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出生在河南嵩县田湖镇，今年48岁。其实，直到他参军的时候，户口簿上的出生日期还是空白。母亲回想之下，只能断定他生在1958年，因为那年粮食丰收。至于具体日期，最后是由大队会计决定的。
嵩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曾经连续20余年人均收入河南省倒数第一，有进步也是倒数第二。而田湖，是宋代理学家程颐、程颢的故乡。即使到了今天，那里的人们还是愿意守着土地，出门打工的并不多。按照阎连科的说法，这就是中原文化，与现代生活有一种“内在的对立”。
阎连科时常用“三个崇拜”来概括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崇拜城市，崇拜权力，崇拜健康。“少年时最重要的就是要逃离土地，这个逃离，从表面看，就是想吃饱肚子，想挣份工资，想过城里人的生活。”
阎连科：我14岁出门打工，每星期六骑个破自行车到洛阳去，骑得两个大腿上磨出血泡来。第二天干一天活，给建筑队搬砖提灰，然后再骑回去。那时候觉得，洛阳有这么多漂亮的高楼大厦（其实也就三层四层），街道也宽，还有路灯，洛阳的姑娘也这么漂亮，每人都是一股雪花膏的香味……我觉得首都不在北京，就在洛阳，洛阳就是我心目中的首都。我就向往，一生中能在洛阳工作，能在洛阳找个对象。望着某一个窗口的灯光（那时我家还是煤油灯），就有种幻觉，这灯光将来是我的家会如何如何……那种少年的想象特别荒唐。所谓崇拜城市，就从那时开始。
少年时崇拜权力，也非常具体。我到两程故里去读高中，天不亮起来给自己烧饭，吃了饭往学校跑。走出村庄的时候，天亮了，每天都会看到村长的女儿站在村头，穿双雪白的球鞋，手里拿块雪白的馒头，慢慢地嚼。说白了，她就是站在那给人看。我就想，毕竟是村长的女儿啊。再一个，每天中午，会看到公社干部提个开水瓶，敲着搪瓷碗往食堂走，边走边唱歌。我就觉得，这就是干部嘛，这样的生活太美好了！
还有一点，说大了，是崇拜生命，说小了，是崇拜健康。从我有记忆开始，家里就病人不断。大姐永远腰疼，十多年不停地看病，也找不到原因。直到70年代末期，省里的医疗队到了我们村庄，说应该到郑州去拍个X光。这之前从没听说过X光。家里开始卖粮食、卖椽子、卖鸡蛋，准备点钱，父亲带姐姐到郑州做了手术，其实就是股骨头坏死。
阎连科兄弟姐妹四个，他最小。那时他特别盼望有朝一日，过年能独自吃一盘饺子，吃一盘炒得金黄的鸡蛋。贫困的生活虽然充满辛酸，也留下了温暖的记忆———包括他如何因为偷东西而挨打。
阎连科：温情的东西在我家一点不缺少，我是在爱和被爱中长大的，除了因为偷东西被父亲打过两三次。
小时候偷人家苹果，父亲问哪儿来的，我不敢说，父亲坚决给你把苹果扔出去。最严重的一次是跟几个小孩偷黄瓜，我们跟游击队一样趴在黄瓜架下面，仰着脸吃，吃饱了拿着黄瓜走了。可到了晚上，那家人发现卖黄瓜的钱丢了，人家要靠这个生活，就一家一家找。父亲知道了，先给我两耳光，然后让我跪在地上，你再怎么说没偷这个钱也不行，坚决不让你起来。
还有一次是到乡里，看到公社干部的刮胡子刀，是个金黄的、特别漂亮的小盒子，犹豫啊，出来又回去，折腾了三次，还是下决心把它拿出来。回去我跟父亲说是在公社门口捡的，父亲说送给人家去，我说送给谁啊，父亲再三问，后来说没人送就自己留着用吧。这个刮胡子刀一直陪着我父亲，最后我把它放到父亲的棺材里。我对这样一个偷从来没后悔过。
阎连科的父母不识字，但一直尽量让孩子们读书。他们从没有什么“望子成龙”的念头，只是因为从前做生意经常算错账，所以就想让孩子念书，会写信，会算账，就可以了。直到初中，阎连科才发现自己有点特别———他写了篇全班最长的作文。
阎连科：我6岁上小学，最初成绩不好。一年级的语文、数学，一个60分，一个61分。后来忽然从洛阳转来一个女同学，坐我旁边，长得漂亮，穿得也好，洋娃娃一样，好看得你就不敢看她，学习还特别好，你想和人家说话又永远不敢。受了这个刺激，我开始知道学习了。
