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艺

    采访者：外滩画报

    受访者：秦立巍

　　秦立巍是第一个录制全套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的中国人。在这个大师们都在频频录制小品和歌曲以迎合市场的年代，秦立巍和环球公司采取了知难而上的姿态。“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可能开始要牺牲一点，很痛苦。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不能完全迎合观众，还要挑战观众的思想。”既然要挑战观众，就要拿出令人折服的成绩，秦立巍的这套双碟的5 首大提琴奏鸣曲专辑，反复录制了足足两个星期。第二遍推翻重新来过的过程，让他明白，音乐并不是要证明什么，而是要在听众与贝多芬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秦立巍说：“贝多芬写这些曲子用了25 年的时间，而我从9岁初次演奏贝多芬的曲子至今，也差不多25 年，现在是一个契机。”

　　上次见到秦立巍，是去听“很威猛”室内乐音乐会。这个颇为“凶猛”的名字，其实是取青年钢琴家宋思衡、小提琴家黄蒙拉和大提琴家秦立巍三个人的名字谐音组成。这个上海大剧院签约的三重奏，虽然看上去是三个大男孩的组合，但秦立巍比另外两名80 后成员大了一辈。不太在国内逗留的他说：“之所以回来开拓国内市场，就是因为看好它。中国古典市场上世纪90 年代才刚刚启动，即便与日本比，都晚了近100 年。由于国情问题，理应成为主流受众的四五十岁中产阶层，又不太接受古典音乐，所以，我们要更有耐心。”

　　看秦立巍的履历，很容易让人忘记他的出身，直到听他用上海话说话，才回过神来。由于父母都是演奏家，秦立巍似乎总比同龄人先行一步。13 岁离开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后，他来到澳大利亚就读贵族中学，19 岁前往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师从柯西勃姆深造，26 岁荣获“澳洲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得到澳洲政府赠予的价值1000 多万元人民币的意大利瓜纳利大提琴。

　　秦立巍说，他的目标是做一名综合性的艺术家，包括教育、独奏、室内乐和组织音乐会多个层面。“教学使我自己拉琴更有逻辑性，演奏使我的教学有说服力，室内乐帮助我学习，组织音乐会则让我结识更多的音乐家。综合性是任何一个好的音乐家都需要的，一直独奏会使音乐有片面性。”除了开音乐会之外，少年老成的秦立巍早早投身了教育事业，成为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也不能让他满足，就在不久前，他已经转投新加坡的YONG SIEW TOH 音乐学院任教。

　　秦立巍表示，许多与他同辈的中国音乐家刚出国时都遭遇了很多挫折，因为这些在中国受音乐教育的学生都是以独奏家的要求训练出来的，出国后突然发现不能做独奏家，而是要进乐团，只能重新开始学习。有些人很幸运地考上了，也有很多人到现在都考不上，因为从小没受过这种训练。在国外，室内乐非常受重视。受过西方和中国两种模式教育的秦立巍说：“中国都是独生子女，人人都想拉独奏，做人上人。而我在英国的学生，一上来就告诉我，他们的梦想是考乐团，这样就可以坐在一个大的团体里，听到交响乐立体的声音。在中国，人人踢足球都想当前锋，都想进球，要是在门口把球传给别人，那是不肯的。包括郎朗，你在中国可能看到他弹协奏曲，在瑞士、德国，他也做许多钢琴三重奏和其它室内乐。如果你光想着超过别人，是不能搞室内乐的。”[NextPage]

　　B=《外滩画报》

　　Q ＝秦立巍

　　B ：你的新唱片录了很长时间？

　　Q：我从礼拜一开始录，5 首奏鸣曲，一天一首，录到礼拜五。等录好了，我自己客观地以听众的角度听了一遍，发现自己求胜心切，做得太夸张了，比如一个重音，我做得很厉害，音响上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但其实贝多芬是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的。

　　B ：现在这个版本你满意吗？

　　Q：这个重新录制的版本比较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贝多芬那个时候是不可能在2000人座位的厅里表演的，他们的琴也不可能像我们现在钢丝的琴，整个会小很多。我这张唱片本身就想仿古、纯真一点，而不是把现代的东西附加在里面。现代的感觉人人都会做，但是我想让听众感觉回到了那时候。

　　B ：外界有人称你为“马友友第二”，你有压力吗？

　　Q：虽然大家都是黄皮肤，但其实我们受的教育很不同。他是世界大师，而我还是青年艺术家，还有很多路要走。他做的形式让他有很多空间，譬如他做贝多芬的时候，我相信也是很纯的，而他做“丝绸之路”的时候，跟蒙古人拉马头琴，就很自然，因为这本身就是草原的音乐。我很尊敬他有能力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我觉得这相当了不起。

　　B ：澳大利亚的古典音乐的基础也不深厚，你觉得有什么值得中国借鉴的？

　　Q：有一段时间，墨尔本交响乐团很希望吸引更年轻的观众，所以他们做了一年的计划，广告做得很前卫，曲目也选很现代的，观众量却没有上去。后来，他们把曲子换成贝多芬、莫扎特的，观众就都来了。比较危险的做法是所有东西都迎合二三十岁的人，觉得他们必定会喜欢流行的东西，到最后就把自己的路都堵住了，逼着自己一定要跨界。这就是我这张CD 的目的之一，要让大家了解正宗的古典音乐，而不是迎合观众。

　　B ：以你的教学经验，你觉得中国的音乐教育有些什么可改进的？

　　Q：教育是在帮助他们，而不是命令。当然，命令对7 岁到十二三岁的小孩是好的，但到了大概十五六岁以上，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主动性，有自己的经历和一些音乐理解。我比较喜欢学生把我作为朋友而不是爸爸，他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消化，就很好。

　　B ：说说你在新加坡的学校。

　　Q：新加坡政府在大概8 年前想搞个音乐学院，他们投资了2.5 亿元，YONG SIEW TOH 女士给了2.5 亿， 总共有250 个学生，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每个人都是全奖。它就是要做个高端的学校。一年前我正好与新加坡交响乐团合作，他们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兴趣。我想，我再在英国教30 年，皇家北方音乐学院也不会因为我而改变，但是在这里，是真正能做点事情的。这个学校让学生拉很多室内乐和乐团，当然独奏也拉。他们出来找工作很方便。我觉得中国音乐学院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想做独奏家，但是只有百分之一的独奏家，那么不成功的人呢？只有一个郎朗，还有5 万个不是郎朗的人做什么呢？他们没有乐团的经验，很成问题。其实在欧洲、美国都是这么训练的，要拉很多各种各样形式的音乐。

    （编辑：邵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