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陈辉

　　被访者：文洁若

　　文洁若：著名翻译家、作家，萧乾先生的夫人，是中国个人翻译日文作品字数最多的翻译家，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我一百岁才会写自传，还12年呢，着什么急？”与5年前相比，文洁若先生腿脚利落多了，每天依然在看书、翻译和写作。

　　刚看完几本书，准备捐出去，拉开抽屉，小本上有铅笔登记的捐书目录，已经2100多本了。小本下面压着傅光明写的《胡适图传》，文老说：“特别喜欢的就不捐了，比如这本，文笔好。”

　　突然聊起cut这个词的翻译，文老说，不全是“砍”的意思，还可以当“漠视”讲。她迅捷地从矮柜底层拎出超大号的字典，果然，在第17个义项中印证了先生的说法。

　　拿起中国大百科全书新出版的《丁玲传》，文老说：我要看，看完还要写书评。“文革”结束后，萧乾（文老的先生）最早在媒体上编发了丁玲的文章，人们这才知道：丁玲还活着。

　　文老喜欢丁玲的豪放、大气，还有她的小说。好几次在公开场合，文老说：不理解为什么今天年轻人这么喜欢张爱玲，她觉得丁玲好得多。

　　聊得时间长了，文老有些疲惫，几次要打哈欠，都被她忍了回去。面对外人时，文老永远戴着耳坠和项链，怕听不到别人来访，在上锁的防盗门后，她一直开着房门，并刻意坐在门口的写字台边。

　　但，你不打扰这个世界，不等于这个世界不来打扰你。

　　几个月前，文老又差点儿上了当，一个冒充燃气公司的年轻人上门检测燃气灶，称泄漏严重，随时可能爆炸，需立刻掏几千元换灶。好在，文老把钱都放在亲戚那里，她已判断不出世道人心究竟如何了，所以只在身边留几百元。

　　“我在日本住了一年，从没遇到这种事。”文老说，“可我还是喜欢住在中国。”儿女都在国外，为了这份“喜欢”，文老忍受着寂寞，自己洗衣服，自己买菜做饭。

　　1949年，英国人何伦几次登门力劝萧乾接受剑桥大学的聘书，何伦是捷克人，后加入英籍，他讲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事，以为一定能打动萧乾，但萧乾还是决定回大陆。在那一代人的心底，有一份特别脆弱、特别执拗的地方，正如问文老丁玲的小说究竟好在哪，她会说：丁玲爱国。

　　三岛由纪夫不如董竹君

　　记者：您译的《奔马》、《晓寺》刚在重庆出版社出版，在这套“丰饶之海”四部曲中，您译的前、后两部早就出版了，为何中间两部拖这么久？

　　文洁若：因为不喜欢，所以一直没译。“丰饶之海”四部曲是三岛由纪夫的绝笔，大家都认为是他的顶峰之作，但第二部、第三部里写的净是些杀人、自杀的东西，太残忍，三岛这个人总写“毁灭的美”，想在破坏中找到美，这多可怕啊！这样的书有没有翻译的价值，我一直在犹豫，毕竟这个作家很有才华，文笔特别好，书中很多很精辟的句子，写人也是活灵活现的，像那么回事。

　　虽然译了这套书，但我觉得价值还不如我刚看完的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我写了一个书评，董竹君这人不简单，家境贫寒，父亲把她送到妓院，14岁逃跑嫁给了同盟会员夏之时，到了日本，此前她只有6年私塾的基础，在日本受了4年教育，便达到过去大专的水平，回国后接触共产党，办锦江川菜馆（锦江饭店前身）掩护革命活动，解放后将它捐给国家，她活了97岁，直到1997年去世。

　　小说应该反映积极向上的东西，董竹君这本书有教育意义，三岛由纪夫的没有。

　　不喜欢一些年轻作家

　　记者：三岛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写作风格独特，他的作品也许中国文学创作有一定借鉴价值？

　　文洁若：中国也有很好的作家，只是解放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近年来刚刚开始重视。比如巴金，他的《寒夜》法国人就很喜欢，如果他能再写出这样几本书，他也能得诺贝尔奖，可他后来被迫去写“应命文学”，领导喜欢什么他就得写什么，这怎么成？其实咱们不也还有个莫言吗，他的写法比较特殊。

