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沃特斯（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采访者：恺蒂
被访者：萨拉·沃特斯
将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的小说推荐给我的，是个喜欢掉书袋的好朋友——一位法学教授。记得2002年，我们在纽约见面，他站在街角等候，手上有两本书，一本《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指匠》。所以，我家的《指匠》就是当时在纽约买的美国版。
二十年来，沃特斯出版了六部小说，本本如砖头——《轻舔丝绒》《灵契》《指匠》《守夜》《小小陌生人》和《房客》，它们的中文版已经或即将由世纪文景推出。出版社的版权部安排了这次采访，与沃特斯约定一个周五的黄昏，在伦敦南岸中心见面。我俩同岁，都有九十年代初搬到伦敦的经历，在南岸中心的咖啡馆，听着大厅里乐队挑拨琴弦的对音声，伴随周围人们的嘈杂声，访谈更像是聊天了。
一
采访者：在英国当代作家中，您的学历很高，是文学博士。您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同性恋历史小说。您能谈谈您是如何从研究转为创作的吗？
沃特斯：对，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历史上的同性恋文学作品，因为我对历史小说和同性恋题材一直很感兴趣。但我并不想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博士论文也一直没有出版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对同性恋读者群来说，是个很让人兴奋的年代。有许多同性恋的书籍突然出现，许多书店中也设有同性恋书籍专柜，也出现了许多小型的男同女同出版社，书架上能见到女同侦探小说、女同浪漫小说、女同犯罪小说等等，这是以前完全没有的。快写完博士论文时，我就决定要试着写一本女同历史小说，这就是《轻舔丝绒》。
当然，写博士论文对我来说，是成为专业作家的一个很好的训练。通过论文写作，我变得很有纪律，习惯了一个人工作，做研究，并且把研究变成文字。
采访者：您的博士论文当然能给您的小说提供许多资料，但严谨学术研究的背景，是否会束缚您的想象力？
沃特斯：正相反呢。在我写博士论文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男女同性恋的历史记载非常不同。关于男同性恋，历史资料中有不少记载，例如男同性恋聚集的地下场所或是俱乐部。因为男同性恋一直是非法的，所以，有案例记载、警察记录、口供、监狱记录等，例如王尔德一案就曾沸沸扬扬，所以，男同性恋的历史也就更为公开。但是，女同性恋从来没有被非法化，没有明文规定说女同是犯法的，历史上的记载非常之少。关于女性装扮成男性，有一些警察记录或是监狱记录，但并没有说她们为什么男装打扮。可能也因为女性的家庭生活往往不在公众的视线里，女性历史都在家门之后，女同的关系又与女性之间的友谊相交叉，变得更不可见。女同历史非常隐秘，要寻求其蛛丝马迹很不容易，这反而给我的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轻舔丝绒》
采访者：所以，在《轻舔丝绒》中，我们读到许多女同俱乐部及聚会的场景，女扮男装也很常见，这里面的历史真实性有多少？
沃特斯：我真希望我所描写的都是真实的，可惜大多数都不是，是我想象出来的。书中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到处都是女同、女同俱乐部，热热闹闹的社团，互相嚼舌头，这些都是我的幻想。我有意识地把当时的女同生活描写得与历史时代相背离，这也是此书的乐趣所在。当然，我知道维多利亚时代有许多男同性恋的地下活动场所，书面记载有很多，那女同活动场所肯定也应该不少吧。
在《轻舔丝绒》之前，我从未写过小说，所以我很幼稚，也很无知。但是无知者无畏，所以我也很胆大。而且一开始我根本就没想到读者，这书是我写给我自己的。我当时二十九岁，我觉得我能够给自己一些时间，尝试写本小说，不成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本书也是唯一我自己重读过的书，我现在能看出来我写作技巧上的问题，有一些破绽，很明显是我的第一本书。如果现在重新修改的话，我可能会让故事情节更紧凑一些。但记忆中，整个《轻舔丝绒》的写作是个让人兴奋的过程，充满着乐趣。发现我自己竟然能写小说，这让我无比兴奋。所以，《轻舔丝绒》的整个基调是很积极向上的，它是很清纯、很阳光的一本书。
