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9日，叙利亚拉卡地区，“伊斯兰国”宣布建国，成员在街头挥舞旗帜庆祝
采访者： 记者郑莹 实习记者 段弄玉 何钻莹
被访者：乔比·沃里克
11月21日，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伊斯兰国”已被剿灭。然而，“‘伊斯兰国’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将继续存在：作为一支地下叛乱势力，继续在叙利亚、伊拉克或者其他中东国家发动袭击并招募追随者；以及在伊斯兰极端分子中，继续作为一种有全球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存在”
“高举‘黑旗’的士兵跨着马儿自东方而来。他们长发蓄须，以各自的家乡作为姓氏。据说这段预言出自《圣训》。对照现实，预言似乎已经成真。当然，现实中这支‘黑旗军’胯下并无马匹，而是把皮卡货车当作代步工具。他们成群结队、十几个人挤在一台车上，穿过伊拉克的沙漠向西而去。”《华盛顿邮报》记者乔比·沃里克在《黑旗：ISIS的崛起》一书中如此描绘“伊斯兰国”首领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开疆拓土的情形。
在邻国叙利亚混乱升级之际，巴格达迪将暴力带入这个国家，2013年巴格达迪宣布将“伊拉克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合并成一个组织——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简称ISIS）。次年，巴格达迪领导的哈里发帝国“建国”，ISIS自此更名为“伊斯兰国”。
巴格达迪认为应当大胆地高举“黑旗”，随后“正义”的信众将会追随。他对“伊斯兰国”创始人阿布·穆萨卜·扎卡维崇敬有加，继承了扎卡维的种种观点和疯狂行径，力图实现扎卡维生前关于建立一个极端而保守的伊斯兰国家的梦想。在宣布成立后的那几个月，“伊斯兰国”似乎对外面的世界并不关心。西方恐怖主义研究专家曾一致认为，“伊斯兰国”将致力于确保其领土不受外国干涉。2015年，当“伊斯兰国”开始对欧洲城市发动袭击时，事情突然起了变化，“伊斯兰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袭击接二连三地发生。
《黑旗：ISIS的崛起》
“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但这一转变似乎是个战略错误，因为它成功地将世界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反对它。”乔比·沃里克指出，“伊斯兰国”正播下自我毁灭的种子。美国记者詹姆斯·弗雷被斩首，激怒了西方民众。约旦飞行员穆阿特·卡萨斯贝被烧死，触犯伊斯兰世界的禁忌，这一举动似乎冒犯到了所有人，从伊玛目到政治精英到普通百姓。
11月21日，伊朗总统鲁哈尼通过电视讲话宣布，“伊斯兰国”已被剿灭。同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也表示，在收复拉沃镇后，伊拉克已在军事上终结“伊斯兰国”。尽管已数次传出巴格达迪的死讯，但迄今为止他仍生死未卜。众多对“伊斯兰国”崩溃的预测为时过早。“‘伊斯兰国’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将继续存在：作为一支地下叛乱势力，继续在叙利亚、伊拉克或者其他中东国家发动袭击并招募追随者；以及在伊斯兰极端分子中，继续作为一种有全球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存在。两种形式都是危险的。‘伊斯兰国’的叛乱活动将继续破坏中东的稳定，也许以后他们还将试图夺取土地。作为意识形态的‘伊斯兰国’，将让‘独狼’的威胁在未来几年继续存在。”乔比·沃里克说。
乔比·沃里克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一名记者，“9·11事件”是他新闻事业的转折点。之前，他作为一名调查记者关注环境和公共卫生问题。《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编辑室曾短暂全员参与袭击和事件余波的报道，后来大多数同事回到他们过去的领域，沃里克选择继续关注恐怖主义。他想更多地了解恐怖主义袭击的背后原因并评估反恐战略的有效性，“我认为这些是我的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我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个人层面上，我主要是出于对理解的渴望。如果不了解恐怖分子的动机，我们就不能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
