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导演柯文思，四次提名奥斯卡，其中两次捧走奥斯卡小金人，此外还有16座艾美奖等众多荣誉，创造了以“真实、惬意、共鸣”为核心特征的纪录电影美学。从事纪录片和剧情片创作的40余年来，柯文思用镜头记录平凡人生活中不平凡，展现闪烁着人性光辉和时代精神的故事。
这位走过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导演，近年来选择了在上海定居。因为在他看来， “如果一个人渴望看到未来，那么就应该去中国旅行。”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不久前落幕，柯文思担任了北影节天坛奖评委会的评委，并举办了大师班。大师班当日，北京下大雨，柯文思没想到现场依旧火爆，会有那么多人冒雨前来。看到中国年轻影人求知若渴的眼神，自言是位影视“老兵”的柯文思，也是倾囊交流。
在柯文思看来，今天的中国无疑是影视创作的宝矿，无数激动人心的故事在这里上演。他语重心长地鼓励中国纪录片创作者：“你们所做的工作可以影响到很多人，也能够改变人们看待一个国家的方式，所以你们的能量非常大。我希望大家可以拍摄出更强大、更具有人情味的片子。中国需要你们去讲故事、打破我们之间的藩篱，跟全世界心连心。”
1981年首次来中国
即期待有机会为中国拍摄纪录片
柯文思1972年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开启了他的传媒人生涯，因拍摄纪录电影《史蒂文·比科的生与死》获得1978年度蒙特卡洛电影节大奖而声名鹊起，之后，他被邀请到纽约为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特写”纪录片部门制作和导演电影。1989年，柯文思凭借《你不必去死》获得第六十一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2003年，他执导并担任制片的电影《天堂的囚徒》再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提名。2014年，柯文思的纪录短片《住在6号公寓的女人》更为他捧回了第二座奥斯卡小金人。在纪录片之外，柯文思也在好莱坞担任了十余年的“剧本医生”，参与了《世界末日》《保镖》《太阳泪》等多部经典剧情片的制作。
柯文思与中国的缘分始于1981年。住在北京饭店的他，清早就听到长安街上传来清脆的自行车铃声，“街上几乎看不到轿车，成千上万的人骑着自行车去上班。”柯文思在中国待了将近9个月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在四川和云南的偏远山村，在长江和黄河沿岸，我被中国人民勤劳、坚韧和乐观的天性深深打动。我与各行各业的人们交流，曾睡在招待所里、农民和小商贩的家里、长江驳船的甲板上……这是一次难忘的旅程，我得以窥见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非凡文明，也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想我有一天会再回来，为伟大的中国人民拍摄一部讲述他们故事的纪录片。”
这一等就是38年。2019年，受中国外文局“解读中国”工作室委托，柯文思来中国创作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再次来到中国，柯文思为这片土地的惊人变化所震惊，也看到了中国蕴含的蓬勃生机和巨大潜力。对于柯文思而言，“中国不仅是创作的天堂”，中国的崛起与复兴更是“二十一世纪最大且持续的新闻故事”，始终焕发着活力与惊喜。
正因如此，2015年起，中国成为柯文思创作和生活的重心。他实地走访各个城市，倾听并挖掘普通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透过作品让全世界看到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故事。
在《柴米油盐之上》中，柯文思将镜头对准那些普通人：挨家挨户劝村民走出大山的村支书、身高不足1.6米的女货车司机、年过30才开始学爬杆的杂技演员、创办了快递公司的普通人……这些普通人通过奋斗书写着自己的命运，而这种内驱性的个人奋斗，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蓬勃生机。
柯文思坦言，自己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一大问题是语言障碍，这在他看来是很大的困难，“通过沟通来建立信任”这一拍摄纪录片的关键法宝，对他而言是失效的。这种情况下，好的制片人便需要代替导演完成这一工作。柯文思称赞韩轶作为制片人给他带来很多帮助，“她和她的团队可以创作出一个情景来让我执导纪录片，因为他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人物，对人物进行调研，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接受镜头，接受外国工作人员的面孔。”
