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劼人
昆曲,如今已经不再简单地被理解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它甚至成为了一个时尚的符号。当“昆曲复兴”这种简单的口号或者判断过于浮泛的时候,我们也许更应该关注其背后各种复杂的问题。
王安葵 ——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黎安 —— 上海昆剧团青年演员
记者:昆曲申遗成功已经近7年了,从7年的经历来看,申遗成功对于昆曲在当代发展究竟呈现出什么意义?
王安葵:我觉得昆曲申遗的成功,从社会、从业人员、领导三个层面对昆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整个社会开始重视昆曲。对于文化来说,社会舆论、社会氛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起一种扭转社会风气的作用。很多原来认为昆曲是老古董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审视它,不再认为昆曲是自己听不懂的东西。年轻人中,现在出现了以传统为时尚的风气,觉得懂一点古典的东西,不是落后,而是紧跟潮流。另外,对于从业人员来说,是一种振奋。当时很多专业剧团进行了庆典活动。从领导来说,也更加重视了昆曲的发展。
黎安:对,全社会对昆曲的关注都增加了。现在演出,我们能发现台下的“黑头发”变多了,不再像以前,观众群以中老年为主。年轻人不仅走进了剧场,闲暇时还会来学唱昆曲,一改民间曲社白发人居多的情况。
王安葵:但我觉得也并不是说昆曲申遗成功,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当时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文化部的一个座谈会上曾经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喜忧参半的事件。喜的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受到了重视,忧的是凡被定为遗产的项目,都是日子不好过。所以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地来看待申遗成功这一事件。
记者:申遗成功后,观众多了起来,商业演出也多起来了。各种青春版、现代版、实验版昆曲进行了成功的市场运作。商业因素的加入,对昆曲的发展有何利弊?是否最后会使昆曲丧失艺术的独立性,而成为票房的附庸?
黎安:我觉得好处就是推广了昆曲;弊端也显而易见,演多了,演员会演疲掉,导致包装更多于内在的艺术含金量。比如说,总是演一出戏,干到后面我会烦,反正也就这样了。如果观众不是真正来看表演的,那么对自己的艺术提高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商业成分多,对艺术还是有影响的。
王安葵:我觉得昆曲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走向商业化,而且也不可能走向商业化。进校园也好,申遗成功后广泛的演出也好,可以说观众确实是多了,但要按照市场来说,并没有很大的赢利。包括青春版的牡丹亭,有人问白先勇先生,是不是赚了很多钱。他说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他解释说牡丹亭纯粹是亏本的买卖,还动用了很多私人的关系来支持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有商演机会,总比没有演出机会要好。
记者:昆曲是不是应该走小众文化的道路,来保持其高雅的格调,这是否有悖于昆曲的普及?
王安葵:昆曲不是小众文化,但也不会像流行歌曲那么普及,特别是在整个社会对昆曲比较重视的情况下,喜欢看的人会越来越多。但是昆曲毕竟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才能理解的。比如在北大和学生看牡丹亭,有一折是柳梦梅去寻找岳父,到旅店的时候身无分文,他便想用笔和书做抵押,但别人却看不上他破旧的纸笔,于是他就说“我的笔是‘生花妙笔’,我的书太旧那是因为‘读书破万卷’”。演到这里的时候,学生们都会心地笑了,这样的幽默是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才能明白的。
记者:专业剧团近些年常常在争议声中创作新剧目,有些被人称为昆话剧,而让人记住的也不在多数。这样的创新其意义何在?