他在书中写道，“在2014年恐怖分子横扫伊拉克并发布处死人质的视频之前，很多人对ISIS一无所知。这就像突然进入一部长电影的中间部分，你错过了你应该知道的之前的那段历史。”通过从美国白宫、中情局及中东多国的政府和大使馆处获得的资料和自己的观察，乔比·沃里克写下《黑旗：ISIS的崛起》。他花大量笔墨描述了ISIS创始人扎卡维、现首领巴格达迪，并重现ISIS组织发展过程。
2017年3月4日，伊拉克摩苏尔，一名从伊斯兰国控制区逃离的男子抱着女儿哭着跑向伊拉克特种部队
约旦政府于1999年特赦了一批政治犯，扎卡维是其中一员。没人预见到他将变得何其危险。约旦情报局（GID）反恐部门主管阿布·哈伊萨姆以为扎卡维可以控制，随意摆弄。他们低估了扎卡维的能力，也因为扎卡维的性格类型对他们而言似乎很熟悉：他曾是“部落之子”，一个服从约旦部落社会文化的年轻人，既非极其虔诚，也没有特别极端。
扎卡维来自扎卡小镇的穷街陋巷，早年辍学、斗殴、小偷小摸，但对家人十分温顺，以至于多年后记者将扎卡维制造炸弹、指挥恐怖分子的行径告诉其母时，她一笑了之，“我儿子可没有那种本事。”1980年代的约旦国内，数以百计的青年人自愿前往阿富汗抗击苏联军队。历经战争洗礼，他们中的一些人带着掌握的军事技能与新思想回到故乡的村庄与难民营之中。这些人组成小团体，开始寻找与“伊斯兰的敌人”继续战斗的途径。扎卡维便是其中一员。他崇尚暴力与极端主义，有“清洁信仰”的倾向。
扎卡维本不引人注目，他的恐怖基地位于伊拉克北部。2003年美军的入侵，让扎卡维摇身一变成了暴乱领袖。在乔比·沃里克看来，扎卡维能名声大噪成为“恐怖主义的超级明星”，“多亏了美国政府的宣传。”
在书中他写，小布什政府为了能够入侵伊拉克，以虚假材料指控扎卡维是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之间的纽带。随之而来的美国入侵伊拉克行动让扎卡维有了战场与口实，原本人数寥寥的小团伙日后得以壮大成国际化的恐怖组织。
扎卡维残忍暴虐，灌制割头录像利用社交媒体让整个世界“赏鉴”自己的作为，用自杀式炸弹扰乱中东局势。2006年他死于约旦与美国情报部门的联手抓捕行动。
除了有那么一点近乎狂热的对于“伊斯兰法学”的热爱，现首领巴格达迪的早年生涯看起来平淡无奇——无过人才智，也缺乏极端倾向。大多数时间里他只是独处。他近视，喜欢足球。在邻居塔里克·哈默德眼里，他实在毫不起眼，“巴格达迪的自行车后座上满是书本。既有宗教书籍，也有其他内容的书。”巴格达迪曾是教授，拥有博士学位，性格沉郁，出身保守的教士家庭。
巴格达迪长大成人那段时间正好与伊拉克最为动荡的一段历史契合。他生于1971年，10岁时两伊战争爆发。20岁时，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惨败。32岁那年，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并教书育人，这时美国入侵伊拉克。巴格达迪加入抵抗组织，对美军发动零星袭扰。
几个月后，巴格达迪被捕。他被押送到“布卡监狱”的拘留营地。美军建立这座监狱用来教化参与暴乱的逊尼派武装分子，但从实际效果判断，布卡营地恐怕恰好起到了反作用。乔比·沃里克认为，美军把极端分子和普通罪犯羁押一处，无意中仿佛开办了一所“圣战大学”。宗教极端分子正好可以趁此机会培养教育新一代的“圣战士”。
2004年下半年，狱方审查了巴格达迪的资料，觉得这位深受爱戴的学者无甚威胁，便放他出狱。三年后，巴格达迪拿到伊斯兰法学博士学位并受聘成为扎卡维成立的“顾问委员会”（“圣战者苏拉委员会”）的顾问之一，负责有关沙里亚法的法律问题。教法专家和正宗伊拉克籍逊尼派家庭出身让他随后获得晋升机会。
扎卡维死后，继承者对“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发展方向有不同看法，很快，组织名被更改为“伊拉克伊斯兰国”。头号、二号人物在美军袭击中丢了性命，一度被同行看轻的三号人物、书呆子学者巴格达迪当上领袖并开始扩张自己的国度。
埃及总统塞西认为，“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暴力行径，不过是一场横亘在穆斯林面前的更大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问题并非在于伊斯兰教的核心价值，而在于意识形态——那些几百年来被穆斯林奉为圣训的思想和观点。他呼吁发动一场“宗教革命”，把一个古老宗教从那些扭曲其核心价值的原教旨主义者和宗教极端分子手中拯救出来。研究宗教极端活动四十余年的专业记者拉米·胡里认为，大多数投奔“伊斯兰国”的年轻人并非醉心神学的虔诚教徒，他们的兴趣更多在于打击阿拉伯世界的威权统治者——比如塞西之流。