初一才开始写作文。课本里有一篇斯大林悼念列宁的文章，老师讲完了让我们写篇作文。我就写一个同学如何学雷锋帮助五保户，写了六七页，也分三大段，完全模仿那篇课文来开头结尾。老师说，你的思路打开了，但作文并不是长了就好。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思路”，第一次觉得自己做了件独一无二的事———写了篇全班最长的作文。
那时我有个同学，哥哥是空军飞行员，往家寄了套《红楼梦》，同学借给我看，我就把好的词句记到本子上，往作文里抄。老师看了很惊讶。可能就是从那时候起，作文好一点。
因为大姐做手术，阎连科家里生活非常困难，终于供不起他念高中了，他跑到水泥厂去做工。就在这前后，他读到了张抗抗的《分界线》，他一直说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小说。因为他得知，张抗抗凭这篇小说从北大荒被调到了哈尔滨。写小说居然可以进城！于是，他也动笔了。
阎连科：我最初开始写小说，是70年代中期，十七八岁，写了个“山乡血泪”什么的，完全就是电影《小花》那样一个故事。后来看到《小花》，那感觉说不出来，辛苦那么久，这不人家电影正放呢。
逃离土地的愿望是支持你奋斗的动力。我白天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写。父母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害怕孩子得了神经病，但又觉得这件事可能与众不同。从小我们家里晚上八九点钟母亲是要催熄灯的，怕费油。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我写到夜里12点、1点，母亲从来没说我浪费过油。
念高中家里实在供不起了。我有个叔叔在新乡水泥场当工人，就介绍我去做工。拉板车，运矿石，每天干8个小时，挣一块六，想再干8小时就得拖关系找后门。叔叔给工头送个烟啊，请他们吃个饭啊，好让我每天干16个小时。这是我挣的第一份工资。我用挣来的钱给父亲买了个收音机，也是一直陪着他，最后放到他的棺材里。那小说也带了过去，干8小时就写，干16小时就不写，就这么从七六年做到了七八年。
然后父亲忽然让我去高考。我想这哪能考上啊，父亲说你初中时学习很好，考吧，即便考不上，回来当个村干部也行。
我复习了20天左右。在考场上，我举手说作文纸不够用，老师就说，要向这个同学学习，你们看，他三页纸都不够用。写这样的作文，肯定可以考上大学。所有的目光都望着我，我自己也激动不已。
考完了，在家里天天等通知，等了一个月，盼啊盼啊，结果那年，全县没一个考上的。
把屠格涅夫笔下的草原风景搬到部队操场上 [NextPage]
1978年底，阎连科参军了，来到河南商丘。他说，是文学改变了他的命运。可是，命运的转变，往往要追溯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伏笔。阎连科的字写得很漂亮，那是因为他初中时遇到一位书法很好的语文老师，总带着学生练毛笔字。阎连科的这个才能，在部队很快派上了用场。
阎连科：在新兵连，我一写名字，人家看字写得不错，就让我去出黑板报。我们的教导员叫张英培，爱写古体诗，他看到我在黑板报上写的顺口溜诗歌，就把我叫去了，问我是不是爱写诗歌，我说我爱写小说。他问小说在哪儿呢？我就赶快通知哥哥把那个“山乡血泪”寄过来。结果，家里烧火做饭，把那东西烧掉了，就剩了中间一部分，哥哥给寄了过来，没头没尾地拿给教导员看了。
七九年，武汉办了个文学创作学习班，教导员就推荐我去。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小说还分为长篇、中篇、短篇，第一次知道有杂志叫《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
当时正打对越自卫反击战，部队住在铁道边，随时准备开拔。学习班解散后，我先回了趟家。黄昏时一进家门，母亲正在做面疙瘩汤，一看见我，碗掉到地上，泪就出来了。
我这才知道，父亲从打仗那天开始，复发了肺气肿，就没睡着过，每天晚上在院子里散步，听半导体，听前线的消息。在家住了几天，我回部队了，刚巧部队就从铁道边撤回来了，不用去前线了。