采访者：这本书您写了多长时间？很容易就找到出版社了吗？公众又是如何接受的？
沃特斯：这本书我写了一年半。现在我的每本书都要写三四年的时间，所以，当时写了十八个月真不算长。
那时候觉得找出版社花了很长时间，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还是蛮快的,只花了六个月。当时我对出版业一无所知，只知道要发给他们一个概况，三个样章，我的信也写得很糟糕。我把这些寄给企鹅出版社，还有其他几家专长是女性文学的小出版社。同时，我也试图寻找经纪人。找出版社没啥运气，但我很快找到了一位经纪人——朱迪思·默里（Judith Murray）。她也尝试了不少出版社，但都被拒绝，最后Virago同意出版。我非常高兴，因为Virago既是主流出版社，又擅长女性文学。一直到现在，他们还都是我的经纪人和出版社。
一开始的读者群也很小，第一版印数只有五千本。但书出得很漂亮，封面上有两个裸体女孩，所以我很快就有了女同读者群，不少书店有同性恋书籍专柜，他们会推荐我的书。当时我觉得这种反响也就到头了，我已经很满意，因为一开始我就没有多少野心。但是，2002年BBC改编的电视剧让这本书一下子风行起来，让我的书一下子进入了主流读者市场。
《南茜的情史》（《轻舔丝绒》）
采访者：我最近看了这部电视剧，应该说还是很大胆的。扮演那位被撂在一边的男生的，是刚出道的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您参与电视剧的改编了吗？对它满意吗？
沃特斯：从创意上说，我没有参与。但编剧Andrew Davies非常好，他与我见了几面。我非常兴奋，有机会就去片场，与导演、演员见面，他们都对我很友好。对电视剧，我还是满意的。电视是对小说大众化、主流化的解释，里面的女主角很漂亮，比我笔下的人物要漂亮很多，但基本上对原作还是忠诚的，也抓住了小说中那种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对我来说，这种乐观阳光的主旨是最重要的。
在对性的处理上，电视剧确实比较大胆，这让我有些惊讶，但我很高兴他们保留了这些内容。电视剧中的性爱镜头不仅很性感，而且也很浪漫。那个年代，正是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取得了伴侣资格，合法年龄也变成与异性恋一样。文化上，同性恋角色也进入主流的出版、电影、电视中，被主流媒体讨论。BBC的电视剧抓住了这样一个转变的时刻。
当然，电视剧对小说的销售帮助太大了，电视剧播出的时候，两个星期就卖出了六万本。2002年，《指匠》被橘子奖提名，第二年又被布克奖提名，对我来说是个高峰了。
采访者：人们常常说，第一本书都免不了有自传因素。当然《轻舔丝绒》里面的人物的故事肯定不是您自己的经历，但她们的心路历程，那种的青春、阳光和激情，是否与您对自己的性倾向的理解、您自己的爱情经历有关系？
沃特斯：许多人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性倾向，我一直很懵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异性恋，十几岁时还有过一个男朋友。但进了大学之后，我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们相爱了六年。开始两年，完全是秘密的，没人知道。所以，可以说我是通过爱情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也是通过爱情让家人朋友知道我是同性恋的，我的同性恋的经历是很积极、乐观、浪漫、让人兴奋的。所以，我想在书中写的同性恋的关系，也是很阳光的。虽然我也是经过了好几年才有勇气告诉父母我是女同，但我的同性恋经历没有痛苦和被压抑的因素，因为我意识得比较晚，我也从未觉得我的性倾向是不对的、是不健康的。
所以，可以说《轻舔丝绒》有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它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发现自己的性倾向，爱，被爱，被拒绝，再爱，这是许多年轻人都会感同身受的共同经历。即便是在我后来比较伤感阴郁的书——如《灵契》《守夜》中，我的人物对她们的性倾向仍然很自信，没有人因为性倾向而内心挣扎煎熬。有时候，虽然她们生存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这确实是许多同性恋的生活经历——但我的人物对她们的性倾向总是有很积极、很自然的态度的。
二
《灵契》
