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郑重
被访者：莫言
我总铆足劲想写真正的世界文学经典 新作会有变化因为时代变了我也变了
2012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就成为了中国人关注的焦点。2017年1月11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文艺出版社主办了“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暨莫言作品独家授权”新闻发布会，在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的主持下，向莫言转达了许多读者关心的问题。针对读者提问，莫言表示，从1981年至今，在36年的写作历程中，他一直铆足了劲怀揣着写出世界经典文学的梦想。他认为，如果一个作家没有写经典文学的梦想，那他就可以搁笔了。如今自己年过60了，依然有这样一种热情，有这样的实力，所以就要继续写下去。至于新作，他非常坦率地说，他一直在努力，而且他一直很努力，希望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1955年生，是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着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师傅越来越幽默》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着有剧作、散文多部。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及其作品还曾获得“茅盾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等国内文学大奖，以及法国“Laure Bataillo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等多种外国奖项。
我们只有深刻认识剖析了自我，然后才能够对别人宽容，所以作家应该矫枉过正，不论好人还是坏人都应该当人来写。
记者：我们文学发烧友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获奖那一刻心中在想什么？
莫言：好像当年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回答的时候说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因为在那种情况下灯光那么强烈，舞台、乐队，旁边坐那么多人。我当时回答就是我在观察，脑子一片空白，实际上脑子一片空白不可能，观察的时候也要用脑细胞指挥自己的眼睛。当时坐在舞台上看到同获诺贝尔奖化学奖、物理奖的那些得主，也看到了我对面坐着瑞典皇家的国王、王后、公主们，另外还有下边的观众，以及我自己的家人。当时的回答很简单，几年后回过头回答这个问题，我多说一点，我感到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够在北欧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华贵的讲台上领取全球瞩目的奖确实很不容易。当然，我内心深处也充满着感激，感激我的读者，感激我的老师，也感激我的亲人和家乡的父老乡亲。
记者：有读者想让您判断一下，中国作家什么时候能再得诺奖，您最看好哪些作家？会做一些助力的事情吗？
莫言：我非常期盼，我现在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期盼第二个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因为一旦出现，热点、焦点都会集中在他身上，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写小说了。这个我认为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什么时间会得，我也不是算命先生。当然我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向瑞典文学院推荐候选人的权利，我会好好行使这个权利。我也确实推荐了，但是要保密50年。
记者：您的作品被世界关注之后，更多翻译到国外，翻译过程中有没有被文化误读的地方？您觉得中国文学怎么样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被世界关注？
莫言：误读是普遍存在的，不要说是翻译过程当中被翻译、被外面读者误读。即便在我们中国，我的小说也可能被误读，这也是文学吸引人的地方。每部作品可以有多种阐释，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状况，对这个作品做出自己的阐释。比如说我写的一些答案不太明确的小说，像《怀抱鲜花的女人》《木匠与狗》，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很多读者在网上留言问到底要写什么，到底最后结果如何？语言翻译过程中实际上很艰难，不单是一个技术问题，实际上也是文化的深层交流问题。一个翻译家即便讲一口流畅的汉语，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是让他翻译我的小说，我估计难度也很大。因为我的描写有很多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生活，写那个时代的人讲话，有那个时代的背景。