在乔比·沃里克看来，这两种不相容的分析都有些道理。胡里准确描述了极端主义的重要潜在成因：官方的压制束缚了阿拉伯年轻人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上的选择。塞西则正确指出穆斯林动荡往往表现为宗教极端主义的原因：这里有个由伊斯兰领袖制造的历史趋势，他们专注于偏离一种宗教核心价值观的狭隘意识形态。“我个人的观点是，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都是未来解决穆斯林世界问题的方案的一部分。”乔比·沃里克说。
乔比·沃里克 Joby Warrick
美国作家，《华盛顿邮报》记者，关注中东、美国外交政策及国家安全议题。代表作：《三面间谍》、《黑旗：ISIS 的崛起》。1996 年他获普利策公共服务奖。2016 年4 月，新作《黑旗：ISIS 的崛起》获第100 届普利策奖非虚构类作品奖。
关于扎卡维
记者：分析恐怖主义的根源有很多视角，国际局势、国家和个人层面在《黑旗》中都有体现，但为什么选择“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创始人阿布·穆萨卜·扎卡维作为全书的核心？在“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的解释中，你似乎选择从后者来讲述ISIS的崛起？
乔比·沃里克：选择把重点放在扎卡维身上是因为我看到他的故事不仅对理解ISIS，而且对理解“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几年内出现的新的暴力“圣战”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我认为扎卡维是20年来最重要、最具革新精神的恐怖人物，他的地位仅次于本·拉登。他被描述为ISIS的创始人，率先提出很多与ISIS相关的思想和策略。如果你想了解ISIS，得先了解他。没有他，ISIS根本不会存在，而且如果没有西方的政策失误，扎卡维不可能存在。
记者：在为《三重间谍》搜集资料期间，你接触到了扎卡维的生平故事。这个人物为何引起你的兴趣？对他还有何不解之处？
乔比·沃里克：《三重间谍》的主人公——一个成为基地组织特工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约旦医生，他对扎卡维的崇拜某种程度上让我感到困惑，毕竟扎卡维是个野蛮和没受过教育的人。在很长时间里，我对调查这种吸引力的成因怀有兴趣。我最终理解了对于缺乏英雄、希望和变革的阿拉伯年轻一代，扎卡维的个人魅力和魄力是如何吸引他们的。我仍然没搞明白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如此乏善可陈的人——扎卡维在2003年之前不仅缺乏教育，而且缺乏重要的军事或组织技能——能够取得像伊拉克叛乱领袖这样的成功。
ISIS创始人扎卡维
记者：扎卡维的人格一半是混混，一半是宗教极端分子，约旦情报局副主管萨米·巴迪吉不解于“这两种人格如何能在一副躯体之内相安共存？”据精神病学专家分析，扎卡维有多重人格分裂症——追求伟大的超我理想和罪恶欲望反复斗争。你所采访的约旦与美国情报人员在不同阶段如何评价、分析他？
乔比·沃里克：这个很有意思，一些扎卡维研究者对他的恐怖事业生涯做过研究，并注意到你提到的这种内部冲突，它似乎是扎卡维人格中的一个关键方面。据最了解他的人描述，深重的罪恶感和对赎罪的渴望一直与扎卡维自命不凡的个性长期缠斗。这种内部冲突也成为他一些极端行为的导火索。
关于“独狼”
记者：欧洲的“伊斯兰国”“独狼”在极端意识形态的刺激下，想要毁掉西方的生活方式：酒吧、音乐、体育盛事——一切资本主义所许诺的却没能在大部分穆斯林群体身上兑现的东西，用意是什么？
乔比·沃里克：在许多情况下，“独狼”为确保有足够多的受害者，会寻找人多的地方发起攻击。不过也有人选择对他们而言象征着西方的堕落或奢侈的地方。在10月1日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大规模枪击案中，袭击者选择了同性恋酒吧，这是“伊斯兰国”明确谴责的一个群体。有意思的是，这个袭击者似乎对同性恋怀有复杂的情感，因为据说他也曾追求过同性恋关系。
记者：“5·22”曼彻斯特恐怖袭击事件、“12.19”柏林恐怖袭击事件、“6·12”美国奥兰多枪击事件，“独狼”频繁发起恐怖袭击，袭击者大部分是西方国家的年轻公民，他们宣称效忠“伊斯兰国”。这些人为什么成为恐怖主义的追随者？
