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木叶

　　被访者：余华

　　木叶：作为一名小说家，对于从35岁到45岁的这种“停顿”，不后悔吗？

　　余华：从合理的分配年龄来说，确实犯了一个错误，随笔对身体状况和记忆力的要求不高，而长篇小说要求高。不过也没什么后悔，我没到75岁，还能弥补吧。

　　灵感是写的时候才来的，不写它永远不会来。写《兄弟》时灵感非常踊跃，所以才写得那么长。

　　木叶：10年了只是先亮出“半部小说”，是否太急于证明自己的才华——余华没有江郎才尽。

　　余华：上部有自己的完整性，单单上部也绝对不会在前边三部小说之下。而且，光上部已是我最长的小说了。实际还有一个原因，是出版社为了迎接上海书展，希望拿出一本受关注的书来……

　　木叶：我发现《兄弟》写作前后你一再提到狄更斯……

　　余华：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体上来说，１９世纪作家的叙事强度高于２０世纪的。我说的“强度叙述”就是把那些情绪、细部写得更饱满，可能以前几千字就解决的问题，现在用几万字，且不能有废话。

　　“强度叙述”并不是指描写细腻，它在阅读时是始终高昂的，《红楼梦》有起伏，而整体上比较舒缓，笔触平均，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狄更斯的作品。“聪明的方法”是写到关键时没有能力就绕开了，这样的小说比较多。“强度叙述”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我还没发现，如果说当代有的话是在莫言那里。“强度叙述”就像国家的综合国力，要求你各方面能力都跟上来。

　　木叶：有人批评《活着》不断地写灾难与死亡，给人以编的痕迹，所谓匠气，这部写异姓兄弟的复杂故事是否也会有类似问题？

　　余华：我想没有。《活着》主要是一个老人在讲述，讲得快，很多地方点到为止，交代得更充分的话就不会有这种（编和匠气）想法了。《兄弟》的每一个转折都很充分，没有匠气。

　　木叶：你说《兄弟》在写法上独特之处主要是叙述的强度增加了，所谓“正面强攻”。那么，对于小说本体、形式有什么新探索呢？

　　余华：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对刚写小说的年轻人可能会有。对于一个写了２０多年的人来说依然是问题的话，他还是不要写了！因为那是一个技巧问题，等于你刚开始学木工时要学手艺一样，20年后则该研究产品了。

　　不是我不注重，现在我们文学也不太注重这个了。那是20世纪文学的一个特征，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许多形式主义的作家现在不是被遗忘就是逐步被遗忘。因为小说最根本的就是故事和里面的人物，你不能说我把大海变成天空——大海变来变去还是大海！这是根本的。只不过我是在好望角看大海，还是在旧金山或海南岛看，（地点和）方式不同而已。19世纪比较时髦的是在好望角看，20世纪在旧金山看，我们中国是在海南岛看就妄自菲薄，那个不对！

　　木叶：看来似乎你这个先锋派作家对先锋的说法不屑一顾了？

　　余华：先锋不知该怎么理解，假如用法国新小说来理解，这样的文学也差不多寿终正寝了。（克劳德·西蒙刚过世）他的《弗兰德公路》一开始我就怀疑，他就把语言堆得跟垃圾一样多……不要以为得诺贝尔奖就如何，它一塌糊涂，还有他的那个《农事诗》。

　　木叶：这种话似乎不像余华说的？

　　余华：就是我说的！我一直觉得“新小说”不怎么的，有人老说我受“新小说”的影响，其实“新小说”作家和20世纪那些伟大的作家有本质的区别。像普鲁斯特那种音乐一样流淌的叙述在“新小说”中是没有的，再看看卡夫卡、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家是20世纪伟大的作家，而“新小说”就是一个时髦的东西且现在已经过了，在法国、美国对“新小说”也都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还有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可能也不是那么好读，但他对细部的描述、对行为的观察细致入微，譬如他写一个人从马车上下来是三个动作，车门有点坏了，那人先是推了一下，再用胳膊肘撞一下，又撞不开，结果用脚啪一下踹开，那种细节在《弗兰德公路》里根本没有。