王安葵:从戏曲史上来看,每个朝代创作的剧目都很多,真正留下来的很少。既然古代如此,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苛求。要求每一个现代创作的戏都要获得肯定,并能流传下来。我们要在量中求质,因为不被肯定而不写,那更没有好戏可以流传了。昆曲的家底很厚,传统一定要继承,这对于昆曲保护很重要。然而当代的人,还是有必要去增加些新东西。当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写昆曲、演昆曲的。写的人要有相当的文化修养,做充分的准备。包括现代的王仁杰、郭启宏等作者,新创作的本子,还是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准。比如郭启宏所写的《南唐遗事》,虽然现在演得不多,但观众回想起来,还是津津乐道的。很多新剧没有重复演出,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并不一定是因为没有得到肯定。
黎安:确实如此,很多创新的剧目不能让人记住,也有体制原因。如果一个体制能激发人不断创新,但却没有提供条件,让创新出来的剧目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被打磨得更完美,那怎么可能让人记得那些新东西呢?剧团虽然是一个艺术团体,但毕竟也负担着其成员的生计,如果对已创作的剧目进行加工改进,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那完善一个新事物的动力何来呢?
记者:关于昆曲继承和创新的争论,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两者之间无论在人力资源上、时间成本上,都有一定的冲突,应该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呢?
王安葵:总体上来讲,这不矛盾。当一个昆曲表演者有创新尝试的时候,可能对传统剧目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他原来演一些传统戏,可能就照老师教的,一板一眼往下演;但当演过新戏以后,可能会对人物、表演等有过新的理解。这点可能黎安会有切身的感受。
黎安:是的。剧团的现实情况就是不可能围绕某一两人转,所以我们学习和练习传统戏的时间都是有限的。那么那些空余的时间就可以利用起来,编排一些新剧目,这对演员自身艺术水平的提升也有积极作用。学习传统,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学,但在自己编排新剧目的过程中,就要把已经学到的东西用出来。这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已经学到的东西。另外,创新是每个演员自己对于昆曲的不同的理解与追求。每个时代,演员的经历不一样,理解出来的昆曲也会不一样。
记者:新时期的昆曲表演,往往在舞台表演中加入了声光电的效果。虽然舞台漂亮了,但观众的焦点却从真正应该关注的演员身上移开了,怎么看这个利弊?
黎安:我自己的经验,声光电的运用,一般在新编戏中比较多,这是导演运用的艺术处理手段。对于演员来说,就会有更多的要求,比如一定要走到某个位置,否则脸部的灯光就不够亮。这类技术,可以适当地采用,用得好,就可以帮助演员和观众更快地进入到剧目所要表现的氛围中。但还是不应该用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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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葵:戏曲舞台上简单的布置,是因为它产生的时代,物质条件水平低。但在这样的条件下,戏曲发展出了自身独有的美学传统,将其劣势变成了优势,不仅突出了演员的表演,而且靠演员的表演来表现环境。所以布景的问题,一是着眼于是否对表演起了帮助作用;二是新的布景是否遵循了时空流动性原则。比如人们常常举样板戏的例子,杨子荣在前面举着马鞭跑圆场,而身后布景上的森林却是实景,一动不动,看上去就很虚假。所以,一桌三椅,演传统戏可以,但演新戏就会让人觉得太简陋、陈旧。有些变化是应该的,但这种变化应该处于一种次要和辅助的地位。
记者:昆曲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年轻观众的培养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如何加强?
黎安:我们上昆曾经搞过一些让昆曲走向青年的活动,我们排的《伤逝》也为了吸引年轻人,让他们知道昆曲不仅代表传统,也能表现现代。对于年轻的观众,我们要一点一点把他们吸引进来,首先让他们觉得昆曲是有趣的、好玩的,而不是陈旧的。当然同时也告诉观众昆曲是高雅的,但绝不是一开始就让人看冗长而严肃的,摆出一副“高雅的东西就这样,你要么接受,不接受就拉倒”的架势。
王安葵:另外我觉得,培养年轻观众,只能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上。过去的学生们迷恋戏曲,并不一定出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而是把戏曲当成娱乐手段,如同今天的学生喜欢周星驰、张国荣等明星。然而今天我们在青年观众当中培养爱好者,却仅仅出于“关注、热爱民族文化”的目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寓‘文’于乐”,把戏曲的文化价值用娱乐手段体现出来。
(实习编辑:庞云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