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民公社，我们50年代出生的人不用解释，对80年代出生的人解释起来就有一点困难。对现在的小孩儿讲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讲完全是一种陌生的文化符号，需要加很多注释。国外的人根本不了解这些东西。由于我的作品当中大量充满这样一种时代的文化符号，时代的语言，时代创造的一些流行词语，怎么样让外人知道？误译、误读是难免的，只有加大量的注释。
当然我比较幸运，起码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的这些比较大语种的，还确实是比较精到的。
记者：误读是难免的，但是误读也是一种文学的美丽。
莫言：美丽的误读。
记者：说起美丽的误读，有人问您和贾平凹老师还有过一段趣闻对吗？
莫言：贾平凹是我的大哥，我非常尊重他，虽然坐在一起的机会不多，但是神交久已。我很难忘却上世纪80年代我从新疆回来，当时还跟他没有见过面，贸然就给他拍了一个电报，让他去火车站接我。因为火车晚点8个小时，贾平凹在西安火车站拿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莫言两个字。后来人家说，上面写着莫言谁敢说话，你把牌子翻过来我就告诉你。
我看到网友批评我，说莫言这个人太不地道了，让贾平凹等了8个小时也不出现，也不告诉人家。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在火车上也不能拍电报，我下火车以后，充满希望地到处张望，看能不能看到贾平凹的身影。同学们说你做什么梦，贾平凹这么大的名气，你没有见过人家，人家怎么可能接你。后来我想也是，他怎么会来接我，互不相识。多年之后在日本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才感觉到老贾真是好人，真去接我。但是后来他也没有吃亏，他这篇文章转载了几百次了，得到很多稿费。
记者：您在接受采访中说过，上世纪80年代把好人当坏人写，到90年代把坏人当好人写，现在把自己当罪人写，您能谈谈这三种不同写法，以及今后是否有新的写法吗？
莫言：这实际上也有一种文学史上的延续意义，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那时候中国的文学写作先入为主的东西很多，包括电影以及其他的文学作品，好人、坏人非常明确。看电影小孩都知道，只要坏人一出来，音乐都变了，连化妆、台词、形象都是丑化的。包括文学里面对正面人物的描写和反面人物区别很大，比如说有一副挺拔的身材、浓眉大眼，这样一些词不可能描写到敌人身上去。事实上是这样吗？并不完全是。因为生活当中无论是敌人的队伍还是我们的队伍中各种人都是有的。我们不能沿袭过去的写法，应该把好人坏人都当人来写。甚至应该矫枉过正，应该把好人当坏人写，过去写的好人一点弱点都没有，完全不食人间烟火，永远不会犯错误，永远不会胆怯、卑微。也不是把好人写成坏人，就是写出好人作为人的一面，他的软弱、他的自私、他的怯懦都是有的，无非最后战胜了自己。
反过来，坏人也有好的一面。即便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他有时候也可能会动侧隐之心，他对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属也是充满温情的。把坏人当好人写也是这个意义。慢慢到了90年代以后，就把自己当坏人写，同样是一种艺术辩证法。我们一直在观察别人，批评别人，分析别人，但是很少往内看，来分析自己，批评自己。鲁迅为什么伟大？鲁迅就是经常自我拷问，他写一件小事，得进行严酷的自我拷问。不要老是抱怨别人，老是把别人看作是自己的敌人，老是把别人看得比自己差，老是只记着别人给自己的批评。当然还有更加深刻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内心深处都是有一个朦胧的地带，往前走光明正大，往后退变成一个小人、恶人甚至一个禽兽。在这个意义上讲，把自己当做罪人写是对自己的认识。也就是说一个作家深刻认识剖析了自我，认识了自我，然后才能够对别人宽容。
今后要沿着这样的想法来写，首先要把人当人写，不要受更多时代的以及流行的观点影响，无论写什么年代的故事，写什么年代人物，还是要把人作为自己描写的首要对象。
记者：所以无论怎么写，以人为本，才是最人文的。
莫言：文学永远是以人为本，否则就没有文学。
我一直认为应该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让它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每次都是铆足劲想写世界文学的经典，但是写着写着就像爬一座高山，爬不到顶气就泄了。
记者：您有很多有名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读者想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打算，您的新作会改编吗？其次近年来IP成为潮流，众多网络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对现在这样的IP发展您有什么看法？
