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徐明徽 徐杭燕

　　受访者：麦家

　　沉淀八年，打磨五载，以谍战题材闻名的作家麦家，为读者带来了新作《人生海海》。这次，麦家不再是那些风云诡谲谍战故事的讲述者，而是一个想要与童年和解，与故乡和解的归乡者。

　　《人生海海》的故事围绕着一个很“谜”的上校展开，他当过国民党军队的上校，是革命群众要斗争的对象，但大家一边斗争他，一边又巴结讨好他；他极富男性特质、勇猛刚毅，但被人称作“太监”；他赢了无数场仗，却败给一个不足道的秘密，屈辱半生。上校的一生，就是大半部中国现代史，他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

　　生于1964年的麦家，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父亲是“右派”。在特定的年代，这样的家庭成份注定了麦家成了那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也许是我内心特别脆弱、细腻，我还真是被这些东西打倒了。”

　　麦家从九岁开始，连续四五年常常失眠，老家浙江富阳蒋家村的木头房子有着深深的屋檐、大大的窗户，夜晚皎洁的月光透过屋檐钻进来。还是孩子的麦家总是望着月光朦朦胧胧地睡着，他老梦见一只大鸟，似乎是老鹰，翅膀张开有一米多，那只大鸟要将他叼走，将他从村庄带走。

　　童年的伤害即是高度个人化的经验，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复杂历史在个人生命中打下的印记。麦家想逃离家乡，这个带给他太多痛苦、挣扎、孤独的地方。

　　时隔四十多年，历经坎坷写作、成名、丧父、生子，挣扎半生的麦家才在写作中积蓄起力量，得以回望过去，求真赎罪，告别自己与生俱来的恐惧和阴暗。

　　6月3日，记者在“麦家理想谷”见到了麦家。

“麦家理想谷”是一幢褚红色二层小楼，藏身于浙江西溪湿地，小楼进门处写着“读书就是回家”几个字。绿荫掩映满墙书籍，这里是麦家为热爱文学和阅读的年轻人提供的栖居，茶水书籍免费，还有为有潜力的年轻写作者提供的创作房间。

　　“采访的东西不可信，小说家喜欢骗人，说的东西都是围绕作品。”身着藏蓝色短袖，戴着标志性的黑框眼镜，麦家温和地与每个来访者握手招呼，虽然照面就打趣说“采访不可信”，又直言这些年一直在追求真相，“一个人如果面对自己都做不到真实，那怎么可能去面对更庞大更复杂的一些东西，所以近几年我慢慢讲述一些过去的事情，讲着讲着都有点后悔了，不应该全讲出来啊。”

　　麦家说自己怕被误解，不十分愿意谈某些“深”的东西，但也坦诚地叙述这几年经历的困境与煎熬，语速和缓，声音低回，像是追溯过去又好似自我反省，“我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一直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一直渴望被了解。这种过度的自卑又给了我一种超级自尊的心理，一定意义上我有傲慢、清高，对人粗暴、简单。”

　　八年前，麦家声名正浓，《风声》《暗算》等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收获了巨大的知名度。嘈杂名利追逐而来，他的节奏被打乱了。他隐约意识到自己的感情积累和素材积累出现了一些问题。与此同时，父亲的骤然过世又叫他“活活地埃了一棍”，也成为诸多问题爆发的缺口。“生活垮掉了，身体消瘦孱弱下去，没法创作。”麦家进入了人生的枯水期，没有欲望缺乏热情，写作缺席。

　　2012年苏童和麦家同去伦敦，苏童兴致勃勃来到麦家房间，一眼看到他坐在窗户没有光线那一侧，什么都没有干，就是一直坐着。苏童问麦家不出去走走？麦家一脸无辜地看着苏童说：“出去干什么呢？我又不熟悉伦敦。”苏童后来回忆，那个坐在幽暗的伦敦酒店房间里的身影，给苏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他在思考，也许只是在发呆。

