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最后一个夜晚，正值万圣节前夜，在这个被欧洲视为鬼怪世界最接近人间的时辰，斯特拉文斯基讲述士兵与魔鬼故事的《士兵的故事》在北京上演。当担任讲述者的影视演员赵立新上场说出士兵的那句抱怨“当兵苦，当兵苦，喝的是粥，吃的是白薯……”时，我立即辨认出，这就是12年前我第一观此剧时听到的由姜昆修改的词。

　　那是在2003年9月11日，保利剧院，余隆与中国爱乐乐团的一场交响音乐会，上半场演出的是波兰当代作曲家潘德列茨基厚重严肃的《第四交响曲》（为乐队而作的柔板）。将《士兵的故事》列入音乐季的曲目，显示了余隆作为艺术总监在曲目上的见识与品位，那次很可能是《士兵的故事》在北京的首次演出，尽管当时的节目单上出于谨慎并没有这么标出。剧本的中文译本无法找到，或者说根本没有，于是，我找到了昔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同事、法国文学专家刘晖博士，她以极为忠实原文的严谨译笔将法文的《士兵的故事》翻译为中文版本。余隆邀请了著名相声演员姜昆作为那场演出的参演者，我将中文剧本给他，他迅速按照他的理解做了一些修改，其中最醒目的就是在士兵上场的第一段话里增加了原剧本里根本没有的“当兵苦，当兵苦，喝的是粥，吃的是白薯”——一把将士兵从西方的土地拽到了喝粥吃白薯的东方古国！

　　《士兵的故事》是一部奇特的作品，正如它的作曲者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是一个奇特的人。这位1882年6月17日生于俄国彼得堡附近的奥拉宁堡（今罗蒙诺索夫城）、1971年4月6日逝世于美国纽约的现代作曲家，对20世纪音乐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一生不仅多次改变自己的国籍，成为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在音乐创作风格上也经历了多次变化，从早期的现代主义和俄罗斯民族风格到中期的新古典主义，再到后期的序列主义。他被称为“音乐界毕加索”，法国作曲家梅西安称他是“有一千零一种风格的人”——每一部为不常见的乐器组合而作的乐曲均自成章法，色彩独特。从他的三部举世闻名的舞剧音乐《火鸟》、《彼得鲁什卡》、《春之祭》开始，他就以不平行力度的刺激节奏、大胆的半音和声与新颖的音色不断更新着人们的体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爆发后，瑞士成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居留地，在音乐创作上他开始转向新古典主义。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是在像瑞士这样的中立国，战争也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各方面的匮乏，而且，由于斯特拉文斯基的大多数出版商都在敌对国，而他在俄国的庄园也无法继续为他带来收益，所以，这位已是乐坛知名作曲家的生活此时变得相当拮据。但音乐总要继续，于是，他组建了一个“袖珍剧团”，创作和演出只需少量人员参演的小型剧目，以此在瑞士各地乡间巡回演出。

　　《士兵的故事》由此而诞生。不过就连这样一部只需三位演员、一位女舞蹈演员和七位乐手（单簧管、大管、短号、长号、打击乐、小提琴和低音提琴）的“袖珍舞剧”在经费上都超出了斯特拉文斯基的预算。幸而得到一位名叫沃尔纳·雷哈特的业余单簧管乐手的慷慨资助，《士兵的故事》才于1918年9月28日在洛桑首演，由大名鼎鼎的指挥家欧内斯特·安塞尔梅指挥，演出大获成功。此后，由于西班牙流感的肆虐，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剧院纷纷被迫关门停业，因而直到1924年，《士兵的故事》才得以再度上演。尽管在为数众多、风格各异的舞剧音乐作品中《士兵的故事》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然而它呈现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以及出现在《士兵进行曲》中的著名的双重节奏，成为对后来作曲家影响深远的创作特征。