采访者：《轻舔丝绒》出版于1998年，《灵契》出版于1999年，《指匠》出版于2002年，三本书所写的时间段都是维多利亚时代，有人喜欢称它们为“维多利亚三部曲”，它们之间有没有内在关系？
沃特斯：这三本书每本都是独立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三部曲，它们本身没有内在的关系。如果说联系，可能是第一本带出第二本，第二本带出第三本吧。
写完《轻舔丝绒》后，我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兴趣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强，特别是那种哥特式的神奇灵异的东西，那些巨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机构，如监狱、疯人院。我就想写一本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更接近的作品，里面的人物仍然是女同，但她们是孤立的、孤独的。她们没有《轻舔丝绒》中我所臆造的可以互相依赖的社团，但这更可能是历史中她们真实的生活。同时，我也对魂灵世界感兴趣，下层的女性有招魂的本领。《灵契》与第一本书非常不同，它的基调是阴沉伤感的。
《灵契》完成后，我觉得还没有写过瘾。我的兴趣点转移了，我更感兴趣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言情小说（sensation novel），这些小说都有着巨大的结构，一波三折、错综复杂的故事。这种言情小说的样式也很女性，里面总有很多女性角色。而且，与主流的严肃小说相比，言情小说不用一本正经，里面的女性可能充满诡计，很会算计，我喜欢这样的角色，于是就写了《指匠》。
这三本书的故事从年代上来说是一本比一本早，《轻舔丝绒》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灵契》是七十年代，《指匠》是五六十年代。可以说它们是属于我的“维多利亚时代”项目，但绝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三部曲。
《指匠》
采访者：《轻舔丝绒》中的女同俱乐部可能是您的创造，但是《灵契》中的监狱、《指匠》中的贼窝和疯人院，这些对历史环境的描写真实度有多少？您又是如何做研究的？
沃特斯：我之所以对维多利亚时期感兴趣，是因为许多现代概念是从那时开始的，例如性倾向、同性恋、异性恋。我在写博士论文时做的许多研究，对我的小说写作很有帮助。同时，我也阅读了许多当时的新闻报道和书籍文章，例如，当时的记者和社会学家亨利·梅休（Henry Mayhew）曾去街头采访过许多人，记录他们的生活，虽然他的记录往往诉诸中产阶级的视角。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犯罪团体、贫民窟都特别感兴趣，狄更斯就曾做过许多研究。在1860年前后，精神病和疯人院也是很流行的话题，有许多私人疯人院，生意很好。会有医生收钱出假证明，说某某疯了，进了疯人院的人很难出来，需要两个医生的证明才能放出来。当时有不少把正常人送进了疯人院的记载，也有不少关于疯人院的小说，例如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Mary Elizabeth Braddon）的《奥德利夫人的秘密》（Lady Audley' Secret）、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的《现钞》（Hard Cash）、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的《白衣女人》（The Woman in White），它们对《指匠》中关于疯人院的描述都很有帮助。
所以，小说中的街道、地址、疯人院里的情况都是比较准确的。但《指匠》是一本很疯狂的小说，它的情节和人物都大于生活，大于历史真实。这些人物很夸张，五花八门，有的很歇斯底里，就像一出大戏。但在讲故事的同时，我也想表达一些信息，例如女性的地位、阶级和阶层的关系、女性的权利及“无权利”等。
《指匠情挑》
采访者：《指匠》2005年被BBC改编成三个小时的电视剧，去年韩国导演朴赞郁将它改编成电影《小姐》，把整个故事移到二战前的韩国，而且电影的第三部和你的小说也很不同，您能谈谈对此的看法吗？