　　相比之下，我不太喜欢当下的一些年轻作家，中外文都没功底，看不到大时代，专写小时代。当然，今天年轻人也有很好的，办奥运会时，石原慎太郎来北京，他是个极右翼的作家，可他都说被中国年轻的志愿者感动。总之，他们还年轻，将来有机会。

　　记者：很多人觉得，三岛由纪夫比川端康成更有资格获得诺奖。

　　文洁若：但川端康成家有钱，请诺奖评委到他的故乡大阪去玩，这下大家都明白了，川端康成笔下的那些美景确实存在，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写。

　　不明白日本作家为何爱自杀

　　记者：您翻译这么多日本文学作品，您比较喜欢谁？

　　文洁若：我译过松本清张的《黑雾》，他是个推理小说家，但我刚译完他《小仓日记》等四个短篇，是纯文学，水平很高，可见他写作路子很广。此外我翻译过泉镜花的《高野圣僧》，还有我翻译的一个日本女工叫山田歌子，她写了《活下去》，讲的是个人经历，都比较喜欢。

　　但我不太喜欢村上春树，比如他有一篇小说，写一个人请别人把自己的舌头割开，装了一个小钻石，多难受啊，这个好看吗？我觉得丑死了，我对很多日本小说都不太喜欢。

　　日本小说中杀人、自杀的东西特别多，作家自杀的也很多，比如刚才提到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也许中国人精神比较健康，很少会想到自杀吧？

　　记者：中国作家也有自杀的啊，比如三毛。

　　文洁若：我还见过三毛呢。那是在新加坡，此前不知道这个人，过去后才发现她粉丝这么多，大家都围着她转，她挺怪的，吃饭时什么都不吃，只是抽烟和喝酒。这倒像写《人啊，人》的作家戴厚英，她年轻时是体育健将，忽然开始吃素，别人请我们吃饭，做了好多菜，可她就吃一点米饭，喝一点汤，后来碰到暴徒，人家都没用刀，就把她打死了，放在过去，可能她一抡就把对方抡死了。

　　关键时刻人要克制

　　记者：在“文革”中，萧乾先生好像也曾自杀过？

　　文洁若：那是1966年，我和造反派吵了架，被禁止回家，三姐带着两个孩子被吓得待在自己屋里不敢出来，萧乾写好遗书，在小厨房门口大缸里放满水，准备拿着通了电的台灯扎进去，为减少痛苦，他喝了半斤白酒，吃了安眠药，结果没走到水缸便醉倒在地。自抄家后，我家就不许关门，人们从街道上看见他躺在地上，觉得不正常，这才把他救了，正好是傅雷夫妇自杀的那一天。

　　还好了，萧乾至少没挨过打。

　　记者：您为何与造反派吵架？

　　文洁若：也不算吵架，而是挖苦了几句，抄家前，我们买了10张毛主席像和1张刘少奇像，贴在名人字画上，那时我们也不知道刘少奇被打倒了，心想这下“红卫兵”该不敢乱来了吧，没想到被说成在毛主席像后衬“黑画”，是诅咒毛主席，名人字画被统统没收。抄家这拨人走了，又来了一拨，其中一人把书包直接挂在毛主席像上，我讽刺说：你们不让在主席像后面衬东西，可你们倒好，这么脏的书包直接挂主席脑袋上了，这算什么？

　　这下“红卫兵”急了，忙找来学校的“红卫兵”，如果是工厂的“红卫兵”，也就无所谓了，我进了“牛棚”，所谓“进牛棚”，就是不许回家。

　　所以说人得克制，萧军后来和我说，他会武术，撂倒几个不在话下，可家属也就倒了霉了。萧军平时任性，但在关键时刻忍住了。

　　学习语言应趁早

　　记者：您在大学学的是英语，为何后来翻译的日本作品更多？

　　文洁若：我7岁起随父亲在日本生活了2年，刚开始是请家庭教师教我日语，每天也就2小时，很快我就掌握了，我后来学了10年英语，可英语水平还是没日语好，所以说语言一定要从小学起。

