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张桂梅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我本是高山》在11月17日至19日点映期间，出乎主创团队意料地收获了大量差评，影片陷入巨大争议中。24日如期上映后，更多人加入到争论中来。
张桂梅老师1983年从教，1996年调到华坪县，多年来为这一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事业，尤其是女子教育工作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力和物力。张老师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倡导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张老师也有诸多荣誉称号，最为大家熟知的是“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在大众媒体上的“感动”形象。
即使只是如此简单的两段介绍，我们也能感受到，张桂梅本人、电影人物张桂梅以及作为时代榜样的张桂梅精神并不是一回事，影片引发的争议实际上也来自于三者间的差异和张力。批评意见认为，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犯了一些“原则性”错误，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归为两类。
一是从性别视角出发，认为影片所表现的女性形象一则刻板，比如妻子的力量源泉来自丈夫，女学生向男老师表白，二则不合理，比如好不容易有了读书机会的女孩们竟然逃学逛夜市，再比如把酗酒的父亲改为母亲等。二是从人物精神动力出发，认为亡夫角色所承担的情感意义过重，没有表现出党的引领和张桂梅的个人动力。总体而言，二者都指向影片对张桂梅的“矮化”。也因如此，几乎所有的影评都成了围绕立场的举证和对辩。
如果影评沦为立场宣言，那么所有的讨论都只能始于好恶，终于对错。而这既回避了对问题的挖掘和思考，也背离了艺术创作与文艺评论的初衷与真谛。因此，不妨从论据式影评的拉锯战中抽身出来，重新思考几个基本问题。
人物与形象
既然围绕《我本是高山》的争论充分表达了观众和“人物”之间的冲突，那就先来梳理一下人物和角色——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三个“张桂梅”——之间的关系。即使我们把张老师身边所有人的讲述，包括她自己的陈述，全部整合到一起，也无法得到一个“真实”的张桂梅，我们得到的只能是关于张桂梅的不同讲述。也就是说，真正的张老师既可以被反复讲述，也无法被真正讲述，因为一个真实的人永远大于对他/她的讲述。
而这个张桂梅在成为时代精神和媒体人物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就已经“消失”了，或者说“重生”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我们见到的已经是复数的张桂梅精神。正因为是复数的，所以才允许我们添加自己的理解和期盼，允许我们将自己的行动汇入其中，进一步塑造她、壮大她。
如果说张桂梅精神是复数的社会形象，那么电影中的张桂梅又必须被还原为一个具体的角色，一个介于本人和社会形象之间的人物，创作者要为这个人物寻找情感支点、设置冲突和激励事件，定好事件高潮，最终让她获得属于自己的银幕生命力。创作这类作品的困难之处也在这里，看似“照本宣科”，但要理解这个“本”是哪个“本”又并不容易。
但是理清了人物与角色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解开论争的扭结点，而这样的矛盾恰好也出现在王宝强执导并主演的电影《八角笼中》。这部影片的主角向腾辉是一个和张桂梅老师相去甚远的角色，他不仅坐过牢，还曾经带着孩子们打假拳挣钱。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用格斗让这一群大凉山的孤儿打出了自己的未来。影片中的向腾辉经历了两个层面的危机：当马虎和苏木信心满满地准备冲击全国冠军的时候，曾经打假拳表演的视频突然成为网络热点，向腾辉涉嫌虐待儿童，俱乐部被勒令关停，二人只有转会才能保留参赛资格，种种巧合都指向大俱乐部的资本运作；而视频在网络上发酵之后，向腾辉也成了千夫所指的黑心老板。前者是资本的压力，后者是道德的指责，二者合围之下摧毁了他人生的合法性。剧情中网络观众和“人物”向腾辉之间的冲突仿佛一种现实隐喻，不同的是在《八角笼中》二者获得了现场和解的机会。借着一场自导自演的变脸，向腾辉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委屈，当初他面对的是怎么让孩子们活下去，现在被质问的是教育方式有问题，这是同一群人，但又是两个问题。