乔比·沃里克：耐人寻味的是，这三起事件的主使都涉及到袭击发生的国家的合法居民(甚至是本国出生的公民)，而且似乎没有来自国外的指令(柏林事件不那么明确)。与我们研究的大多数案例一样，他们是个人生活有问题的年轻人——他们需要很努力才能融入社会。“伊斯兰国”根据信息精准地找到这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呼吁他们加入更宏大的“国际斗争”，告诉他们，这将为他们平凡的生命赋予价值。对那些人生无望、找不到任何生命意义的年轻人而言，这种召唤的吸引力是致命的。
记者：自愿成为“伊斯兰国”自杀式“人弹”的是怎样的人，怀抱怎样的信念？你在书中写，几十年来，无数宗教极端分子为了一个问题争辩不休——到底什么人才叫斗士？此前与今时，宗教极端分子对于斗士的理解有何不同？
乔比·沃里克：现代恐怖组织在招募自杀“人弹”时，故意寻找那些年轻、天真和脆弱的人。在执行任务前的几周内，这些新兵蛋子被精心控制，往往被隔离。这些人被告知将执行一个自杀任务，这是真主的旨意，他们和家人都将在天堂里获得一席之地。自杀式爆炸的概念在伊斯兰教中有争议，只是在最近几年，这种策略在伊斯兰圣战组织中变得很普遍。大多数主流伊斯兰领导人谴责这种做法，因为它违背了《古兰经》教义，而且显然是在盘剥弱势群体。
“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
记者：《ISIS：恐怖之国》一书曾把基地组织比作孤立的“先驱运动”，“一个自视为精英知识分子的阴谋小集团，领导全球意识形态革命，并对之进行援助和操纵。”ISIS更像是由民粹主义者启动的，它们在网上“召集起‘一群聪明的’支持者，并且给予他们力量”。你如何对比这两个组织？是否能将“伊斯兰国”视作“基地”组织模式发生质变的产物？ISIS首领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所建立的组织与扎卡维时代有何异同？
乔比·沃里克：这个表述我基本同意。奥萨马·本·拉登视自己和追随者是伊斯兰革命的先锋，是精英分子。相比之下，扎卡维是个平民主义者，他所创立的运动反映了同样的价值观，招徕广大互联网用户和信众，尽管他们缺乏训练或意识形态上的整合。巴格达迪最重要的“创新”是更多地依赖“专业人员”——前伊拉克军官和情报人员——以实现军事和统治目标。
ISIS首领巴格达迪
记者：相比基地组织，ISIS更加血腥残忍。为什么ISIS选择用暴力和恐怖实现目标？这种暴力的源头在哪？台湾学者张锡模在《圣战与文明》一书中强调伊斯兰教并非先天排他的宗教；但在塞缪尔·亨廷顿看来，不仅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是西方的威胁，伊斯兰文明本身都是西方世界的威胁，他认定伊斯兰文明倾向于使用武力，因此无法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随后，这种论调被不断运用在解释恐怖袭击的原因之中。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乔比·沃里克：扎卡维最初接受极端暴力的部分理由是蓄意打击和恐吓普通伊拉克人，并加剧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紧张局势。后来他认识到，在视频中录制残酷处决——特别是斩首——将引起媒体轰动，在他的对手中制造恐惧，同时鼓舞他最激进的追随者。这个模式非常成功。他的继任者，包括巴格达迪，继续追随扎卡维的血腥脚步。
记者：那么ISIS崛起的真正根源是什么呢？是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恐慌症”），是宗教纷争，还是历史的罪恶遗产？根据你的亲身经历，“文明的冲突”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仅作为极端分子招兵买马（在ISIS出版的杂志上，要求西方的穆斯林选边站）和西方右翼政客笼络民心的工具（有学者认为，“穆斯林欧洲对基督教的大替换”只是某些激进党派的说法，这是在动员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
乔比·沃里克：在我看来，“文明的冲突”是一小撮伊斯兰极端分子发明出的错误概念。他们希望以此吸引支持者、激化敌意。这些极端分子可以从历史中找到无数例子来证明，殖民者剥夺了弱国的资源并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文化。但是当ISIS告诉自己的追随者，西方和伊斯兰的战争一触即发，穆斯林必须通过一场恐怖和暴力运动来保护自己时，人们就会被误导。事实上，大部分时候ISIS残杀的是其他穆斯林。很不幸，一些西方政治家通过煽动性的反穆斯林话语，加强了西方的反伊斯兰观念。