沃特斯：BBC的电视剧是对原书很忠诚的改编，是那种典型的、传统的、高质量的BBC产品，是我最喜欢的，里面也用了小说中的许多对话。朴赞郁的电影也非常棒，他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把这个故事放置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效果非常好。《指匠》是关于英国的阶级和阶层，下层社会假装是上层社会，或反之，是角色的互换、空间的侵占、彼此的欺骗。《小姐》是关于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占领和被占领，也有关系的互换，互相侵占彼此的空间，以及两者之间的模糊性。
电影的主人公是被男性结构控制着的女性，但电影的视角依然是男性的。当然，电影的视角一直是在转换的，故事的主角自己在创造镜头给观众看，也是让影片中的其他人物去看，造成一种曲解和误解。整部电影视觉上相当漂亮。
我想知道别人如何改编我的作品，那是他们的艺术再创造，我很愿意支持他们，但我对这种再创造完全没有责任。特别电影的最后三分之一，完全脱离我的书，让我可以尽情放松地去享受。导演曾经把剧本的两个稿本发给我看，不是要我有什么投入，只是告诉我他的进展及想法，让我感到倍受尊重。
采访者：您有没有读过相传是王尔德的小说《欲海无边》（Teleny）？它对您有没有影响？
沃特斯：我读过这篇小说，到底是不是王尔德写的，很有争议,但肯定是男同性恋作家写的男同性恋的地下生活。此书可以说是较早的一部同性恋情色小说。维多利亚时代给人的印象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更不会谈性，其实，当时有很多地下情色作品。
情色也是《指匠》中的重要内容。收集情色书的叔叔是有历史原型依据的，那是一位名叫亨利·斯宾塞·阿什比（Henry Spencer Ashbee）的情色书收藏家，他一辈子研究情色书，孜孜不倦地编辑了三卷目录。莫德朗读的那些段落也都确有其书。这些情色书中，会有女同的内容，因为两个女人的性爱一直是男人的性幻想，所以，男性写的情色书中，会有不少女同的描写。但这些都是男人写的，给男人看的。我就想，如果把这些描述从情色书中拿出来，取消男性的视角，故事又会怎么样？这是我想在《指匠》中探讨的。
《小姐》
采访者：《指匠》中，莫德也与情色作品有一种复杂的关系，她从小就被叔叔禁锢在情色的空间里，她应该对情色痛恨入骨，但是她自己最后成了情色书作家，您为什么会让她这样反宾为主？
沃特斯：我们通常认为，情色作品是为男人服务的，是完全与女权背离的。但我一直感兴趣并想研究的是，情色是否能给予女性什么？它们对女权究竟有没有意义？一位女权作家是否能写情色作品，又能写出怎样的情色作品？当然，这个问题我在书中没有回答，我们不知道莫德写出来的究竟是怎样的情色作品，但我希望她能用一种新的视角来写情色。她确实一直被禁锢在情色世界里，她逃离出来后，又主动回到那个世界并成为情色作家，因为她不是牺牲品，她是胜利者。她的情色视角肯定是女性的、女权的。
书中的两位女主角貌似都是他人棋盘上的棋子，被别人算计，但最后她们都把棋盘反转了。而且，她们都是复杂的人物，做了许多坏事，互相伤害，她们都不可信。这本书读起来好像很夸大其词，但维多利亚时代言情小说就是这样。《指匠》也是为了追求那种小说的真实感，那种盘根错节的复杂性。
三
采访者：您下面的三本书——《守夜》《小小陌生人》《房客》——都进入了二十世纪，但没一直走到今天，而是停留在二战前后，为什么？
沃特斯：写完三本维多利亚小说之后，我终于觉得够了，虽然对我来说，继续写维多利亚时代的故事会很容易，但我觉得换一个年代。我不想走到维多利亚时代之前，因为之前，现代感完全没有了，那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历史小说了。我知道我必须进入二十世纪，《守夜》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战后，《小小陌生人》是1947年的故事，《房客》是1920年代的故事。
为什么我会选择二战前后，因为我对女性在二战中的经历很感兴趣。战争打破了日常生活，男人都上前线了，反而会给女性带来一种兴奋感和机会，特别是年轻女子。而且，也是在二战前后，同性恋的生活也在改变，他们开始走出阴影，能让人看见，但也变得更危险。
进入二十世纪对我来说是一个有趣的挑战，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整个社会风景线、氛围感觉都完全不同。我舍弃了维多利亚小说中所用的那种浓墨重彩，那种大于生活的夸张，我刻意地对自己的笔墨有所控制。我读了许多四十年代的小说：格雷汉姆·格林、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等等。我也对二战时的伦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轰炸中的伦敦人怎么感觉，如何生活。《守夜》的写作对我来说真是挑战，很不容易，它依然是关于性别、性倾向，我摸索了许久才找到小说的支点，最后的结果我还是很满意的。