此外，柯文思发现中国人整体是慢热的，所以需要受访者慢慢打开自己，“纪录片团队和受访者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生活，这样一方面可以和纪录片的主人公们建立更亲近的关系，也可以从表层底下观察到一些更深层次的情感，而这些展现在影片里才是有力量的。”
而作为外国人在中国拍片的优势，则是让柯文思获得了不一样的视角，“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看待事物的方式跟大家很不同，我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从西方视角来进行解读、分析很多细节，大家视而不见的东西我可以把它们分离出来。”
拍摄纪录片比拍虚构电影难多了
如何定义纪录片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纪录片与剧情电影相比，孰轻孰重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柯文思大师班开场便从“非虚构与虚构”这一话题作为切入，制片人韩轶说自己更愿意把纪录片讲成“非虚构电影”，“在我看来它们都是电影，只不过是两个形容词不同。与其将纪录片和电影完全区分开来，不如用非虚构来定义，这样更能清晰地看到纪录片的本质。”
柯文思则认为纪录片与剧情片的分界并不绝对，体裁和题材都只是人为划定的范畴，更深刻、更值得讨论、更具世界意义的内容永远在真实的彼岸等待电影人的探寻。
柯文思坦言，拍摄纪录片比虚构电影难多了，他认为，与被拍摄者的关系是区分虚构电影与非虚构电影的关键。虚构电影有演员，拍摄时间和地点都相对固定，“导演和演员的关系是专业合作关系，导演跟演员沟通，支付演员薪酬，演员扮演他们的角色，他们每天都会来到现场进行彩排，扮演各自的角色，最后领取工资就走了，这就是整个过程。”
而拍摄纪录片不一样，拍摄者所承担的责任要复杂得多，因为合作者并不是以表演谋生的演员，而是真实鲜活的人，“纪录片中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情感和喜好，要想赢得他们的信任，并不容易。他们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理想，他们不希望靠自己的表演领取薪水，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纪录片来表达一种说服力。” 因此，为了让被拍摄者能更自如地表达，沟通成了纪录片导演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导演要提供给纪录片演员安全感，能够让演员安心地分享、发表他们的见解，他们不希望被别人利用。作为纪录片导演，我们更多的工作是和被拍摄人物建立安全感和相互信任，这是在拍摄之前要做的事。”
选对了拍摄对象，片子就成功了一半
柯文思认为，拍纪录片就像是谈恋爱，导演需要投入自己的情感，跟拍摄对象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在他看来，“选角”是拍摄纪录片时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它关乎一切，选对了拍摄对象，片子也就成功了一半。”
柯文思认为，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拍摄对象，可以开放地对话，讨论自己的生活，那么纪录片的拍摄会顺利很多。其实，这一点也并非只适用于纪录片，柯文思说：“所有的电影，无论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必须要找到你的主角，如果找到这个人，基本上事半功倍了，找到对的人，沟通也会高效，所以选角的过程中要依靠整个团队，以及团队选角的过程。”
因为语言问题，柯文思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需要制片人韩轶帮助柯文思完成纪录片选角，韩轶说：“电影选演员要试戏，我要知道他们的能力，这个角色是否能够符合我的标准，纪录片也是一样，只不过选角的过程不是试镜，而是要不停地去寻找最能体现这个片子的人物。”
韩轶介绍说，选角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偶然碰到，比如与柯文思合作的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中第一集的主角便是机缘巧合下结识的，相处过程中感受到信任度和开放度都比较符合，便一拍即合。另一种情况则需要坚持，不停地寻找，“三四年前，我做的一部电影，导演说要把这个故事讲好，需要一个这样的女孩，她大概是什么样子、经历了什么情况、可能会做什么事情……导演是在虚构人物，我们把要求给到调研员，挨家挨户地找，一家一家地敲门。调研员一开始压力非常大，这么多条条框框，时间又很紧，我们以为找不到了，但最后居然找到了一个相似度非常接近的角色，后来那个故事真的非常好。”