记者：“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过去追求的目标，是把阿拉伯诸国从西方的腐朽影响中解救出来，最终实现统一，建立“哈里发国”，这个过程需要经年累月的努力，不知什么时候方能实现。你认为扎卡维的理想与本·拉登大致相同，但“他的帝国，现在就应该破土动工了”。在你看来，两人理念的差异受到各自经历、外界环境的影响都有什么？
乔比·沃里克：本·拉登和扎卡维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存在分歧，包括他们对如何以及何时恢复哈里发政权的设想。本·拉登的预期更为长远，这表明他拥有战略耐心和更现实的世界观。相反，扎卡维认为自己是个通过纯粹意志力制造事件的行动者。扎卡维的计划吸引了大批狂热的追随者，但它很可能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四处树敌。
记者：你在《黑旗》中花了些篇幅描述一个部落领袖，逊尼派伊拉克人扎伊丹·贾比里。萨达姆对待西方的“不屈态度”让他想起“光荣的往昔”——“伊拉克曾是一个强盛帝国的一部分，巴格达更是整个世界的科学和文明中心。至于美国人，只是一群后起的自大分子而已。”在你接触到的伊斯兰世界的普通民众里，他们是否有失落、怀旧甚至怨恨？扎卡维重现昔日哈里发时代荣光的设想，对哪些人群具有吸引力？
乔比·沃里克：在我的中东报道中，我经常遇到你描述的怨恨。在知识分子以及普通人中间，人们普遍认为阿拉伯国家受到外国列强的剥削。首先是在殖民时期，阿拉伯土地直接由外来者控制；即便在现代，强权国家也利用较弱小的阿拉伯国家取得有利的政策和贸易协议。阿拉伯人作为一个群体，对他们的历史、宗教和文化遗产感到非常自豪。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扎卡维和他的继任者能够通过主张武力驱逐阿拉伯土地上所有外人来吸引追随者。
2015年1月30日，叙利亚科巴尼，25岁的库尔德人Musa看着饱经战乱的科巴尼
如何应对恐怖主义
记者：在与Dennis Wholey的对话中你提到，一个八岁的小男孩正在被培养成ISIS的战士。似乎避免这种情形发生的办法是从根本上改善西方世界中穆斯林的处境。可否谈谈你在抑制恐怖主义上的思考？
乔比·沃里克：我经常会想起那个八岁的男孩和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的孩子。数以千计的孩子生活在ISIS的统治之下，他们中的许多人目击了暴行，其他人则接受了训练和意识形态的灌输。那个八岁男孩的故乡被解放了，但要在这样一个机会寥寥、怨恨深重的国家重建家园，他的家庭还面临着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艰难处境。如果没有一定的教育和经济发展，这个小男孩很有可能成长为一个容易被极端组织思想所影响的年轻人。
记者：从抑制恐怖主义的角度，如何评价当今美国在中东的举措？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尽管至今仍不甚明晰）是否会改变你书中的观点？从整体上看，如何评价美国在中东的意图，你倾向于从人道主义还是权力政治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乔比·沃里克：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战略尚不明晰，然而，一些政府的声明让我非常担忧。例如那些针对某几个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向我们的穆斯林盟友传递了令人担心的信息，向他们展示出白宫所持有的反伊斯兰偏见。同样地，当我们看到政府正在努力加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针对ISIS的军事行动时，我们还没有看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承诺，而这对防止极端主义的重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坚定的承诺对于重建遭到战争蹂躏的伊拉克和叙利亚是必须的，否则不稳定和冲突还会出现，也许会导致比ISIS更加糟糕的极端主义崛起。
记者：ISIS影响美国、欧洲乃至全球的政治文化。发生在欧洲的恐怖主义袭击表明，威胁不仅来自伊斯兰国，更来自和伊斯兰国抱着相同意识形态的本土居民或移民后代。诚然，美国的状况与欧洲相异，但特朗普的排外主义有没有引起你的忧虑？
乔比·沃里克：我曾亲自见证了美国和欧洲许多地方的反移民热潮，但我并不为此而担心。在某种程度上，移民潮和恐怖袭击引起了普通人的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选举中产生的领导人、新闻媒体以及其他意见领袖需要对此慎重回应。给出观点很重要，这样普通人才能更加切实地理解威胁，并且放下那些使我们忘掉自己价值观的不理性的恐惧。
