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年初，捷杰耶夫率领俄罗斯最负盛名的马林斯基歌剧院、基洛夫交响乐团和芭蕾舞团共510人的庞大阵容，来为正式启用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揭开序幕。对于中国的歌剧和芭蕾舞迷来说，这实在是难得的视听盛宴。紧张的排练和演出间隙，捷杰耶夫接受了本报专访。

　　55岁的瓦莱里·捷杰耶夫（Valery Gergiev）被称为“整个俄罗斯的指挥家”，他率领的马林斯基剧院也因“具有魔力的声音”而备受赞誉。

　　他曾用了短得难以想象的4周时间，筹划和运作了莫斯科复活节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征服了那些过去对圣彼得堡持怀疑态度，并且嫉妒马林斯基剧院的国际声誉的莫斯科市民。 
 
　　他还是基洛夫剧院有史以来第一个被投票选举出来的首席指挥，那年他35岁，获得了85%的选票。他的上任也使基洛夫歌剧院摆脱了由于经济困境而带来的危机。

　　他还是具有世界影响力。在东西方之间游刃有余的俄罗斯音乐家。1991年他在美国指挥旧金山歌剧院成功地演出了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战争与和平》。1995年他指挥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并于1997年被聘为该团的首席客座指挥。在指挥艺术上具有一种“魔术师般的魅力”。他的技巧精确完美，节奏、音色、力度的对比以及声部的平衡感非常清晰细致；他的指挥动作十分轻松，双臂半吊且下垂，显得自然而又舒展；他击拍准确，点线分明，隽永流畅，同时有着极强的爆发力。捷杰耶夫是世界公认的极具艺术震撼力的管弦乐戏剧大师。

　　2007年12月25日至2008年1月6日，经过无数回合的谈判后，捷杰耶夫终于率领马林斯基歌剧院、基洛夫交响乐团和芭蕾舞团共510余人，来京上演马林斯基剧院的保留剧目经典歌剧《伊戈尔王子》、基洛夫芭蕾《天鹅湖》、《珠宝》和《海盗》。其中，歌剧《伊戈尔王子》也将成为正式启用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揭幕剧目，这也是该剧2001年复排后首次在中国演出。捷杰耶夫将亲自指挥这部歌剧。对捷杰耶夫的到来，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赵汝蘅说：“希望从此能奠定国家大剧院今后应该请什么样的剧团来演出的标准。”[NextPage]

　　B＝《外滩画报》 G＝捷杰耶夫（Valery Gergiev）

　　很荣幸国家大剧院邀请了我们

　　B：此次中国演出以歌剧《伊戈尔王子》作为揭幕作品，是因为它的地位重要，还是因为它的庆典意义很浓？

　　G：《伊戈尔王子》是一部俄罗斯民族的英雄史诗，反映了俄罗斯人的乐观精神和坚强意志。同时，它也是一部大型作品，有很多舞蹈场面和合唱，有80多人起舞的场面。选它作为首演剧目也是因为它充满了节庆庆典的气氛，很适合庆祝国家大剧院这样一座刚刚开幕的崭新剧院。

　　B：《伊戈尔王子》是鲍罗丁根据12世纪俄罗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自编脚本并作曲。作曲家从1871年开始写这部歌剧，遗憾的是，1887年作品还未完成，作者就去世了，由另两位作曲家续完。你如何评价他们三位的音乐风格？

　　G：鲍罗丁英年去世，他本人是物理学家，但音乐天赋很高。另两位作曲家也很杰出。但我更欣赏鲍罗丁创作的那段最经典的《波罗维茨舞曲》，它热情洋溢，充满欢乐节庆氛围，很适合节庆开幕演出。它曾经被许多人改编过，沙拉·布莱曼就将它改编成了《天堂的陌生人》（stranger in paradise）。

　　B：此次的演出团队庞大，有510人左右，但以新人为主。

　　G：对，马林斯基剧院近两年在不断更新换代，我们更多地起用了新人，他们虽然年轻但很有经验，刚刚在大都会剧院登台表演，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相信他们能够超越他们的前辈。