关于选角，柯文思说起了他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困扰，“中国很多人在谈论自己的时候会比较回避，一般而言我不会说他们害羞，我能够找到最好的词是，他们会更多地关注自己。” 韩轶也补充道：“中国人很内敛，很少大笑、大哭，我们的情感是往内收的。剧情片中情感的表达会比较容易，演员是有技巧的，是可以演出来的，但是，真实生活中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真的是看运气，任何一个人不可能想笑就笑出来，必须是发自内心的，非虚构中的难就在于此。”
做扎实前期调研，找到好故事
角色选好后，找到好的故事也是重点，柯文思分享他找到好故事的秘诀就是一定要把前期调研做扎实，“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我有一个月、两个月的准备时间就可以了，或者去一个地方找到一个人就可以了，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调研准备好故事后，柯文思表示一定要去与拍摄对象见面，“一定要去敲门、见到这个人，还得看他在镜头上的表现是怎样的。要想说服拍摄对象，我们要先把自己交出来，跟对方建立起真正的情感链接，赢得信任。”
而对于好故事，柯文思认为他作为一名“老外”，看什么都新鲜有趣，可是对于中国电影工作者，也许很多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很多东西你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中国仍有很多很值得向世界去讲述的事情。电影的力量常常被低估。其实，电影的力量是巨大的。这是软实力，但软实力仍然是实力。我不认为可以用电影改变世界，但可以通过电影改变人们的观点和偏见。年轻的电影工作者、纪录片工作者要珍惜软实力，通过文字、影像的力量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去改变中国在西方人心中的带有偏见的、先入为主的印象。”
讲故事的方式也是评判纪录片导演水平的一个标准，柯文思说自己的原则是，一定要非常努力地尝试用镜头和图像来表述故事，而不是通过解说、文字语言来传递故事。“故事的叙事要依赖于图像，一个镜头可以传递很多感情、可以传递更多信息。如果没有办法用图像传达故事时，再退而求其次选择文字进行表达。电影就像一砖一瓦，之中是有混凝土连接的，文字像混凝土水泥一样，视觉上的东西是主角，如何把它们剪辑在一起是需要互动和配合以及相应的主次明晰。一定要提醒自己这是一个视觉艺术，虽然语言很有力量，但是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使用文字语言，大部分时间要用图像进行诠释和描述。”
通过情感做电影
柯文思认为，纪录片导演是社会的观察者，在中国创作的这几年来，他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人有一种历史使命感。柯文思说：“中国人的记忆里有着近代屈辱、苦难的一页。中国人现在正在努力奋斗，中国正在发生伟大的转变。在过去三四十年间，中国出现了很多变化，但同时大家都知道，可能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未来一定会非常美好，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柯文思看来，中国是创作的天堂，不缺好故事，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影片，表达他对中国的理解，为搭建中西方互相理解的桥梁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希望用影片记录中华民族自尊、自信的一面，记录中国人民对生活的热情和乐观。我们拍的是中国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用镜头展示中国人民的生存之道。英雄在民间，普通人的身上也有闪光点。我的任务就是用影像记录下他们闪光的时刻。”
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故事，走过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柯文思显然有一番心得，他认为纪录片能够获得国际的青睐，个体的情感是走向世界的桥梁。“总是在说中国的故事怎么走出去，实际上很多时候要去找的是人类共通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我们有14亿多个个体，选角的过程中，我更愿意聚焦在个体。因为个体上很容易可以讲到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最终落脚点是情感，打动过观众的作品无外乎让人哭、让人笑、让人感动、让人深思，都是情感并不是数据，也不是枯燥的道理。”
柯文思表示，自己拍的不是新闻片，而是带有感情的纪录片：“我做电影是通过情感来做的。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也坚信这一点，就是当你看一部让你感动的电影的时候，它会触及你的心灵，你就会在余生中记住它。”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