记者：约旦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扎卡维与中国产生交集，正在约旦考察的中国国防大学学员代表团有三名成员不幸遇难。扎卡维缔造的“伊斯兰国”妄图把中国的新疆纳入其版图。在应对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你对中国是否有需要提醒与告诫之处？
乔比·沃里克：在吸引中东之外的潜在追随者方面，扎卡维是很聪明的。他非常清楚穆斯林人口在中国的存在，虽然那三个中国学生在爆炸中的丧生可能是偶然的，但扎卡维的目标是强迫中国的穆斯林做出一个选择：加入圣战还是与他眼中的“异教徒”结盟。对于中国以及所有反抗这种极端主义的国家来说，目标是限制伊斯兰国潜在新兵的数量。一些个人会不可避免地支持圣战哲学，但是一个有智慧的国家不会做出那种使伊斯兰国更容易吸纳新兵的决定。他们会正确对待穆斯林公民，把反对极端主义的穆斯林公民视作盟友。
2016年11月25日，伊拉克摩苏尔，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乘车返回被政府军从伊斯兰国极端武装手中夺回的家乡Tall Abtah村
关于媒体、《黑旗》
记者：你曾在接受Dennis Wholey采访时表示，“没有扎卡维，ISIS就不会存在，而没有美国入侵伊拉克，扎卡维就不会存在。”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早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你就曾对小布什政府的对伊政策提出质疑。《黑旗》通过材料的选择强调美国促使扎卡维成为“恐怖分子明星”，出现了“扎卡维能名声大噪多亏美国政府的宣传、美军入侵伊拉克为他搭建了一个绝好的舞台”这类话语，是否有为夸大美国政府的负面作用而自证因果的嫌疑？
乔比·沃里克：我想，扎卡维和ISIS的崛起与2003年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直接相关，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样清楚的是，2003年2月美国国务卿在联合国针对伊拉克战争的演讲中显眼地提到了扎卡维，这等于让他作为恐怖主义领导人的地位获得了国际承认。在发掘完《黑旗》的基本事实之后，我才充分意识到美国角色的重要性。我需要向读者分享这些结论。
记者：语言不仅能描述更能界定政治现实。对穆斯林和恐怖主义的一些歪曲报道，对西方正面临伊斯兰势力严重威胁的渲染，加深了欧洲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猜疑。萨义德说，“稍微夸张却不过分地说，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在本质上要么被当作石油供应者，要么被当作政治恐怖分子来报道、谈论和理解。”作为记者，你在作品中是否会有意识地规避偏见？
乔比·沃里克：在中东的时候，我有幸与很多穆斯林男女建立了友谊。他们绝大多数品格正直，跟西方人一样对ISIS的暴行感到震惊。我真的认为新闻媒体强化了人们对穆斯林的偏见，因为这点，我感到有责任在我的文章和书中挑战这些刻板印象。在《黑旗》中，读者会重新认识穆斯林恐怖分子，也会认识那些献身于打击极端主义的英勇穆斯林。
记者：巴尔加斯·略萨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恐怖，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怖是狂热分子，是自杀式恐怖分子。”在你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怖是什么？ISIS、文明的冲突、科技还是人性？记者该以何种方式记录我们时代的恐怖与灾难？
乔比·沃里克：暴力极端主义只是我们时代的恐怖之一，且未必是最糟糕的。于我而言，对人类生存更大的威胁是核战争。圣战分子可以杀死数十数百人，但一次核爆炸，无论是战争行为还是某种误判，都可能杀死数百万人，人类作为物种的存在将面临威胁。对记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使命来让全世界的人去了解这点，但愿我们能避免这种风险。
（感谢中信出版社彭博雅协助联络）
本文首发于南方记者第535期
原标题《伊斯兰国”的崛起、覆灭与未来》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