　　翻译没什么诀窍，就是勤学苦练，多读书，此外要提高写作水平。我上小学前，父亲让大姐教我，可大姐懒得管，让我自己背唐诗，刚上学时，老师让写作文，我当然不会，甚至不知道作文是什么意思，就把平时背的唐诗抄了上去，结果老师给了个大红叉。

　　在辅仁学校上中学时，陈垣校长有个规矩，必须用毛笔写作文，这比用钢笔困难多了，因为错了不能改，必须先想清楚再写，这对我写作有很大帮助。有一次写作文，老师批了句“努力吧，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这给了我很大鼓励。

　　拿了两张大学毕业文凭

　　记者：您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为何晚年才拿到文凭？

　　文洁若：我高考时正赶上抗战胜利，清华大学8年没招生，竞争特别激烈，我们班就两个人考上了，我是其中之一，在清华校园中我还见过林徽因老师2次，她英语特别好。我在清华上了三年，第四年去了贵州大学，因为我父亲此时在贵州老家，身体不太好，需要有人照顾。我祖父当过20年县长，在那里置了100多间房、300多亩地，解放后地分了，房子只留了两三间，其他都算“还剥削债”，人没被打死就算很不错了。萧乾也到农村采访过，他说他最受不了是逼儿子打父亲，不过他没在报道中写这些，他的报道后来得到毛主席的夸奖。

　　到晚年时，我和萧乾正在翻译《尤利西斯》，闲聊时提起我退休后想回清华补上最后一年，没想到人家回去一查，发现我当年的学分已经够了。因为我大二时就过了大三的课，大三时过了大四的课，只差一篇论文。我就用英文写了一篇关于《尤利西斯》的论文，清华大学决定补给我毕业文凭。这样我有了两张本科文凭，一张是贵州大学的，一张是清华大学的。

　　当了一辈子顺民

　　记者：您和萧乾先生曾遭遇了这么多不公正的待遇，萧乾先生是否对当年回来的选择感到过后悔？

　　文洁若：没有。其实在当年《大公报》记者中，他是最幸运的一个，因为很多人后来再也写不出东西了。我觉得我能挺过“文革”，因为我这辈子经过的一些事比这还严重。比如我父亲1936年从日本回来后就失业了，全家只能靠房租维持，可那时房客比我们还穷，经常拿不出钱来。“文革”时虽扣发了我们的工资，但两人加起来还有140元，总还有点收入。后来，我们从自己家中被轰了出去，全家挤在一间小房子中，萧乾取名叫“难民营”，那时也有人挺高兴的，说：没有“文革”，我们怎能住上大北房？

　　我当了一辈子顺民，那时别人问我什么，我从来不说。可不是么，我有右派想法你拿我没办法，可一说出去我就成右派了，幸亏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机器能扫描出人的真实想法，爱迪生也没发明出来。过去右派是按比例的，150人中出8个，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冯雪峰、聂绀弩等都被划进去了，名额满了，所以没拿我凑数。

　　我母亲没工作，三姐有病，还有3个孩子，萧乾又被划成右派，我再出事，这个家不就完了？民主不民主的我也不敢想了，只要别来害我们就行了。

　　吃点亏也不能把自己搭进去

　　记者：您状态比5年前还好，有什么养生之道吗？

　　文洁若：5年前那是刚从医院出来，因为在家摔了一跤，那时我常凌晨两三点才睡，后来觉得太不划算了，住院花钱不说，护工也欺负我，朋友送了一斤熟牛肉，才给我3片，其他都拿给她老乡了，我还不好说出来，护工说还有病人给护工买手机的呢，我想我要说出来，不成笑话了？请护工一天150元，这也不便宜啊。

　　从那以后我每天保证8小时睡眠，中午还要补2个小时，所以这几年身体好多了。

　　我这人想得比较开，吃亏就吃亏了，别再把自己给搭进去。有一次萧乾去买菜，听说有个老太太也买菜，顺手把装了6000元的包放在别人三轮车上，等三轮车走了好久她才想起来，急得用脑袋撞墙。萧乾说他不在场，不然真想帮帮她。那是上世纪80年代，6000元确实挺多，但生命不比这个值钱？我觉得她有点想不开。

　　（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