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记不清自己职业生涯中有过几次“帽子戏法”的前国脚高峰，从2013年的《星跳水立方》到2014年的《与星共舞》，直至即将于2月3日在保利剧院公演的话剧《帽子戏法》，三年内却完成了自己跨界综艺的“帽子戏法”。当年洪元硕慧眼识珠，8次登门终将17岁的高峰从沈阳领至京城，多年来，“快刀”与“浪子”相伴，惊鸿一瞥与绝情出走相随，旷世奇才与羡艳情史相依，但无论如何，谁也不能否认，高峰在国安的日子其实“蛮拼的”。
年轻时总被说个性难控、荒废自己，甚至透支青春，而他现在的身体状态却最像职业运动员，不仅没有肚腩、赘肉，更有一颗放纵的心。《与星共舞》中高峰的出场也是收视“高峰”，《帽子戏法》在北航音乐厅排练引来十几岁小球迷，峰回路转后才发现，其实“落寞浪子”从未相忘于江湖。
“从没想今后混文化圈，还得混体育圈，体育圈好混”
从去年12月25日进入《帽子戏法》剧组排练，每天下午一点半到晚上九点，之后还要赶到练功房学习舞蹈，凌晨回家为保持身体机能继续蹬自行车，周末则奔赴上海录制东方卫视的《与星共舞》，近段时间，高峰过着标准的艺人生活。在这出以足球为底色的话剧中，高峰饰演的队长虽已不是当红球星，但因在一场半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而找回昔日风采，用他的话说“角色台词不少，什么都有，但写得很真实，否则我又没学过表演，那不麻烦了。”
之前只看过郭涛主演的《堂吉诃德》以及姜文早年间的《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对话剧几乎一无所知的高峰对这次排演经历的概括却是“挺喜欢的”。“运动员出身，舞蹈、话剧都是我不懂的行业，演戏时怎么去站位，把什么部位给观众，开始确实不习惯，总是按生活思维，给观众的都是侧脸甚至后背。舞蹈也是，运动员老得低头看球，可舞蹈要求你昂着头，运动员走路逛了逛荡，可跳舞要求你一直得板着。”普通话都不标准的高峰，在话剧中也没有刻意要字正腔圆，“台词背起来很困难，但我会变成自己的语言，而且和我搭戏的都是有经验的老师，一旦我忘词，绝不会冷场，有人会帮衬我。”虽然在第一次连排时，高峰说自己的词也就对付能弄完第一幕，但他却并未因此而慌神儿，“踢球和演戏状态一样，上场前都会紧张，但我相信只要大幕一开、哨声一响，你一旦专注了，就会忘了紧张。就如同《与星共舞》，从第一期我就做好了下来的准备，没想都坚持到现在了。两个老师一周要教会你一支舞，国标、伦巴、探戈……我都觉得自己快成天才了。之前我连俩人搂一起跳交际舞，什么三步、四步的都不会，可现在，不到两个小时我就把一段舞捋下来了，连老师都懵了。但实际我腿上有积水，别说跳舞得蹲，坐着站起来都费劲。”跨界综艺风生水起，可高峰表示，“从没想今后混文化圈，还得混体育圈，体育圈好混。”
“如今踢球谁还用脚，不都用眼神吗？”
就如同北京这座城市如今已难有一个角落都是北京人一样，京字头的队伍中也不再是京籍的天下，但在高峰的那个时代，北京队中却鲜有京外球员的身影。一群北京孩子中的沈阳异乡客让高峰有了“浪子”一称，先农坛和永定门让他有了身处皇城之感，但也注定了性格中的孤僻、冲动甚至不屑。哪怕是同最好的朋友相处，他的“峰式”调侃恐怕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不会介怀的自然才是真朋友。
如今维系高峰与国安情分的是当年的一众老友，他谈的最多的便是队医双印，“他1993年就发病危通知了，现在见他我第一句话肯定是‘你还活着呢，退钱’。当时告诉我们最多也就一个星期了，我们都交了50块钱份子，可那时一个月才挣48块。我总说他，国安最牛的就是你，几朝元老都不算什么，董事长都让你给耗走了。现在他腿不行跑不动了，就坐在场边，全国联赛主场里最牛的就是他，连队医都有助手。”而谈起同时代的球员，除了对左右脚皆能起跳，门前嗅觉无人能及的高洪波夸赞一番，对于好友谢晖，他也是小怪话儿张口就来。“谢晖行，干什么都能占到便宜，买点东西都不落空，一件东西问人家多少钱，人说100，他说50 ，人说行，完了他给人45，人说不对呀，他伸出五个手指头，其中一个是断指，我这是45的意思。”说起现在的球员，高峰更是直言，“现在的球员踢球真帅，只要眼神一过去那不就得几百万啊，如今踢球谁还用脚，不都用眼神吗，眼神是到了，可脚法没到。”对于一贯的口无遮拦，高峰以一句“我怕谁呀，谁又怕我呀！中超、中甲、中乙那么多队，我又没指名道姓，你非自己往上安，那我没办法”轻描淡写。
“都说我当年离开国安是为了钱，其实俱乐部没人挽留我”
即便以自己的东北普通话为荣，即便当年在响彻京城的挽留声中绝尘而去，虽然嘴里说着颇为反讽的“北京球迷对我是真好，我在国安时，他们见我说牛X，走了之后，见我说傻X，我说好好，我傻”。但不擅表达更不会煽情的他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已经定格为一个个20多年挥之不去的画面：“与我们驻地紧邻的育才学校的学生，每天放学后都会穿过我们训练的先农坛体育场走向夕阳下的永定门城楼；1995年联赛我们拿了亚军，最后一场比赛后，球迷用打火机在先农坛上空营造了梦幻一样的夜景；听说球迷为了留我搞了万人签名，我去问俱乐部要，他们说没有……这些场景我都印象太深了。”