阎连科终于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不过，那可不是出于什么对文学的热爱，他知道，只有写作才能使他脱离土地。就在他的愿望破灭，已经踏上复员回乡的火车之时，一辆吉普车疯狂地冲上月台，命运之手再次拨转了他的道路。
阎连科：那时候目标很明确，当了兵就是要提干，一定要留在部队，脱离土地。而我在部队唯一的优势就是写作。
第一次发小说是《天麻的故事》，发在武汉军区的《战斗报》上，大半版，震惊全团。写的是一个小战士想入党，送了天麻给教导员，教导员悄悄退回，写了封感人的信，把小战士教育过来。现在看那小说有一半都是抄屠格涅夫《白净草原》的风景描写，把草原的风景搬到我们操场上。人家就说，写得很好，看你对大自然多有感情啊。得了8块多钱稿费，三四块钱给战士们买糖吃了。教导员把我调去当了新闻干事。
那时有规定，名字在省级报纸上出现五次，记三等功；《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或《中国青年报》出现一次，也记三等功。我哪敢想那些大报，就盯住军区的小报纸，歌颂八一节啊，写写练兵场散文啊，实在凑不够五篇，就写读者来信。
不打仗了，我提干的理想也跟着破灭了。那时有个规定，前线回来的人，立过功的都要提干，结果干部特别多。接着就有文件，说要重视文化课，不再从战士中直接提干，必须通过考军事院校，而考军校年龄不能超过20岁。我当兵时就20岁了。
也就只能写写东西了。我的理想就转为入党，回去当村干部。到了第三年，入党了，也不能提干，就想回家。村长告诉我父亲，让我回去当支部书记，我觉得也不错。我领了117块退伍费，两个月粮票，给家里人买了衣服，全副武装就准备回家了。
已经上了火车，忽然我们团长开个北京吉普，疯了一样开过来，大喊，阎连科在哪个车厢？他告诉我，武汉军区参加全军战士业余演出队汇演拿了第一名，其中有个独幕剧是我写的，为此给武汉军区分了20多个提干指标，一个搞创作的指标就落到我头上。我犹豫不决。团长就说，给你一个星期回家，一个星期不回来，就证明你放弃。回来，就提干。
家里人特高兴，说连科要回来了，赶快给他找对象。结果我回家一说，一下把父母难住了。在县城邮电局工作的哥哥知道了这事，下班后踏着月光跑回家说，一定要让连科回部队，他爱写东西，回家里一点用都没有。于是，家里卖了头猪让我还退伍费，我拿着钱和粮票就回部队了。
回到商丘，又折腾了七八个月，到八二年12月31日才提干。那时觉得，所有的奋斗从这天开始见效了，我终于脱离土地了。
阎连科当过连队的指导员，对农村兵的苦辣酸甜感同身受，那段经历，对他后来写大量军事题材小说非常重要。而且，他也初次尝到了“权力”的甜蜜滋味，但是那种内心深处的自卑依旧固执地左右着他的个人选择———他拒绝了一门“好亲事”。
阎连科：我刚当上指导员，忽然发现，不用端洗脸水，不用挤牙膏，什么事通讯员都给你做得地地道道……莫名其妙地既不适应心里又有种甜蜜蜜的感觉。那种对权力的欲望，是有甜头的。
提干以后，开封的军干部处忽然来了个人，说开封有个组织部部长，要给女儿在部队找个当兵的，要靠得住，有前途的。让我一定要同意这件事。第一个想法是，我到她家除了拖地板就没别的事干。我一口拒绝。那时的确不成熟，想在城市找个姑娘，还想让人家通情达理，别欺负你，家里条件不要那么好……说白了，就是自卑。
我这样一代人，从农村出来，无论如何是活得非常谦恭的。一方面对权力特别崇拜，一方面又有很大的恐惧。无论如何，我的亲人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我心里非常清楚，即便是一个乡长，你就必须尊敬他，他对我无所谓，但对我母亲、姐姐特别重要。甚至为了这些人你会做一些极庸俗的事情。今天，我们县里任何一个局长到北京来，我还是会非常谦恭地对待他们。反过来说，他们对我家也照顾得非常好。
你对权力的崇拜会逐渐转化为恐惧，这种恐惧完全是日常生活带来的。你可以在小说中，在精神上抵抗一切，但你会在日常生活中对一切都进行妥协。
成不了伟大小说家是因为心中的仇恨太多
在我的想象中，通过写作构建一个世界，是阎连科这样总是处于焦灼状态的作家缓解和现实世界关系的最好方式，哪怕仅仅是发泄。可是今天，最让阎连科困扰的是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作，目标彻底失落了。
