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国英
上海市舞蹈学校迎来建校五十周年，舞校老同事程沛然来电希望我为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创演作点回忆。
此时，我想念起李慕琳校长。这位上海舞蹈学校第一任校长，也是《白毛女》最直接的组织者和领导人，用现在市场经济的称谓，应是总监制和出品人吧。我想起这段历史，写下了以下文字。
一
李校长的面容最后一次停留在我眼前是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那是2001年的一个冬日下午，我从陈旭东那儿得知她住进了医院，便即刻想带束花前去探望。我把这意愿告诉了母亲。其实我这个人向来有点我行我素，连闯出国门这样大的事都没有与二老仔细商量，但这次不知是什么触动了我，让我在出门之前先告知了老人。感情这东西是无法明喻的。我要去看望的这个人，与我已经相隔了漫长的三十多年。三十多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但我始终没能见上她一面。我跟母亲说要去医院见老校长，三十多年了我都没有去看过她，我那八十多岁的母亲立即说那你要快去。
医院的单人病房里很安静，校长侧身躺在床上，微微闭着眼。我看着她，本来就花白的头发全白了，软软地贴着脸颊，脸上神态平和，不见痛苦。我弯身趋前在她耳边轻声絮语着：“李校长，我是蔡国英，我来看你了。”她没有反应。我转身把手里的一大束鲜花递给了一个丰盈的中年女子——校长的媳妇。她说她不认识我，但知道蔡国英这个名字。她还告诉我，李校长经常是这样睡着的……
二
在我记忆的深处，留着我与校长的最后一次对话，时隔如此长久却印象依旧清晰。
那是“文革”初期的一天，有人通知我去她的办公室。这时的校园充斥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鲜红的墨水在她的名字上打上了×。当时的我完成六年芭蕾学习刚毕业，“文革”风暴使我二十年红旗下教育成长的信仰、理想、观念、道德及规矩，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大冲击、大颠覆，痛苦无比。当我心事重重地推门进去，校长已直直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下午太阳的光线从她身后的窗子投射进来，使我看不清她的脸。我正惶惑不知所措，她开了口，轻轻地问了一句：我有没有把你培养成“白专”的尖子？我毫不思索地对着她回答：“没有”。随后一阵寂静。就这样短短的一问一答，成了我与校长相互的留言。此后时光流逝，人生转折，她的学生们磕磕碰碰闯荡社会摸石寻路，走到耳顺之年，而她又是如何度过不易的岁月，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注：“白专”的尖子是中国那个特殊年代的语言，意指只钻研业务技术不问社会主义红色方向而走上资本主义白色道路的年轻专才生。）
我在“文革”中零零星星得知，校长来自延安共产党的圣地，是圣地延安第一代广播员，资历和级别都不低。她的经历使她在高层颇有人脉，故使我们从小能经常在西郊校园集队接受来自北京、上海及各地领导的看望和关怀。我想也许是她的背景，使她早早地跟上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在1964年上海舞校才开办四年之时，放弃了由部分芭蕾舞师生已排出舞剧初稿的有关解放前城市工厂题材《包身工》，而选择了中国革命在农村胜利这一题材《白毛女》。那年的“上海之春”艺术节上，二十分钟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参演一炮打响，赞誉连连，使受到鼓舞的舞校师生一鼓作气，紧接着一年时间里再修改再扩展，从此上海芭蕾因《白毛女》而一直屹立不倒。她的丈夫杨永直听说也是延安时期的过来人，《白毛女》的创作组织领导可归于他任部长时期的上海市委宣传部。有说是朱逢博演唱的喜儿变成白毛女的歌《盼东方，出红日》就是杨部长撰写的词。
三
《白毛女》获得了各级政府资源，得到了各艺术院团骨干力量的支援，还请到前辈大师来指教，这使得它如破壳小鸡般羽毛渐丰，在短短几年中接待了上至国家主席、外国元首、总理外长、各国使节，下至国内外各阶层观众，赞赏有加，好评如潮。加上当时舞校的民族舞科师生创作的《长征组歌》，两大作品齐齐亮相舞台，上海舞校的名字顿时响亮。这所年轻的舞蹈学校在创新、实践、上下求索的氛围中，锻炼出一支出色的能教课能编舞的教师队伍，培养了出色的第一代学生。《白毛女》的出现，在芭蕾民族化的探索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积累了中国芭蕾的创作经验，而且还深深影响和激发了一代人的探索欲望和创作热情，我想这就是校长的成就与自豪。1982年美国大编导罗宾斯在上海市府礼堂观看了以鲁迅作品改编的舞剧《魂》和《阿Q》的演出后，饶有兴趣地问我，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人物来编舞？我的回答即是：《白毛女》的排演经历给了我启蒙和力量。