　　没有写作的日子，麦家就在文学巨匠的作品中采矿，“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的作品吸引着我，又让我害怕去看，他对人性之恶做了一种非常客观、有吸引力的剖析。在这次的重读中，我心里想的一些东西，在他的作品中和他相遇了。仿佛和这个我很敬仰的大师做了一次丰富的交谈，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滋润，甚至是温暖。我想写一些心里特别想说的话。”

　　父亲过世三年后，麦家开始提笔创作《人生海海》。“人生海海”是一句闽南方言，年轻时麦家学校毕业分配到闽南工作，在田野间常常听到当地人唱这首《人生海海》的民歌，当事情没做好时，当地人会说“没事，人生海海，做错一件事不可怕”。这个词也就跟着麦家一起成长，最终把它放进小说，借着一个温柔而充满力量的女人的口说出“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

　　麦家对这部小说充满期待，这不光是一个“上校”的故事，而是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面对生命的苦难，怎么和苦难的命运相爱，怎么在顽强中把人性光辉的一面体现出来，“小说可能你们看着会有一点难过，但是这种难过可能也是要追求的一种感受，人生有很多体验，有时候害怕有时候追求，但不要因为这种难过把生活的某一些热情消解，那不是我想带给大家的。”

　　至于麦家自己与过去和解了吗？麦家说：“没有那么容易，好像还是没有告别，我还是和过去藕断丝连。”

麦家

　　“我决定把它写成书，不但希望自己得到慰藉，还希望去慰藉别人”

　　记者：《暗算》拿下茅盾文学奖，多年的写作追求终于得到了认同，后来为什么会进入那种枯水期？

　　麦家：我的内心是特别恐惧、害怕见生人的，成名后被强迫推到了公众面前，一方面是给了我自信，另外一方面也是增加了我的恐惧，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交流。所以有一阵子，我突然失声了，不知道怎么写作，我老是走不出童年，走不出这种阴影，这种写作是有问题的。因为写作首先是要让自己内心自由。我记得谁说要解放自己，自己解放不了，怎么解放别人？美国评论家桑塔格，她说文学是让人进入自由地带的护照。我连自己都不能给一个护照，怎么给读者？所以我一直在想，我的写作应该重新出发。

　　记者：梦境中那只带你逃离的大鸟，和你的写作有什么关系吗？

　　麦家：我后来一直想，为什么我的写作会写所谓的强人、超人、英雄，可能跟这只鸟有关系，不管是《解密》里的容金珍也好，还是《暗算》里面的黄依依、瞎子阿炳，用李敬泽的话说，都是“弱的天才”。一方面有缺陷，缺陷来自于我的家庭，天生有罪，我要逃离这个村庄，必须要有英雄气质。所以我想我写那些所谓的英雄、强人、超人都是和我童年的不幸、童年的梦想、童年的困难极其相关的。我的写作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被童年困住的人，在试图逃离童年。

　　记者：是从什么促使你选择从一直在逃避的“故乡”重新出发？有畏惧感吗？

　　麦家：谍战的题材我已经写了七本书，素材和感情都被稀释掉了。而我还有一块生活从来没去碰过，也是一个作家经常触发的地方，就是故乡和童年。我想重新换一个战场，另立山头。

　　肯定是害怕的，我跟故乡的关系比较特殊和复杂，父亲也属于故乡的一部分，我痛恨他的粗暴也痛恨他的身份带来的一切，等我开始慢慢与他接近时，他又忽然离世。我怕再回到童年、回到故乡的时候感情不是那么稳定，会意气用事，带着一种情绪去写，这样肯定是要失败的。

　　我要等待这种情绪的平复，至少我能够客观的去看待自己童年的特殊时代的时候我才能去写。这需要一个生命的历程，在20年前我肯定做不到。但是后来由于父亲的去世，包括年龄的增加，阅历的增加，还有本身成功了等等方方面面各种原因，帮助我能够比较公正公平，心平气和的去看待童年、故乡。直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去写。

