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肯·史密斯 译者：王崇刚
巴赫创作的6部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无疑是古典音乐的核心曲目。王健已经成为世界各地音乐厅里让人熟悉的面孔，他作为音乐会独奏家和室内乐演奏家经常得到很高的评价。这个录音为巴赫组曲代来了永恒的现代气息。一种沉思的，几乎是冥想的风格的演出，伴随着让人兴趣盎然的青年音乐家强列的个性。
史密斯：在你作为大提琴家成长过程中，巴赫的组曲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健：我的父亲是一个大提琴家，演奏的几乎全是古典音乐，但是我起初对巴赫的作品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响。对于我，它是美好的，但太复杂，不象一些其他的大提琴音乐有很多的旋律。在9到10岁的时候，我开始公开演奏巴赫——不是整个的组曲，一次只演奏2-3个乐章。在《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部记录片中亮相后，我成了“橱窗”里的孩子，一个星期要公开演奏3到4次。
我还记得有一次为几个德国音乐家演奏巴赫，出现了记忆失误。我开始在舞台上哭泣，台下的人跑过来拥抱我，吻我，但这只是让我感觉更家困窘（当中国人心烦或者困窘的时候，你不要管他们。你要假装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困窘）。其中的一位对我说（是后来被翻译过来的）：“这是最难记忆的东西，不要感觉羞愧。你奏出了动听的音乐。”
随着演奏巴赫组曲次数的增多，我演奏得越来越好。它们成为我灵魂的避难所。我知道它听起来非常严肃，但这是为我为自己演奏的音乐。在我演奏了很多的协奏曲，感觉疲惫的时候，当我厌烦音乐的时候，我就独自演奏巴赫。接着，所有的东西变纯净了，我的灵感也回来了。
史：这么多年来，你处理巴赫音乐的方式是如何深化的？
王：一开始，我试图像歌曲一样演奏这些组曲，让它们听起来很优美。但是到了我20多岁，它们不仅仅是优美，还有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实现的理想境界。对于我来说，这是朝向另一个精神世界的观望。此后，我开始改变演出方式，我注意到其他人也是这样做的。从中，我得到了像马勒交响曲那样巨大的感染。音乐从心灵开始，就像我们为自己演奏的旋律。它就像生命，是以细胞为单位生长起来的。
史：你出生在中国，却居住在西方。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你把你自己放在什么位置？
王：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感觉我，但我认为自己处在两个世界之间。我在16岁的时候离开中国，以后一直生活在西方。在国外的头一些年，从16岁到20岁，这是我个性成熟的阶段。在我看来，我已经非常美国化了，但是我很大一部分还是中国式的。
史：中国式的部分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王：除了演奏大提琴，我做得最多的事情是读了很多中国的书籍，有时在床上用手电筒看。我不能把我称做学者，但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比较深的掌握。然而，音乐是一种语言，有它自己的风格和习惯。一个伟大的作家可以写出一部伟大的书，尽管是用他精通的语言，但是里面的信息是关于人性本身的。我不能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让我成为一个不同的艺术家，因为我认为音乐同样是关乎人性的。
史：尽管如此，你给这部组曲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诠释。巴赫毕竟不是中国人，那么你如何在他的音乐中表明自己的东西？
王：巴赫的音乐有很多旋律表现了中国人的生活哲学，比如谦逊、愿望不要成为欲望、喜爱但不一定占有。这都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因为我在这些价值观中长大，这些东西我感觉很亲切。巴赫的音乐让我更加确信这些人生理念。我不知道德国人如何感觉，但我可以告诉你，巴赫的音乐完全打动了我，我可以用我的方式理解他要诉说的东西。没有德国血统或者没有与巴赫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我并不感到紧张，相反我很自信，因为他的音乐深深地触动了我。
史：促使你形成这样的看法用了多长时间？
王：我想说，形成这样想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部电影Tous les Matins du Monde。让我感动的一个场景是，当Saint Colombe坐下来开始演奏，想起他的妻子刚刚去世……朴素的音乐响起，触动我的神经，我流下了泪水。从那时起，我听了很多的巴洛克音乐。我感觉它们很像中国的诗歌。你知道，一些协奏曲就像小说，有迷人的、奇异的故事。当你读20个字的中国五言绝句，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感觉，在那4行诗中，每行有5个字，你得到了微观的宇宙，那样浓厚，那样淳朴，让你感觉整个世界更加和谐。
史：你定居在西方，但经常去中国演出。在你的艺术和你的观众那里，这样的背景的重要性有多大，？
王：我感觉很幸运。我能演奏我的音乐，与其他人分享我所珍爱的东西。如果你去看我的上一代人，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失去了所有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有伟大的艺术家，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做想做的事情。最近，我读了一篇中文的评论文章，它说：“中国的表演者已经与西方最伟大的名字并列，我们可以安心地说，我们的艺术家与他们一样伟大。”
中国人欣赏巴赫组曲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们尽管理解它而且喜欢它，却总是把它当作别人的东西。我认为这就是我所要做的，如果足够多的人听我演奏并说：“他很像我们”，我就有能力推倒这个藩篱。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