《守夜》
采访者：进入二十世纪后，您也写了一本与同性恋无关的书，那就是《小小陌生人》。您是不是有意识地没去碰女同的内容？
沃特斯：我一直感兴趣的有两种题材：一种是女同故事，另一种是哥特式故事。《灵契》中就有超自然的内容，《小小陌生人》完全是我哥特式的一面，它是一个鬼屋的故事，涉及的是恐怖、超自然、巫术、黑暗的东西和无法解释的现象。另外，二战之后，英国过去的阶级结构开始解体，我也想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小小陌生人》肯定不是一个同性恋的故事。
我并不是有意识地不去写同性恋的故事。我当时确实想到：我的这部书与同性恋没有关系，不知道那些喜欢我的读者会怎么想。可能对我的一些女同粉丝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她们会有些失望。
《房客》依据的是一个真实的谋杀案，一个异性恋的三角情杀案。当时读到这个案子，我就想如果是同性恋情杀会怎么样，人物关系又会如何。这本书也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正儿八经的爱情故事。这本书我写得很累，因为里面有很多激情、恐惧、危险，但我很喜欢这本书。写完《房客》后，我感觉我可能也会将女同小说告一段落。
《小小陌生人》
采访者：您目前正在写的作品是哪个年代的？您有没有想过写过当代的作品？
沃特斯：目前这本书的时间段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它也不是同性恋的故事，而是一个哥特式的故事。我没有想过要写当代的故事，但谁知道呢？我写《小小陌生人》时，觉得太喜欢写鬼故事了，我想过是否会写一个当代的鬼故事，那会是一个有趣的挑战，我可能以此进入当代社会。
关于未来写作的题材，真的很难说，我可能不会再写女同故事，但我对女性之间的友情依然很感兴趣。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太重要了，但是写的人不多。
采访者：您有几种身份：历史小说家、女权主义作家、女同作家。这几种头衔中，哪个对您最重要？
沃特斯：肯定是历史小说家，我的小说首先是历史小说，我希望能够重现或抓住历史中的某一时刻、某个故事。特别是当我把故事移到二十世纪后，我希望我的小说能把握英国社会历史的变迁、家庭生活的变化，从小处着眼，体现社会的细枝末节。当然，妇女、同性恋的地位及生活、阶级和阶层的关系：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着的，仍是我最感兴趣的。
您在写作时，是先有一个故事，再有人物，还是先有人物，再有故事？
沃特斯：最先让我感兴趣的是某个年代，以及这个年代的问题，然后我再去找能够代表那个时代、反映时代脉搏的故事和人物。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必须属于那个时代，你不能把现代的人物硬塞进那个时代里去。历史小说不是化妆舞会，不是戴个面具就可以了，必须找到属于那个历史时段的心态。《轻舔丝绒》可能不是这样，因为那是一本幻想小说。那之后的五本书，我都想就那个时代说些什么，反映那个时代的信息。
采访者：除了长篇小说外，您有没有想过写短篇小说呢？
沃特斯：从来没有。对我来说，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完全不同，是完全不同的写作技巧。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写短篇，我也不经常读短篇小说。长篇有很多扩展的空间，而短篇，每个字都得有理由存在。我不是一个很精炼的作家，所以短篇小说不合适我。
采访者：除了小说外，您也曾与克里斯多夫·格林（Christopher Green）一起创作了舞台剧《冰冻的尖叫》（The Frozen Scream），您以后还会继续戏剧创作吗？
沃特斯：昨天我刚与克里斯多夫见过面，那出戏是一个实验性的、全身心投入的舞台体验。我写完《房客》后，非常疲劳，想休息一段时间。他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合作。我从没与人合作过，因为写小说是孤独的工作，所以我就答应了。这也是与他，与演员、舞台设计、音响效果等许多人的合作。很有意思，有些方面是成功的，也有许多环节不成功，有许多差错。那个剧之后，我就觉得我该回到小说上了。我不知道以后是否会再写剧本，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更喜欢一个人工作。从内心来说，我是一个小说家，写小说是最能让我兴奋的事情。
《冰冻的尖叫》剧照
