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变成了一份邮件
   
    当我终于感觉到自己是自己时，我已是一份邮件。并没有贴邮票，以一纸便条为据：姓名舒翘，年龄十一，送往《新安旅行团》，下签1944年10月。没有地址。也不知《新安旅行团》在哪里，只大概知道在苏北，我就被从苏中寄出了。
   
    我的感觉是爸爸妈妈终于将我彻底抛弃了。爸爸只喜欢男孩，大弟弟比我小两岁，长到两三岁时死于肝炎。第二个弟弟来到人间，不久这个弟弟又死了。在两个弟弟之间妈妈还生过两个妹妹，居然也先后死了。从此，爸妈很少笑容，爸爸常对妈妈发脾气。再后来，妈妈精神失常，愣是自己把自己的牙齿一颗一颗撬光。为此，爸爸常常呵责我：“你为什么不死？白虎星，是你克死了弟弟！”记得当时我活得很是抱歉，我为我老是活着，老也不死，觉得对爸爸妈妈很抱歉。
   
    当时全家在上海，住过只有一扇老虎窗的阁楼。我只有将自己缩到最小，尽量不出声音，吃饭时轻轻蹭上饭桌，睡觉时悄悄溜进被窝，玩耍时就躲在桌子底下。爸爸为履行做父亲的责任，“啪”地拍给我一张包罗万象排列着三千多生字的纸，要死记、死背、死写。到六七岁时爸爸的教育升了级，堆给我一摞书，竟是《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和《镜花缘》。
   
    这种奇怪的教育方式似乎也不是没有好处，当八岁时爸爸送我上小学一年级，就读了一周，二年级也只读了一周，就跳到三年级。读三年级还是比读《镜花缘》轻松，因此考第一就是必然了。奖品是白雪公主七个小矮人的大面具。
   
    1944年革命形势好转，爸爸曾将我送到护士班，但被剔了出来，“不要！”一句话定了终身。“送去《新安旅行团》吧，那里收小孩。”那个接收官说。
   
    于是，我就变成了一份邮件。
    
    我跳舞了
   
    终于走到了，我参加了《新安旅行团》，被分在儿童部。
   
    十一岁的我干些什么？大同志刷抗日标语，我负责拎着颜料桶，他渴了，“嘿”一声，我就尽量地踮起脚把水壶送到他嘴边。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和儿童团一起拿着红缨枪或木棍操练，唱歌，到妇女会教识字，在打麦场上排舞蹈，学纺棉花和织袜子……
   
    1949年我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是年十六岁。解放军进上海最难忘的镜头就是全体官兵露宿街头，也许是我们年纪小吧，陈毅军长安排我们住进了一座毫宅，淮海路1449号（现韩国大使馆）。
   
    没过多久，陈军长为年少的我们着想，要我们重新读书。头头们向我一望，哦，这丫头腿长，学舞蹈去吧！就这么决定分配我上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班了。
   
    十六岁才开始学舞。我们的主教老师崔成喜是国际知名的朝鲜大舞蹈家，我们的基训课是芭蕾，主课是朝鲜舞，副课还有“新兴舞”（即现代舞）、南方舞（是崔成喜老师根据印度、缅甸、印尼等国舞蹈的元素及审美提炼编创而来）。然后是京剧名角直接来教戏曲，《游园惊梦》《武松打店》《金山寺》《林冲夜奔》……整出整出连唱带做地学。
   
    从舞蹈班毕业，我就回上海歌剧院当了一名舞员，跳舞了。
            
    （实习编辑：明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