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海宁作品《革命京剧——九七封印》

　　城市当代三十年系列（30）

　　曹诚渊　舞蹈家（香港）

　　1995年至1997年是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回归倒数时期”，虽然在艺术上以发展本土创作的方针没有变，但因为香港面对回归祖国不可知的变化，人心显得比较浮躁，社会中政治争论不休，从前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似乎到了必须改天换日的时候。舞团为了适应环境的挑战，也必须有相应的改变。

　　对舞团冲击最大的，是社会上突然多了许多“资源分配不公平”的声音。原因是城市当代于1985年开始接受政府资助，当时社会上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城市当代的一班舞者，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默默耕耘，虽然孤独，成绩却显而易见；更一枝独秀地为香港建立了一个现代舞的文化氛围，所以当政府决定资助舞团时，大家只会为香港的现代舞终于可以有了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而鼓掌庆贺。

　　可是十年之后的1995年，社会上多了一批从演艺学院毕业的学生。这群学生舞者们没有经受过太多社会上的历练，而且他们在学习舞蹈的时候，政府已经资助城市当代舞蹈团并大力建设演艺学院，所以有个错觉，认为舞蹈艺术获取政府资助是天经地义的事。演艺学院从1988年开始，到1995年的八年期间，每年现代舞系有十几号人毕业，其中只有极少数的毕业舞者能够考进专业的城市当代舞蹈团，余下的，不是转行便是自行成立属于自己的现代舞团。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香港小型现代舞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参与其中的有从外地来港定居的舞者，有离开专业舞团自立门户的舞者，有业余学习舞蹈而立志于创作演出的舞者，不过最多的，还是刚从演艺学院毕业的舞蹈学生。当时比较活跃的包括东边现代舞团、南群舞子、动艺、多空间、跃舞翩、方舟舞蹈剧场、三分颜色、基督徒舞坊、噼里啪啦身体剧场等。部分舞团在主持者的坚持下，慢慢发展起来，成为香港舞坛的新兴力量，但也有许多只昙花一现，演出了一两次后，就销声匿迹。

　　不过，也是因为有了许多舞团的出现，每个舞团都希望争取资源，自然对城市当代能够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而有所不满。有言论批评说：“政府的资源全集中在城市当代那里，对其他现代舞团不公平。”“小型现代舞团能够获得的政府资助不够，如何生存？又如何创作好作品？”“城市当代的节目当然好啦，有政府资助嘛！试试不给他们钱！”“城市当代已经是个大团了，应该有能力自负盈亏，政府不应把钱花在大团身上，而应该把钱分给其他小型团体。”

　　对于这些奇怪论调，我作为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创办者和艺术总监，从来都比较淡然。我的立场是，如果政府官员真的认为香港不需要一个大型高水平的旗舰式现代舞团，可以把每年拨给城市当代的资助转发给香港其他小型团体，我便会很乐意地解散舞团，并鼓励舞团培育出来的优秀演员自组小型舞团申领资助。以这些优秀舞者的能力，完全可以得到政府的认可并获得资助。所以（最后）情况就是，本来我们有一个大型现代舞团和许多小型现代舞团，变成没有了大型舞团而有了更多的小型现代舞团，互相争夺有限的政府资源。不过，如果具有视野远见的文化人觉得，香港还是需要支持一个具有代表性和高水平的现代舞团，那从历史的往绩以及今日的成就来看，城市当代舞蹈团还真是当仁不让。代表香港舍我其谁？

　　“回归倒数时期”出现的对资助城市当代的质疑，其实也可以说是对舞团进步的一大推动力。为了堵塞悠悠之口，舞团上下各尽其力：

　　在艺术上，黎海宁、梅卓燕、伍宇烈、潘少辉和我的作品在两年间轮番出击，黎海宁完成了《女人心事》和《革命京剧——九七封印》两部重量级舞剧，梅卓燕的《女相》和《弓弦之间》、伍宇烈的《男生》和《糊涂爆竹贺新年》、潘少辉的《狂人某日记之花花世界》和《九七不搭》都是当年众口交誉的作品，而我也在两年里负责编排和制作了两部面向小朋友的现代舞剧《快乐的傻瓜》和《白胡公公和他的彩虹堡垒》。[NextPage]

　　在行政上，邝为立在1996年初出任舞团行政总监，他之前任职香港艺术节节目经理，对国际演出市场有深刻认识，而且工作精力充沛，思考缜密，为舞团策划了许多崭新宣传和推广计划；潘少辉则在1996年9月出任舞团培训部总监，这位身兼社会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的智慧型舞蹈家为舞蹈培训工作订立全新制度。在他积极的推动下，城市当代的培训部成为香港年青爱舞者的首选学习地点，在短短几年间，前来舞团接受训练的业余爱舞人士，从以前每周三百多人次，涨至每周一千多人次，不但为舞团赚取可观盈利，而且培训部的学生也成为了舞团的忠实观众。

　　1997年7月1日，城市当代舞蹈团被香港市政府和香港无线电视邀请，代表香港本土艺术的表演嘉宾，分别出现在红磡体育馆和香港文化中心举行的“庆回归”项目，结束了舞团的“回归倒数时期”。

　　（编辑：袁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