　　B：西方媒体评论你是“音乐和政治的双重天才”。事实上，此行北京演出的政治意义也非常大。你自己对自己的双重身份怎么看？

　　G：此次演出和政治没有关系，只是为了展示俄罗斯的文化。但是如果我表现得很糟糕的话，那就不只是文化上的失败，也关系到政治了。从这个角度上说，此次演出也和政治有点关系，如果演出失败，大使馆就要拿我们是问了。

　　B：你对大剧院的设计怎么看？

　　G：剧院是一种综合建筑，建筑设计、观众座椅、音响等都非常重要。大剧院还在施工时，我就来过，戴着安全帽在里面走了一圈，当时的印象就很好。现在落成的大剧院非常漂亮，很有艺术气息，空间设计很合理，从演出厅到剧院非常方便。这里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标志。对我来说，这是现代中国的象征。中国越来越繁荣，政府也越来越关注百姓的文化生活，我很高兴中国开始普及艺术。这个大剧院的建成会吸引更多的人走近艺术。

　　我们的马林斯基大剧院有几百年的历史。一年前，马林斯基大剧院在因大火被毁的音乐厅旧址上恢复原貌，也新建了一个音乐厅。新音乐厅的音响效果非常棒。开幕时普京也来了。但对我来说，建一个新剧院只是多了一个工具，就像意大利手艺人又做好了一部手风琴。

　　B：你为了参加国家大剧院的开幕演出，不惜违约，推掉了纽约大都会12月25日的演出协议。为什么重视此次演出？

　　G：事实上，我的日程安排都是提前几年敲定的，2007年10月我在维也纳，11月我在日本。当我得知可以来大剧院演出时，和我的美国朋友商量，请他们不要生气，和他们尽量达成一致。当然，我非常喜欢纽约大都会剧院。这次演出我其实等了10年。

　　我曾参与过非常多的剧院开幕，俄罗斯、西班牙、德国、美国、日本都有。但对于我来说，来参加北京的开幕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如果中国几亿年轻人都知道国家大剧院和开幕演出，对全世界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事情。按理说，国家大剧院开幕可以请德国或西班牙有名的歌剧来表演，我们非常高兴，国家大剧院邀请了我们。

　　音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B：1978年你初次登台亮相，指挥演出了著名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战争与和平》。当时的表现如何?

　　G：初次登台指挥时，我只有24岁，就像你现在一样，但我指挥起来轻松自如，一心想着只要认真指挥就行，当然我也对自己和对乐团负有责任。那是我指挥生涯中很重要的一次经历。

　　B：1977年，初露峥嵘的你获得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当时的西柏林。这在冷战时期，是很难办到的。

　　G：去西柏林的机会很难得， 我是以国内获奖选手的身份去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去，只有一个指挥家前去柏林参加比赛。去了就一定要赢，为国争光。

　　B：你和普京总统是好朋友，说说你们的关系好吗？

　　G：我和普金私人关系很好，认识普金是在1993年，那时他还不是总统。我很尊重他，他很重视艺术的发展，我们常讨论文化问题。普金先后6次来马林斯基剧院参观，也很关心剧院的资金问题，但我从不因为私人关系，强求他为我们做些什么。另外，我不是政治家，我对政治的一些想法，绝对不会影响他，既不能作为决策，也不能作为参考。

　　B：你是否认为音乐拥有可以改变人类的思想、意识、行为的力量？

　　G：我认为音乐至少不能立刻对政治产生影响，但音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B：音乐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G：我在兴奋时，能看到音乐的意象，就像进入了音乐的情景里，和其中的人物对话，和作曲家交朋友。你们来听我的演出，在那里一坐几个小时，纯粹拿耳朵听。你们看见乐池里那个拿指挥棒的人左摇右摆，不知为何那么陶醉，殊不知我眼前展开了一幅画卷，我已经进入了音乐。如果有一天我对音乐没感觉了，大脑里空空的，那就太危险太可怕了。如果一个国家有钱但没知识，那种文化贫穷比物质贫穷还可怕。

   （编辑：全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