采访者：您的小说非常有镜头感，你写作的时候，是不是首先在脑海里有一个镜头，有一个画面，然后才落笔成文字？
沃特斯：谢谢你对我小说的这种体会。是的，经常在下笔之前，我的脑海中会先看到这个场景，可能我从小就喜欢看电视，也曾看过许多电视的缘故。这点我和很多作家的体验很不同，例如伍尔夫，你能感觉到她的作品就是文字流动出来的。我很喜欢的作家如达夫妮·杜穆里埃（ Daphne du Maurie）、派翠西亚·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她们的小说也都很有镜头感，所以希区柯克会把她们的小说改编成电影。
采访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两位外，您喜欢的作家还有哪些？
沃特斯：我最喜欢的作家要算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她也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作家，我还会经常读她的作品。女权、性、阶级、历史都是她的话题，她的作品是如此充满了能量。还有艾瑞斯·默多克（Iris Murdoch），她是一位非常智性的、很有知识分子气的作家，非常会讲故事，虽然我的书与她的书非常不同。还有前面提到的杜穆里埃和海史密斯，喜欢她们也是因为她们讲故事、创造氛围的能力，有一种精灵古怪的特点。当代作家中，我喜欢石黑一雄。他真是一位天才，笔下都是非常有控制的、不善表达的人物，但在控制的表面下充满了激情。还有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托宾（Colm Tóibín）。现在我在读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她非常会描写家庭的日常生活，听上去很平淡，但也都是充满了激情和曲里拐弯的故事。
采访者：如何描述您的写作习惯？
沃特斯：我像上班一样，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写，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四点。每天至少写五六个小时。其他时间和周末我会阅读其他书，做研究。我完全用电脑写作，我的字很难看。
《房客》
四
这次中文版的三位译者都是您的粉丝、研究者、出色的英语译者，也都是平权运动的支持者。请对她们说些什么吧。
沃特斯：非常感谢她们翻译了我的作品，让我的书能在中国出版。我感兴趣的是什么样的读者会喜欢我的作品，人们会如何看我的作品。
采访您之前我问过世纪文景的朋友，他们说选择您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您很会讲故事，您的书很好看。
沃特斯：如果这是出版社选择出版我的书的原因，那对我来说就很完美了。我希望读者喜欢我的故事，我也希望书中的政治信息和政治能量能够被读者感受到。我希望我的作品是积极的、充满同理心的，同时，也希望它们是扣人心弦的好故事。
采访者：许多同权支持者都把您作为他们的偶像，如何看待您的书给他们的启发和力量？
沃特斯：虽然年轻时为了同性恋的权利我也上街游行过，但现在我就是坐在家里写书，算不上活动分子。但我知道，把女同的生活描写得很积极、很阳光，这本身就是比较有政治性的选择。所以，我还是作出些贡献的吧。有许多《轻舔丝绒》的读者会写信给我，感谢我的书对她们的帮助，说此书说给了她们灵感及勇气。有些来信很让我感动，也说明了文学的力量。我年轻时读了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阿特伍德的《侍女》，以及安吉拉卡特的作品，这些书都充满能量，都曾给我极大的震撼和影响。我希望我的某些书对年轻人来说，也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采访者：现在更热门的话题是跨性别者，是性别的流动性、不确定性，也有年轻人拒绝接受性别的定义，填表时拒绝在“男性”或“女性”的选择上打钩。对“流性人”等说法，您怎么看？
沃特斯：性倾向、性别，一直都是不断进步的概念。我们能越早走出性别的束缚就越好。现在的年轻人经常毫无顾虑地谈论“中性”“性别流动”“性别不确定”，我真有些嫉妒他们。在我二十来岁的时候，这样公开的讨论只能在科幻小说里看到。我记得读过一本女同的科幻小说，里面写了一个超越性别的世界，当时如同天方夜谭。当然，这些对话只是在世界的某一部分进行着，我们在这里能有这样的讨论，这么进步，但是在世界的另一边，越来越多的女性必须用头巾遮住脸面，世界反而在退步。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