　　木叶：上次采访李欧梵，他说“伟大的美国小说”的提法过时了，他对哈金“伟大的中国小说”也持不同看法，你认为呢？

　　余华：我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去理解的，当一个人怀着这样的理想去写未必就能写出来，但怀着和不怀着这样的理想是不一样的。哈金的意思是写作要带着什么态度，不是指结果，而是过程。我写的时候是怀有这种态度的，但小说的命运最终由读者说了算。

　　木叶：有没有感到来自年轻一代的挑战，譬如写有《18岁给我一个姑娘》风头正劲的冯唐。

　　余华：没觉得有什么挑战。世界那么大，中国那么大，作家多一个少一个不会影响就业状况的。不像银行行长，行长不下台，几个副行长急死了，于是希望他调走，最好犯生活错误或贪污腐化什么的。而中国的作家再增加一千个一万个，对中国GDP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读者有一个优秀的地方，不会因为出来别的作家就不买你的书，除非他对你写的东西失望了。

　　木叶：还看到你一个妙论：读完大仲马，再读J.K.罗琳，孩子会更喜欢大仲马的。

　　余华：我认为马尔克斯是在世的最伟大的一个作家。克林顿在当总统时曾请马尔克斯去白宫，对他说你给我在全世界文学里举出一本最了不起的，马尔克斯不假思索地说是《基督山伯爵》，这本书是非常伟大的。不要以为读不下去的才是文学……

　　木叶：这是否表示你转向对文学好看性或娱乐性的关注了？

　　余华：吸引人是文学最重要的一个特性，不过娱乐性就难说了，色情的也娱乐啊。文学要引人入胜，勾起无限感受，并能从中发现自己的东西。

　　木叶：对于有“中国大仲马”之称的金庸，又怎么看呢？

　　余华：金庸的作品我也是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但大仲马更宽广，写的是历史小说；金庸是武侠，虚构的。金庸更接近罗琳，不过金庸很难被替代，罗琳则容易被替代——她已到顶峰了，反正根据我儿子的阅读，《哈利·波特》五不如四，对现在的第六部他也不抱什么希望。我儿子说罗琳一二三（部）还行，四五（部）就在重复自己了。我的儿子12岁了，他在看《卓别林自传》，那种喜爱也超过《哈利·波特》……永远不要低估小孩的智慧。

　　木叶：小说分上下部（或多部）出版不乏先例，不过，万一修改下部时想再改一下上部怎么办？就像换衣服往往不能只是换下身而不搭配着考虑上身吧，的确已有人觉得上下部的风格也不统一。

　　余华：记得马尔克斯说过，给我半年我会把小说修改得好一些，再给半年会更好，但永远是有缺陷的。上下部不一样，那是因为所写的时代不一样了。

　　木叶：是否有意在给同时代的人书写历史呢？你多次受访时提到自己读这部小说也流了泪，但有论者认为在艺术面前泪水是“可疑的”，甚至可能是为了煽情。

　　余华：小说里的兄弟和我年龄是差不多，但还真没想过要给同时代人写历史什么的。有记者说自己读时流了泪，我便说我也流了泪，说这话是有语境的。我当然知道不能简单以流泪与否来评判作品好坏。

　　木叶：你对女性的描写，如李兰和林红，还是显得不够丰满，不过有报道说你对宋钢和林红的爱情描写很满意……

　　余华：这部小说毕竟写的是兄弟，下笔总要有主次，另外女作家往往会更擅长写女性些，男作家更会写男性些吧；我说觉得自己会写爱情了，主要指的是这回是我第一次写初恋，感觉还是比较成功的。