阎连科：少年时目标非常明确，逃离土地是支撑我写作的动力。后来这个目标实现了，又有了新目标，就是要成名成家，愿望非常强烈。尤其八九年前后，疯狂地写作，现在看90%是垃圾。那时候其实与挣稿费没多少关系，就是强烈的虚荣心支撑着你。身体好的时候，一天写个八千字一万字，写个十天半月，都很容易，从来没有短篇超过两天，中篇超过一个星期的……这个阶段没持续太长时间，虚荣心还没彻底满足的时候，忽然有天一下床腿麻木了，拍个片子，腰椎间盘突出。也不知道有多厉害，还一边折腾一边写，直到你不会动的时候，想起姐姐、父亲、母亲的病，想起20世纪大师们那些病态思维的小说，忽然某根断的弦接上了。身体不行了，写作自然减缓了，你对小说也会产生新的认识和理解，尤其九四年前后，发了《年月日》等一系列东西，那时成名成家的欲望的确在逐渐减少，开始了对生命的新认识。[NextPage]
今天我的确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作了。我觉得过去特别好，不管怎么着，目的明确你就活得充实，写作就有意义。但是到了今天，写作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找不到一个理由，连精神发泄都不是。
现在世俗的理由我都特别羡慕。想成名成家，包括想拿诺贝尔奖，我都觉得非常好，都会引导作家孜孜不倦地写下去。巴尔扎克不就是为了挣钱，为了和贵妇人交往才写的嘛，这并没影响他写出伟大的作品。写作目的是什么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目的要明确。
我的同辈作家们还是有理想的，这种理想对我而言，即便是庸俗的，也是重要的，但是我找不到。世俗的理想对写作的支撑是极其重要的，不管作家承认不承认，但它是存在的。今天，我对任何写作都充满谅解，以前我严词批评人家写反腐败小说，现在我觉得，写什么都可以。
可是阎连科还在不停地写，《受活》、《丁庄梦》，近乎一年一部长篇。他失去了写作的目的，他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为什么不热爱生活就不可以写作？
阎连科：《丁庄梦》我九六年就想写，这个念头老在你心里放着，就觉得也很烦人。倒真不是说要关注人类，我没那么伟大，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完，然后心里干净了，一了百了。没有任何创作欲望。也可能是因为特别闲，每天不上班。下次再写可能也是因为，唉，实在太无聊了。对我来说，能重新找到写作的理由，特别重要。
文学到了今天，我不认为有多大意义。不能帮你发家致富，不能帮你流芳百世，也不可能去改变任何人的世界观。对于世界的混乱，文学能纠正一点吗？半点都不能。
在中国作家中，我属于不太热爱生活的人。所以写作对我的确不是件愉快的事。沈从文和汪曾祺在这点上特别伟大，他们能一直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这是件了不得的事，但对我来说，这的确非常非常难。无论你是爱一个人，厌恶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或者卷进一个事情，你都会发现，每个人背后都不那么简单，每件事都扯不清道不明。
说白了，是我不热爱生活。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为什么不热爱生活就不可以写作？为什么低于生活就不可以写作？这其实是强词夺理，那并不是一个真正原因。
托尔斯泰的确能做到爱仇人，爱敌人。我不能成为伟大小说家是因为心中的仇恨太多，这是没有敌人的仇恨，也不知道仇恨什么，但一切都在失去，一切都不是你希望的样子。我心里明白，需要爱人，需要调和得好一些，但又做不到。也许有一天，仇恨减少些，会重新调动起我写作的激情。
（编辑：田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