　　《士兵的故事》的剧本由瑞士法语作家拉米（C·F·Ramuz）根据在俄罗斯士兵中流传的故事创作，讲述一位士兵与攫取他灵魂（以一把小提琴来寓意）的魔鬼之间的故事。士兵利用半个月的休假回乡探亲，途中他坐在河边休息，拉起了小提琴。化作小老头模样的魔鬼闻声而至，与士兵攀谈，表示愿以魔法之书换取小提琴。士兵答应了，并同意去魔鬼家中过了三天。但魔鬼家中的三天竟是世间的三年！当士兵回到自己家中时，发现昔日的未婚妻早已同他人婚配生子。绝望之余的士兵求助于用小提琴换来的魔法之书，竟发财成为富翁。但他仍不幸福，于是出门冒险。某日他来到一个国家，恰逢该国的公主玉体染恙，茶饭不思，他毛遂自荐前去为公主医治，并思量将公主的病治好后能够娶她为妻。途中巧遇为同样目的前往公主处的魔鬼。魔鬼的招数是以演奏小提琴来医治公主的病，但在玩纸牌时他把小提琴输给了士兵。士兵用小提琴演奏各种舞曲取悦公主，治好了她的病，二人欣喜若狂，魔鬼则妒火中烧，诅咒士兵永远不得离开这个国家，否则将大难临头。士兵思乡难耐，邀公主一同回乡。二人刚跨出国境即被魔鬼俘获——魔鬼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样的情节所隐含的象征与寓意可以从多方面理解，尽管其中有些环节可以理解为契诃夫所指出的那种“由琐事导致的悲剧”，但其核心是人内心的魔鬼之念给人带来的诱惑与厄运，这一点，观众是可以透过士兵与魔鬼的外衣直觉地感受到的。正如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在他的《从黎明到衰落》中所写的：“读者也许看似天真，其实什么都懂。”剧场里的观众又何尝不是如此？先锋与晦涩中如果没有真正的人性内涵，这样的作品终究难以逃脱皇帝新衣的下场。在这方面，《士兵的故事》是一部具有亲和力的作品，它的剧本，连同斯特拉文斯基通过类似爵士乐规模的小乐队奏出的犀利而简约的音乐，都是易于理解的，尤其是开头即响起、后来多次重复的《士兵进行曲》，那种尘土飞扬的途中景象、疲惫劳顿的踉跄步伐，随着音乐的响起呈现于听众想象中。这样的时刻让我们相信托马斯·曼所说的，“戏剧首先必须重新意识到它原初的天职是大众艺术。”

　　但演好这样一部“袖珍”作品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12年前的那次，姜昆引入了另外两位朗诵者（娄乃鸣和张筠英）饰演魔鬼和担任讲述者，而舞蹈部分也扩大为由张志、徐刚和王启敏担任编舞和舞蹈，姜昆还要求制作了手枪等一小批道具，而那场音乐会的预算，尽管比当年斯特拉文斯基的“袖珍剧团”要豪奢很多，其实也十分紧张。但这些道具和六位演员的阵容，在我看来，并没有为演出增色多少，究其根本原因，除了姜昆作为相声演员对这部作品理解上的隔膜以及对音乐部分的漠然，也在很大程度上与音乐、戏剧和舞蹈这三部分各自为政有关。

　　2011年9月，斋藤纪念音乐节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的室内乐专场音乐会下半场再次演出《士兵的故事》，由日本四季剧团的王牌演员石丸干二主演士兵，恶魔由屡获日本各项大奖的导演兼演员串田和美饰演，公主由麻生花帆扮演。演出虽好，但语言的隔膜造成理解上不可避免的障碍。

　　而此次由李飚指挥、小提琴家刘弦等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七位演奏家联袂赵立新的演出，其阵容比当年的首演还要简单很多，却是将这部作品阐释得十分精彩的一次。赵立新这位以电视剧《于无声处》中的陈其乾一角而为我们熟悉的演员，对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有敏锐理解和响应，这可能与他毕业于全苏国立电影大学（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有关。他的台词功底使得他能够将讲述者、士兵与魔鬼这三个角色表现得绘声绘色，以至于令人感觉在其他演出中由三人担当实属多余。而李飚这位打击乐名家作为指挥家日渐娴熟的艺术手法，以及他曾就学于斯特拉文斯基故乡的经历而具有的对剧本和音乐的理解力，使得他将这部奇特的音乐戏剧之作阐释得非常富有质感。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