　　木叶：在写法上，一些人觉得下部比上部变化还大，甚至有着“闹剧”的色彩？

　　余华：余华也可以变化啊，再说，闹剧有什么不好？今天这个时代本身就有着闹剧的色彩。

　　木叶：一些读者和评论者的问题是，这种“漫画式”的描写看上去并不舒服。

　　余华：这样的人太多了……这20年来就是“漫画”！我喜欢李光头这个人，并不是赞成他的言行。但现实中的人有自己的言行，虚构中的人也有自己的言行。今天的社会充满了荒诞和超现实，我的小说是把这些集中了起来，不是夸张！这样写是为了回到现实。譬如李光头从日本弄来垃圾西装3567吨，不可能像小说中写的那样全国群众都穿上这些西装，但1980年代的确有着一个中山装迅速变成西装的过程，80年代在物质上多么崇洋媚外啊。小说里写了“处美人大赛”，我以为是李光头的发明，但有位记者跟我说到了当地的一个选美，其中一个参赛要求竟然是要有医院开具的“处女证明”，我阴差阳错地给碰上了，他妈的，生活中类似的荒诞比赛已经层出不穷了！

　　木叶：你自称这部小说是“强度叙述”，且“没有废话”，但似乎语言缺乏真正的密度和当初那种质地，人们起疑了。

　　余华：我自己感觉没有废话，每个读者有自己的角度阅读并得出结论。读者都是从自己的情感、经历阅读一本书，有喜欢就有不喜欢的，两个人喜欢的地方可能有差异，所不喜欢的也会有差异。至于质地，每部小说的文字都是不一样的。今天这个时代好就好在没有什么权威了，不会因为谁的一句话就大家都如何如何。大部分愚昧就是产生在权威盛行的时代，现在一个个的人觉醒了。

　　木叶：批评家李敬泽认为你不善于处理人类复杂的经验，沧桑历史被简化成了善与恶的斗争……

　　余华：“人类复杂的经验”这种说法属于大话，太宽泛，米兰·昆德拉就嘲笑过批评家喜欢用大词，使得你没办法证明其正确，也没办法证明其错误。一部小说怎么能表达人类复杂的经验呢？我甚至觉得全世界的小说都表达不出世界那么复杂的东西，世界和生活本身才是真正复杂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你可以说是复杂的，也可以说是简单的。简单和复杂有时就是一个木叶：题。鲁迅一辈子也没写过长篇，但我从他的小说里读出了复杂，而有些复杂的小说其实很简单。

　　将善恶“模糊”了，能写出伟大作品，将善恶“明确”了也有写出伟大作品的。

　　木叶：前几天见面时，你说最早评论你的文章自己看了多少多少遍，但后来的评论就不大看了？

　　余华：那是张新颖，当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吧，我看了得有30多遍，如果现在他写了批评文字我还是会看的，但说实在的，有些批评家的文章就未必了。批评家其实也是一个读者，有着自己的趣味，只不过平台大些。譬如有人说把父亲宋凡平写得太完美了，不好，但又有人觉得当代小说中就是需要这种完美。

　　我自己也觉得宋凡平确实是完美的，但他的完美决不是“文革”年代作品里的那种“高大全”。当代文学批评是最吃力不讨好也最值得同情的。我们中国，批评家跟作家的关系算非常友好的，福克纳、海明威和当时的批评家关系都不大好，像海明威经常骂批评家。马尔克斯跟批评家的关系也不怎么样。

　　木叶：有个批评意见认为，小说中对“文革”的描写流于表面化，一方面令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觉得不准确或也就那么回事，另一方面令未经历那段历史的人觉得是个传奇，失真了。

　　余华：这话听起来有道理，但事实上未必。你到网上去看看，很多经历过的人也是认同我的描写的；1970、80年代出生的人也大量留言表示他们的父母说“文革”就是这样的，当然也有人说不是这样。