1996年万人签名留高峰的场景众志成城、惊心动魄，也让毅然出走的高峰从此留下了骂名，现在想起来，高峰用一句“咱这人脾气不好”来概括当年的选择。“我1988年来北京，同年就进了国少，跟同在国少的姜峰关系很好，管他爸妈叫干爹、干妈，于是就说找机会我们俩一个队踢踢。其实本来是希望姜峰来国安，为此我还去了姜峰家，跟干爹干妈也都表达了这个意思，他们也同意了。1996年打完足协杯后一起吃饭，他接了个电话说我去寰岛了，当时寰岛选人的计划中，有姜峰、我、彭伟国等5个人，他们跟姜峰在饭桌上就把合同都签了。他们说来我们这吧，钱多，姜峰开玩笑说你给我100万我就去，对方掏出合同说你签上字我就给你100万，这在那个年代真是天价了。后来他们又来找我，都说我是为了钱，其实如果为了钱我不用等到那时。但那时我说走，但凡国安有个实实在在的态度，肯定不会是这种结局。俱乐部那时的态度是，他们都说你得出去锻炼锻炼，人挪活，树挪死，没人挽留我，但我走了之后，一切事都推到我身上了，而且还让我一个星期之内必须从分的房子中搬出去。后来我还曾经想回来，在北京退役，但他们表示离开的一概不要，其实我挺寒心的。”
“我特别受不了教练说了不算连谁能上场都决定不了”
2003年，在31岁的当打之年因未过体测选择退役，之后高峰没有如其同一批球员中的很多人那样选择当教练或留在队中。“我这人特别接受不了那时很多俱乐部都是老板说了算，教练说了不算，有些球队是教练连谁能上场都决定不了，所以我开玩笑说自己不适合在中国当教练。其实不光职业球队，就连业余队都这样，谁都觉得自己懂球，可以指手画脚。弗格森为什么能在曼联一待就是十几年，没有尊重可能吗！所以有几个人真正知道中国足球的内幕？”
而这出他正在排演的《帽子戏法》想要传递的恰恰是不忘初心的正能量。“剧中讲的是俱乐部缺少资金，正好球队赶上一场决赛，赢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但是输却可以拿到来自对手的巨额补偿，大家纠结在这里，但最终还是决定全力拿下冠军。其实职业化以后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有人拿着一箱子几百万港币，让你输球，如果我当时拿了，也走不到今天了。从1988年我每月挣48块，有时跟国家队出去训练，几个月不领工资，回来能领好几百，两个人在广州大排档吃一顿都喝醉了，但这样的日子我觉得简单踏实。后来职业化了，我的工资慢慢从一个月1000块涨到10000块，国家队还有补贴，那时算上商业比赛在北京一年有个二、三十万就非常不错了，少的时候有个十几万，同现在动不动就上千万是没法比。”如今依然保持在天气允许时明星队和“老男孩”队一周双训的高峰，一直有一个待解的心结，那就是企业联赛。“我希望将企业联赛做起来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球员退役后的出路，让各个企业每年接收1到2名下队的球员，其实足球运动员退役以后几乎什么保障都没有，所以说有些人参与赌球其实也是为了生活。国家体委有一个为运动员服务的体育基金，但项目有局限，像足球、举重几乎兼顾不了。”
“我和儿子一周见一次，他想干什么我都陪着，有时也会踢球。”
高峰一边说着“中国足球的问题谁来也没用”，一边在亚洲杯国足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做客网络直播担任解说时对佩兰带领的这支国家队却给予了由衷的赞美。而他自己虽然没有身在球队，却一直做着在他看来是“天大的事”的校园足球。“我自己的公司主要做校园足球，十八九个教练，每两个教练负责2至3所学校。现在就是没时间，有时间我希望能每周去一所学校。现在我们的进校园小学、中学都有了，就是没进大学，因为成熟大学一般也都有自己的校队。”
身为父亲，高峰更关注的是教练如何能了解孩子心理。“现在的孩子你如果让他们像我们小时候那样从颠球开始练起，他没兴趣第二天肯定不来了，所以主要是培养兴趣。孩子们物质上不缺，关键得让每个人有融入这个团队的感觉。我要求教练，第一绝不能有体罚，以鼓励和表扬为主，孩子心理很容易留下阴影，小孩的自卑感很容易建立，不踢是小事儿，再留点阴影就麻烦了。我就是小时候阴影太多，才成现在这样；第二，你们两个教练，一个在讲另一个一定站得远一点，现在孩子可没谱，别回头再丢一个。我跟我儿子讲我们11岁都坐火车去重庆比赛了，他说那多好玩呀，火车座椅还能转过来，我说转什么呀，晚上都睡座椅下面，他说根本睡不了。我这后悔，根本跟他说不明白。我说的硬板，他说的高铁。”高峰的两个孩子，10岁的儿子跟着前妻那英，女儿则是现在的妻子带过来的，已经18岁在美国求学。儿子的两大爱好中，一是架子鼓，另一个便是足球。“但他妈是艺术范儿的，希望他学音乐，有时还说，瞧你儿子唱歌跑调儿，我开玩笑说那还不是跟你学的，你的遗传基因。说实在的，他现在的身体条件、爆发力和对球的感觉比我在这个年龄段时要好。我和儿子一周见一次，他想干什么我都陪着，有时也会踢球。”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