　　记者：《人生海海》的后半部分，似乎每个人都在赎罪，恩怨在消融，伤口在愈合，这是你的心理投射吗？

　　麦家：是的，小说中的“我”和一家人都在赎罪，其实我决定要去写这本书时，就决定要写一群赎罪的人。首先我有赎罪的心理，笔下的人才会赎罪，他们在替我背负这个十字架。

　　记者：如何理解这种“赎罪”？

　　麦家：我的生命中肯定有需要救赎的地方，并不是我犯了什么罪，而是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些冲突。童年时期被人欺负，少年时期跟父亲关系决裂，这些冲突之后就会留下伤害。包括我和父亲长时间对立的关系，即便后来的弥补我觉得没有太及时，这些都是一种内心的阴影。 有阴影其实就需要一种救赎，因为你想把这些阴影洗掉。

　　小说中林阿姨将自己的晚年完全奉献给上校，就是一种自我救赎，也是一种自我完善，等于你内心哪一块地方有一角破掉，要去把它补满，这是一种精神需求。

　　记者：你从中得到了慰藉吗？小说中“我”的第一任妻子在临死前对他说了一些非常动人的话，是否可以理解为人是可以在爱中找到某种平和与救赎的？

　　麦家：很好啊，你能看懂人生海海，要爱来相伴。人其实蛮孤独的，一方面人生很短，一方面人生很长，尤其对有些生命来说，它需要经历很多起落沉浮，精神上很受煎熬。但我觉得要化解这些，就是一个字“爱”，有人爱他，他心里有他爱的人。

　　写《人生海海》是我本身生命的一种需要，同时我设想每个人生命中都有残缺的一面，都需要去自我完整，自我救赎。我决定把它写成书，不但希望自己得到慰藉，还希望去慰藉别人。你们在阅读的时候也会为上校担心，为林阿姨揪心，有时候又突然原谅，最后又为林阿姨的悲状感动，也为上校有这样的老伴感到欣慰。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别人内心的一种抚慰，我们的内心很多时候是一种沉睡状态。

　　记者：拥有这样敏感细腻的内心，但近几年又慢慢向外界剖析自己，这对你来说有挣扎吗？

　　麦家：有啊，我讲着讲着都有点后悔了，我觉得这些都不应该讲，结果我都讲出来了。很多东西也就是到最近这些年才开始逐渐披露，面对这些需要勇气和心理准备的。我不知道是年龄在起作用还是新的人情关系在起作用，这些年我好像面对自己越来越坦然，面对他人越来越诚恳。真诚地面对别人，把自己的一些真相交给读者，几乎成为了我的一个习惯、一种人格。

　　文艺之道就是真善美之道，“真”肯定是第一，如果一个人在真相面前不坚决，那后面所谓的“善”和“美”都是不可靠的，这个“善”可能是伪善，“美”也可能是虚假的、空洞的美。但是“真”其实都很难做到。

　　记者：在写作语言上，小说从前半部乡土式的语言到后半段走向现代语言，这个过程你是怎么把控的？

　　麦家：很高兴你注意到了这点，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但也确实挺难的。小说基本上是从一个封闭的、半个多世纪前的乡村走向今天，走向世界。那我的语言就要跟它配套，乡村还是带着乡村的一些方言，然后一点点地向现代语言开放，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难。

　　我想让语言有种乡土气息，其实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和困难。你要对这种家乡方言土语进行一些改造，进行驯化。其实你本身不是这个节奏，但你现在必须要改变本身自己的节奏去创造一种新的节奏，而且它是一个一针一线的事情，就像织毛衣一样，有点戴着镣铐跳舞的感觉。