那时的李校长不到50岁，但印象中她的一头短发永远掺着白发。她的脸部极富表情，不大的眼睛总是炯炯有神。听人说话时她的神情专注，对我们做报告或训话时，语音语气极富感染力。她对学校对事业全身心投入，而一校之长的威严又让她高高在上。那时，学生都住宿学校，一星期回家一次，除了业务课文化课，吃饭、洗澡、睡眠等事无巨细都成了她管辖的事，她的家长式管理也就十分难免了。她中等身材，看上去有些柔弱，在当时还一片荒芜的上海西郊，聚集起四面八方的教育骨干和未来的舞蹈人才，“上海舞校”被称为“上海舞蹈家的摇篮”。那时候学校还经常承担多带政治意义的演出任务：1966年8月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上海召开，《白毛女》受命演出。上级领导一再来校动员，强调这场演出对世界舆论、特别对第三世界影响的重要性。我记得那场演出的节目单封面黑色油光纸上刻印着白毛女单脚站立、双手上扬的舞姿，是我印象中印刷得最光彩悦目的一张。还有一次，《白毛女》接待了日本青年友好之船的来访，领导一再告诫中日青年的友谊可是关系着两国发展的前途，我心怀责任感参与和日本青年的接触活动，我们还一起聆听了俞丽拿等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NextPage]
那时，《白毛女》和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政策的亮丽成绩单，也是“出人出戏”的成绩单，而《白毛女》更被看作由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艺术要“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具体成果。因演出，我见到越南胡志明主席，他站在我的面前，更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也因为演出，我见到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总书记邓小平、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等许许多多领导人；1966年4至6月，《白毛女》首次在北京演出，适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接到政府请帖，校长带着我和扮演白毛女的顾峡美参加了国宴……其实我哪里知道，所谓思想和路线的斗争早已在党内展开。乌云积聚上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当我们从北京回上海后，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
1967年，《白毛女》进京领受毛泽东主席一声赞“好”，随即获得江青捧场，转眼就被冠上样板戏的头衔，光芒四射。而此时，李校长已失去了人身尊严，由“人”变成了“鬼”。“文革”中她的一家受尽摧残……
四
“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受中国文化部委派与一批艺术家同去前苏联作艺术考察，回来后不久，当上了文化局里最年轻的团长，萌生了复排《白毛女》的意愿。样板戏在当时已偃旗息鼓，它在“文革”中的名声让人避而远之。我因年轻而妄为，想续写舞团原本的历史（《白毛女》剧组是上海芭蕾舞团最初的班底），我斗胆找当时市委主管文艺的领导，借他之力为复排撑腰。之后顺势与外商谈判，把《白毛女》推向国外舞台。那年代国门渐开，社会思想极其活跃，人们求真求知的欲望之强，真有获得新生般的喜悦和憧憬。其间，我曾臆想修改《白毛女》，也为此邀请一些创作人员进行试验，但最终放弃。这一次不成功的实践，让我反思，它使我再次认识了《白毛女》这个作品所承载的分量。
《白毛女》是芭蕾民族化的先行者，是众多艺术家的追求和创造。
我至今想念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他是舞剧《白毛女》的艺术指导，由他指点的喜儿“四变”，由黑头发变散发变灰发变至彻底的白发的构思，充满了浪漫的艺术奇想，四段独舞形象地刻画出喜儿顽强的生命力，成为舞剧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一幕。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亲临现场，用京剧老生的身段指导杨白劳的出场，那老迈的步伐、颤抖的身体，配合着一块披风一根扁担出现在年三十的风雪中，那么贴切而动人。我还记得喜儿的红衣绿裤搭配，取之于中国农村最老土的色调，是编导和设计者的胆量和智慧。在用料、染色、裁剪上下足功夫，使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的再现。而又歌又舞、歌舞并用的样式，是《白毛女》最显眼的特点，这特点使人们切实地感受到芭蕾艺术的中国化、民族化的气息……还有很多的例子，体现了艺术家们的付出和成果，这些经验是金钱买不到的财富。
五
《白毛女》再次出现在舞台上，我已不在其中，不知李校长是否有看复排的演出？经受“文革”地狱般拷问的李校长，如果再看《白毛女》，她老人家又会有着怎样的心绪？
1996年7月，《白毛女》南去新加坡。我在剧场观众席里，怀着不明的担忧和恐慌，心情跟着场次行进。也许我座位偏后，角色的力量撞不进我的心，看着有些失落。历史翻过了一页，《白毛女》能再现辉煌？
校长已离我们而去。我曾听说，“文革”后，有舞校的老同学去见老校长，恳求校长原谅他们在“文革”中对她实施打倒行为和粗暴的举动。而老校长则一再地对着她的学生说：“我不怪你们，你们那时都还年轻……”是的，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时代的经历却已在我们的心里刻下了这样那样的烙印。
当我们的头发也开始发白，有了些许的感悟，才发觉我们对人对事能有多少了解。回望历史、人生、理想，是沉重得叫我们心痛，还是如鸡毛飞上天，水过无痕？
我想，我和我们这代舞校人不会忘记李慕琳校长。人生经历了无数的坎坷，那奋斗和挣扎，铸成故事也铸成历史。
（编辑：袁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