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更适合和《我本是高山》这样的传记电影放到一起看的，并不是《一个都不能少》《美丽的大脚》这样文学性非常强的虚构作品，而是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八角笼中》，两位主角曾经面对的都是如何救人的紧急问题。相信在女高草创阶段，张老师承受的压力和她的执着——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她的偏执——相比片中所讲，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惟其如此一项伟大的事业才能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熬出来。这里不是影片有没有把党的指导放在第一位的问题，而是即便有各级政府给予的大力支持，也仍然需要这么多人的苦守苦熬，才为偏远地区的女孩们护住了一片天。影片所表现的张桂梅对老师们的苛刻，现实中张桂梅拒绝接受做了全职太太的学生的捐款所引发的争议，都是张桂梅的B面。展现“不完美”的张桂梅显然不是对她的矮化，认为张桂梅必须毫无缺点时刻伟大，或许才是对她经历的所有艰难困苦的回避。
性别与情感
除了人物与形象之外，另一个争议则关乎性别和情感，而这又不仅仅只是这部影片所遭遇的问题。如果说80、90年代的女性主义思考主要集中在学院体制内，那么今天文化语境中的女性意识则全面下沉，既成为了文化工业的重要生产指标（影视、出版行业的女性题材热），也成为了社交媒体的流量标签（“性别互换，评论过万”）。大众文化的确越来越重视女性的声音，但关于女性的讲述却并未因此拓宽，女性意识下沉的另一面是性别话语正在陷入标签化危机。
应该说，从不存在单纯的性别问题，性别问题是具体而复杂的社会困境的脆弱崩塌点。这么说绝不是要否认女性所遭遇的切实的苦难和具体的困境，而是说如果把性别话语理解成一种正确与否的是非困境，那就背离了女性主义的初衷。女性主义恰恰是要告诉我们，没有一种预先存在的女性本质与女性意识，因此，我们才需要到具体的情境中去思考去创造，而不是让作为完成时的女性意识操演出一个“合规”的我。
影片用了几段闪回来讲述张桂梅和丈夫之间的动人故事，但恰是这几段闪回被认为是“败笔”。事实上，即使我们随意翻看张老师的百度介绍，也会发现类似的讲述：1996年8月，一场家庭变故让张桂梅从大理来到丽江山区，原本只想忘却爱人过世的悲伤，她却看到了山区贫困孩子一张张渴望知识的纯真面庞，爱的本能让这位女教师在山区扎下了根。百度介绍当然不能作为例证，但却可以将其看作是关于张老师的一种社会想象。也就是说，影片这样来设计并非不合理，甚至可以说问题就在于太“合理”了。
张老师从大理到丽江或许是因为丈夫的去世，但扎根华坪并为偏远地区的女孩们开辟出一条荆棘之路，显然需要更现实的原因和精神动力。影片没有为此做更多的努力，没有给予张桂梅这个角色更多展现内心的维度。这就导致了叙事层面的裂痕，使得学校里的苛刻和回忆里的温柔难以在情境中缝合。
但要理解观众对情感线的拒绝，仅从剧作层面来讲也还不够。影片的另一处情感“败笔”是学生向卢老师告白。徐影影结婚，卢南山的青春爱情故事彻底划下句号。女生们悄悄在黑板上写下爱心和祝福，让手电筒化做星光，这是慰藉也是感谢。徐影影走的时候，她们还只是在走廊上嬉笑调侃的吃瓜群众，现在她们懂得了老师们的悲喜，这是所有人的成长。如果影片只讲述某一个女生对老师的表达，那就是伦理问题，而全班同学的表白，则是对女高终于成为真正的情感共同体的确认。
也就是说，拒绝学生向老师“表白”，拒绝丈夫作为精神动力，实际上也暴露了我们今天正在遭遇的情感危机，我们既不相信情感可以具有超越性的力量，也不再相信“生成-情感”的可能性。也因此，类似《鹦鹉杀》这样试图探讨爱与欺骗之间共生关系的影片，才会遭遇同样严厉的批评，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欺骗只能是一道是非题。
影片中，张老师最后一次见到爱人是在生命垂危之际。她听见爱人的呼唤，推门追去，门外竟是一片山野。山野中的她是那样动人那样美丽，那一刻她终于从教室、宿舍、食堂、家访中抽身出来，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她内心也是有千山万水的。可是，她又听见了孩子们的歌声，于是决然转身，告别爱人。
只要走进电影院，我们就能从影片中感受到女孩们的艰难。她们要被张桂梅找到，才能获得这个随时可能失去的上学机会；要懂得为什么学习，才能赋予自己力量；要不被家里出卖，才能熬到考试那天；要付出百倍努力，才能刚刚来到山脚；要登上高山，才知道高山何谓。踏错任何一步，此生都将不再有做选择的权利。让她们获得第二人生的是女高，但女高不是终点，更不是唯一的答案。
女高之后怎样？这是张老师开辟的路，也是我们要一同走下去的路。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