　　最后似乎证明我那种语言挑战和约束其实非常好。小说它除了故事结构人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甚至很表面的元素，就是要一种文学性的语言。什么叫文学性语言？就是你对现代汉语是有一种创造性的探索。其实语言就像钞票一样，用久了以后这个钞票会旧，会越来越难看。但完全用着新的钞票，别人也不会用你。你必须还是要那张钞票，但你一点点去改变它，保持语言陌生度和新鲜度，让一个旧的语言在你的手上重新有生命和光泽。

麦家

　　“我对文学有一种执念，虽然受尽屈辱，甚至羞辱，还是放不下”

　　记者：当年《解密》被退稿17次，怀疑过自己的才华吗？

　　麦家：很怀疑，中途也好多次想放弃，但放弃不了。我觉得这和我这个人本身有关系，我其实跟外部的交流一直不是很通畅，有点轻度的社交恐惧症，害怕跟一些陌生人去打交道，害怕走到人多的场合，生活中也没有太多的爱好，就喜欢和文字打交道。和世俗生活关系比较紧张，走不进去，还是只能回到文学那里去。因为已经与它厮守了十几年了，有感情。通过阅读和写作，我有那种把自己安放下来的经验。

　　我对文学有一种执念，一直离不开它。虽然受尽屈辱，甚至羞辱，被频繁地退稿，有时候也意气用事不想写，但是赌气赌个三个月半年，然后又回去写，还是放不下。

　　记者：作品大获成功后，你似乎又对成功很困惑？

　　麦家：其实这还是我这个人本身的问题。今天你如果问我幸福吗？我还是觉得我不幸福。是你想要的东西没得到吗？好像也不是，我觉得自己想要的好像都有。

　　但为什么还是不行，不满足，内心不平衡？我觉得我心里从小好像有个刀疤在那，既然有个刀疤，那阴雨天它会隐隐作痛，它成了一种自然现象，它不是一种理性的，它是一种感性的东西。对一位作家来说，成名是一件好事情，它意味着精神上的苦苦追寻终于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同时又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作家要探究人心灵的深渊，所以时常容易陷入宽大的寂寞和孤独中。它究竟是要脱离世俗去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纯粹。

　　记者：还记得当时得知获得茅盾文学奖消息时的情景吗？

　　麦家：我还真记得那天那个状态，当时我正好跟随中国作协去茅台镇采风，镇上一条街每家店都在卖茅台，我们称之为“野茅台”，我们当时就在一家店里喝着“野茅台”。小镇本身也不怎么热闹，我们几人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了，夜深人静时分，接到了铁凝的电话，通知我《暗算》拿了那届的茅盾文学奖。

　　很开心啊，因为完全没想到，《暗算》的风格和茅盾文学奖本身的风格不大吻合，以往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品获奖概率比较高，所以即使之前进了候选名单，我也没多想。获得茅奖对我来说很重要，是对我的一种肯定，总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情。当然不能为了某一个奖去写作，迎合别人会乱了自己的节奏，把自己的本身有的一些生命厚度丢掉了，即使得了也没什么意思。

　　记者：你的多部小说都被翻译介绍到其他国家， 你怎么看待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麦家：整个中国文学在国际上传播都是很微弱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一是因为文化隔阂，二是东西方本身的差距造成的。这些年一直是整个东方仰视西方，虽然中国崛起了，这种仰视的角度在发生变化，但整体还是仰视。而西方被仰视之后，它有它的傲慢，傲慢导致一种偏见，直到今天，西方人对中国所表现出的傲慢和偏见还让人沮丧、愤怒。

　　我看了2000多部西方优秀作品，但就第一梯队、头部的作品而言，我觉得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他们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只是我们的写作群体特别大，中部的写作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弱。

　　关注一个国家，文学其实是最好的方式，小说是民族的历史。在没有机会出国的那个年代，我们也会对俄罗斯、对美国、对西方很多的国家非常地了解，就是因为我们读了那些国家大量的文学作品。至少现阶段，除了文学，我们很难有其他方式让他们客观、公正地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