡下去。于是他们比以往更频繁地来到南京，来到她的床边讨主意。到后来杨惠燕肿胀变形，一般他们也只能隔着一道帘子了。双方对话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他们的生活问题。乡下的房子不能再住了，需要翻新重盖，或者是王翠珍（杨军的老婆）怀孕了，将来小孩生下来由谁来带？杨惠燕在帘子后面一一作答，真有点垂帘听政的味道。
如果不是她病得那么重，又休息在家，弟弟的孩子定然是她来带了。杨惠燕从未带过孩子，也没有做过正式的母亲，可依旧像是这方面的权威一样再三叮嘱杨军和王翠珍如何行事。她的抚育经验只限于动物（三三他们），但杨军和王翠珍还是信服地点头称是。为了迎接孩子的降临，杨惠燕在她的卧室里开起了服装工厂。门帘后面机器声嗒嗒不停，是她日以继夜地踩踏缝纫机。此刻她只有一只手臂可以活动了，脸部也因为浮肿视力受到很大的妨碍。她习惯着在新的生理条件下制作幼儿服装。彼此都是第一次：改变后的身体和幼儿服装，她的目的就是让它们在工作中相互适应。这里只有缝纫机是老的，性能依旧，它比她的身体更具不朽性。
于是我们看见了一个幼儿在服装方面的全部所需。从襁褓尿布到鞋袜小帽，从柔软的内衣到可爱的外套，从四季有别到每天替换的需要。尺寸在逐渐加大，标志着孩子在成长，从呱呱坠地到四岁有余，杨惠燕再也无力干下去了。她对杨军和翠珍说：“你们把这些带回去先用着吧。四岁以后可以去商店里买现成的。如果是个女孩，长大以后就可以穿我的衣服了，反正我也用不着了。” 她指示王翠珍打开一只皮箱，里面是杨惠燕挑拣出来的自己的一些衣服，大部分都没有穿过，甚至拍照时也没有穿过。这些衣服真是太美了。在生病的这几年里杨惠燕做衣服用以消磨时光，慢工出细活，加之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不考虑是否能穿得出门），这批衣服简直就是艺术作品。她把它们交到了王翠珍的手里。
张文对此极为不满，对他们一家如此强烈地依赖一个危在旦夕的病人充满了鄙夷。“看看你姐姐，看看你的女儿，都病成什么样子了！”他对杨军和他的爸爸说。张文痛恨他们来了以后只谈他们自己的事，而对杨惠燕的病况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漠不关心。当然，在实际治疗中他们亦起不了任何作用，帮不上忙。他们对杨惠燕的态度就好像她一切正常，或者不过是头疼脑热而已。也许，他们是觉得已无药可治，杨惠燕不过是在床上等死，任何有关的谈话和关切都是无济于事的。
一次，杨惠燕的爸爸背着杨惠燕对张文说了实话：“我是医生，何尝不知道小燕子的病？她是没治了啊！”说完老泪纵横。这样的感情爆发多少对张文是一个安慰。不然他真的觉得这家人太薄情寡义了，相形之下杨惠燕就越发可怜。
现在，杨惠燕的爸爸总算为女儿恸哭过了。那个王翠珍──杨军的老婆是很容易就红眼睛的。当杨惠燕把那只衣箱交给她，加上那番叮嘱的话语不禁使她泪水盈盈了。“一个外人都这样，可她的亲弟弟呢！”张文实在想不通。为强调反差他故意把王翠珍称做“外人”。张文开始向杨惠燕讲述她是怎么把杨军带大的，当年有多么地不容易，就好像那些事与杨惠燕无关，反倒得由张文来告诉她。怀着某种复杂的心情张文开始支使杨军，当然是在他姐姐的事情上。张文觉得他有义务为姐姐做更多的事情。 [NextPage]
杨军沉默寡言，身体却很棒。每次张文支使他他总是来征求杨惠燕的意见，包括为杨惠燕做事也得得到她本人的同意。而杨惠燕一般总是给予否决。如一次张文突发奇想，要杨军向厂里请假来南京照顾他姐姐几天。杨惠燕知道后拚命反驳张文，说她根本不需要别人照顾，包括他张文。他要是想甩包袱那现在就甩吧，她决不会连累他。但她警告张文：不要把杨军扯进来。另一次张文写信告诉杨军：他姐姐需要补身子，让他设法从乡下弄些甲鱼上来。不久后的一天杨军提了一蛇皮口袋甲鱼来南京，大大小小有一二十只。杨惠燕非常心疼买甲鱼的钱，虽说乡下比南京便宜，但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她让张文去楼下的菜场把甲鱼卖掉，张文死活不肯。他说：“要卖让杨军去。”杨惠燕又不让。后来那些甲鱼在卫生间的浴缸里一放就是三个月，杨惠燕坚持不肯食用。我想她肯定把买甲鱼的钱偷偷塞还了杨军，并让后者不要声张。在天津新村的套间里三三从此多了一些动物的玩伴。