　　对于那段历史，有人写家庭里人与人的背叛、反目和相互揭发，但这样的事情不过1%，可能是因为这些事多发生在名人、文化人身上，且大多写成了文章的原因吧。大部分的家庭不是这样，譬如我的父母当时说什么事时就不让我们听到，是为了保护我们。我小学同学的父亲的成分也就是中农，硬是给划成了地主，打得浑身血淋淋，直吐血，他拉着我的那个同学在路上走，脸是肿的，但是笑着跟孩子说话。后来为了保护家人投井自杀。所以，我写的是“文革”中一个家庭的团结。

　　木叶：但是，已有人不喜欢现在这样写作的余华了……

　　余华：我写《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时便失去了以前的一些读者，但失去旧读者的同时会赢得新读者，有人就是读了《兄弟》才开始喜欢我，并没读过我以前的作品。我感觉自己又成了1980年代的文学新人，在当时的先锋时代，喜欢的人真喜欢，不喜欢的人真的不喜欢，当时只有少部分人接受马原、苏童、格非、孙甘露、叶兆言等。如今两个极端又都出现了。

　　木叶：一位网友有一种奇特的担心，觉得《兄弟》会不会像陈凯歌的《无极》，都是高期待、高解读、高议论，甚至可能都会是“浮华”的！小说里那个“屁股”会不会变成“馒头”？

　　余华：这部小说最终将如何，需要时间的考验，如果明年就被人忘了，那就是批评的人说对了；如果过了50年还有人看，那就是作品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了。我有着一个不断被批评的“历史”，《兄弟》上部出来后又有了一个集中被批评的“现实”，批评不会影响我的写作，我不在乎批评……作品好坏要看时间。

　　木叶：你现在四处签售，作品畅销得很，但古人云“文章憎命达”，你怎么看呢？

　　余华：其实，说到底每个作家都希望他的书有更多的读者，但一本书的发行量的确是不能说明其质的。也有人为现在的我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我本人觉得挺难过的。为什么呢？人家哥伦比亚才1000万人口，《百年孤独》上市后居然卖出了100万册，10人里就有1人买了——当时马尔克斯还没得诺贝尔奖呢。我的书才卖了四十万册，而中国的人口是十三四亿啊！

　　在美国，菲利普·罗斯的《反美阴谋》卖得很好，哈金的作品也能卖几十万册，我的才一万多。

　　我觉得我这种数量级的畅销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足以说明什么，也不应受到什么指责。

　　木叶：以自己的经验谈谈在国外签售是什么样子的吧。

　　余华：法国和意大利好像没这种习惯，德国有。

　　美国的书店里几乎天天有作家在朗诵，签售，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快）七十了还去朗诵，签售。

　　托尼·莫里森在纽约签售时，先是20分钟的朗诵然后才是签售。在我国“朗诵+签售”还不大有……海明威签售时特认真，特谦虚。芝加哥一个书店的老板特牛逼，因为好多牛人来过这里。纳博科夫到来前的一天，老板做了个梦，梦里纳博科夫签到一半拉肚子要去厕所，他肚皮大，上完厕所突然从楼上踩空掉了下来，所以老板绝对不让纳博科夫上楼上厕所（顶多换个地方）。纳博科夫每签完一本书，要跟读者握一下手，还要鞠一个躬。真他妈厉害。

　　大江健三郎当年来北京签售，用的是毛笔，写的是书法，他签一本书的时间我能签二三十本。人太多，时间太长，最后大家硬是把大江健三郎架走了，老人后来不断念叨“我太对不起中国读者了”。

　　我一直怀疑那些对读者不真诚的作家。

　　巴金有一句话叫“把心交给读者”，写了二十多年我终于理解了，作家的自信和力量就是来自读者。巴老的话简单，但是真理往往就是在陈词滥调里。

　　木叶：你很善于讲话，这使我想起有网友说你现在说的比写的好，自我解释太多了……

　　余华：我知道有读者不耐烦了，但其实有记者来问我才说，我是被动的，没人问就不说。你这么看就简单了。作品会走出自己的路，作者也会走出自己的路。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