在张文看来，杨惠燕的身体是被她家的人拖垮的。追本溯源自然离不开她那不幸的少女时代。而后来杨惠燕的爸爸和弟弟对她的依赖也将计算在内。现在好了，她病倒了，将不久于人世，而他们还不放过她，一趟趟地跑来，不是讨论她的病情和治疗方案，而是来找她拿主意或要什么东西。对此，杨惠燕似乎还挺满意的。突然之间张文有了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家在拚命维持杨惠燕的生命，而他们一家却在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张文觉出了某种不公，尤其是杨惠燕本人的态度令他十分失望。她对他们家人的感情显然是无条件的，情愿被利用，对我们家则另眼相待。为此张文和杨惠燕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在杨惠燕生病的后期我们经常能听见这样的争吵，砸东西、相互咒骂，动辄痛哭流涕。那时杨惠燕已离不开卧室一步，再不能甩门而去了。我们也被一道帘子限制在外面，无法进去劝阻。何况争吵的原因不是为了另一个女人或纯粹感情上的问题。这一时期的争吵总是把双方的家人卷进去。围绕着一个人的死亡，一切都变得那么赤裸、不加掩饰，真让人不忍听闻。
张文说：“我们家人对你这么好，妈妈伺候你，我为你跑医院、请气功师……”
杨惠燕：“我爸爸还没问你我是怎么得的病……我们家人够老实的了！”
张文气急：“你就是被他们拖垮的！”
杨惠燕说：“这不过是一种解释，还有另外的解释呢！”
八九年夏天到来以前杨惠燕的病情开始急遽恶化，据说随时都有去世的可能。医生要求她再次入院，这样抢救起来会方便一些。并没有任何新的医疗方案，只不过为了抢救的方便及时，也就是说杨惠燕最后还得死去，只不过是死在医院的病床上而不是家里。
杨惠燕拒绝入院，她决心死在自己的婚床上。在此她表现出了对张文一家的眷恋，至少与医院的病房相比天津新村的卧室是更理想的地点。看得出来张文从中感受到了莫大的安慰。甚至，杨惠燕也没有提出过要回徐庄去，回到她爸爸的家里去死。也许她是不想给他们添什么麻烦吧？那时张文已不再妒忌，因为他的确是想让杨惠燕死在自己的怀抱里的。问题是怎样度过炎热的夏天。
当时杨惠燕身上的皮肤已开始全面溃烂，张文每天得为她擦洗两次和换药。家里的苍蝇越来越多，一股淡淡的酸味儿飘浮在门窗打开的房间里。开始我们还以为是三三作祟，由于杨惠燕管理不力而在何处随地方便了。后来才确信这是腐烂的气味。由于它越来越浓烈，我们的心里开始有了某种不好的企盼，说穿了就是希望杨惠燕早死──如果她一定要死的话，否则度夏的确是一个难题。我们希望一切在真正的伏天到来以前就已结束。
杨惠燕已经需要吸氧了。张文从医院里借两只氧气袋，放在床头柜上，时刻准备着。他已不敢撇下杨惠燕在朝北的书房里过夜，将活动床搬回他们的卧室，好随时听候呼唤。那段时间是非常紧张的，我们都被告知杨惠燕快了，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以及怎样出现。当时正值学运高峰，有时候杨惠燕清醒了，她总是要问我们一些情况。在她的枕边有一台收音机，她尚有体力拉出天线，调至大家都感兴趣的频道。她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好让聚在客厅里的我们也能听见。我们一帮人在客厅里讨论的时候也尽量大喊大叫，照顾到杨惠燕的存在。这样的交流是能让她忘却肉体的痛苦的，渐渐地，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本来，张文召来一帮朋友聚在客厅里就有以防万一的意思，怕杨惠燕一旦出事，也好有个照应。而且，当外面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却因为杨惠燕不能出门，叫一帮人到家里来聊天也是为了过瘾。所有的人都被那件真正的大事吸引住了，甚至包括杨惠燕，她的生活在行将结束之际竟奇迹般地有了一个目的，就是要等着看那件事的结果。现在她打定主意能挨一天是一天，双方不会永远相持下去，总会有一个了时的。
那时候她已与爸爸和弟弟告别过了。她爸爸来到走廊里的时候再次哭了，抽抽泣泣地，就像一个孩子。墙的另一面，杨惠燕恸哭失声。她用衣物掩住口鼻，直哭了个天昏地暗。我们站在客厅里，正好位于这对诀别的父女之间，看他们彼此伤心落泪又不想让对方知道，心里也不禁酸楚起来。谁都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老头儿拿着女儿买给他的颈椎理疗仪，颤颤巍巍地下了楼，奔汽车去了。只有女儿的死讯才会把他召回这里。他们再来的时候杨惠燕已必死无疑了。
（编辑：邵钰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