莫言：我确实有一些作品早年被改编成电影，像《红高粱》《白棉花》，还有《幸福时光》。后面的作品也有很多的导演、制片人甚至演员来谈，始终没有真正地谈妥当。我认为我是对戏剧非常感兴趣的作家，小说中有很多戏剧性的描写。我小时候是看着很多农村地方戏长大的，所以小说里对场景的描写、对舞台的描写、对人物戏剧性的刻画，尤其人物讲话，会像写台词一样。有很多评论家发现，包括一些话剧导演，说《生死疲劳》里面在西门大院里面那一帮人喝酒的场景，就是话剧，拿到舞台上演就行了。将来肯定还会有别的小说被导演们改编成电影的。
IP我不是特别知道，我只知道它是一个综合着作权，会由一个小说改成电影、电视、手游、漫画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觉得这对作家来讲是一件好事，一个作家有两个IP够吃好多年的，这是一件好事。我写一个小说能成为IP当然好了。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把小说写好，至于什么IP不IP，这不是我的事情。
记者：网络文学都是语言和故事非常精彩才能够成为现象级的作品，才有IP的价值。
莫言：我知道一件事情流行必有道理，当然我想技术进步为这个奠定了基础。但无论怎样变来变去，你还是要把语言弄好。你发一个段子如果不幽默、语言不精炼、语言不俏皮、语言不机智也没有人看。还是要玩语言工夫，这是看家本领。我们是玩语言的，或者是靠锤炼语言吃饭的，一切都是依靠语言本身的魅力而能够流传甚广，把语言弄好，这是对网络写手、微信写手、传统写手的要求。
记者：说到网络和微信，网友问您，微信上有很多打着“莫言语录”的内容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你平常关注这些事情吗？
莫言：有一年在朋友的地方吃饭，他说我要献莫言老师的诗歌送给莫言老师，题目叫做《你若等我该有多好》。然后我说，这要是我写的该有多好。现在互联网确实流传很多这样的诗歌、励志小文、箴言警句、鸡汤类的东西，关于爱情，关于励志的等等。我觉得其实都非常好，我也很感叹这些人，为什么要把自己这么好的作品放到我的名下呢？万一哪天我把它们结集出版以后，他们会不会来打官司呢？所以我希望这些朋友们赶快正名，把自己的“孩子”认领回去。要不然哪一天演变成书怎么办？你来认领的话，首先是你侵权了，还挺麻烦的这个事。
记者：这是一个好选题，把网络上伪造莫言先生的鸡汤，编辑起来也许也是一部好作品。
莫言：写得很好，还是希望文友们把自己的“孩子”认领回去。
记者：读者想问，说到孩子，您有什么作品可以推荐给孩子吗？很多作家到一定时候都会写童话作品，您有没有类似的写作计划？
莫言：儿童文学，每个人都是从儿童成长起来的，也是看着或多或少的儿童文学成长起来的。少年时期读的作品，对我们的想象力，对我们未知世界产生很大作用。我经常想，我应该为我的外孙女这一辈写几篇作品，在西安写过大概两万字，后来写不下去了，当然也是因为别的事情中断了。我感觉儿童文学确实还是挺难写的，第一要考虑到儿童的年龄、心理、生理和阅读特点，不能完全肆无忌惮地写。这还跟少年时期不一样。为什么我写了两万字写不下去了，那个故事依然停留在50年代、60年代的儿童剧水平之上，什么妖魔鬼怪，人变狐狸，狐狸变人，这些东西孩子肯定不感兴趣了。现在孩子从小拿着手机看那么多的儿童作品，所以我觉得我写的东西不如他们，我就不写了。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兴盛的年代，您的创作是否也在这个时间段？有人想问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莫言：我1981年10月份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印象非常深刻。我处女作短篇小说是《春夜雨霏霏》，对于文学作者来讲，发表处女作是人生当中重大的节日。因为之前我写了很多的小说，也写了诗歌、话剧，我把我的文学作品投向全国几十家的刊物，以至于专门到我们部队送信的邮递员老孙每次见我都很反感，说如果每个单位有你这么一个人，我们邮电局就得天天给你送邮件。
这部小说发表以后，我才知道还有稿费，当我收到72块钱的稿费的时候，真是欣喜若狂。因为当时我还是一个战士，每月工资是15块钱，部队一个连长的工资才52块钱。一下子给了我72块，所以我们部队当时都知道大队部的保密员发财了，让我请客。我当时在保定买了一只马家堡鸡花了10块钱，买了最贵的酒和最贵的烟也是5块多钱，把战友都叫去，一人吃一块鸡，去得晚的啃一块骨头，大家都非常高兴，觉得我给部队带来了光荣。
在处女作发表大喜事的鼓励之下，我继续不断地写作，连发了五篇小说。双月刊版面有限，后来主编说你能不能往别的出版社投一投，我们不能老发你的。这个时候，我们上级机关调我到北京工作，我不愿意离开保定，因为我感觉保定是我的福地，他们说你应该把眼界放宽一点，你应该到北京开拓视野。果然，我到了北京以后对文学界的接触更多，开始在《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了。
总而言之，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那个时代有多么黄金，甚至我们感觉到还挺压抑的，因为经常说这个小说是因为描写了什么样的情节而被退稿，哪部小说因为描写了什么情节而被批评等等。现在想起来，全国人民确实把文学当做了一个重大问题来关注。一本刊物可以发行数百万份，一次在首都体育馆的诗歌朗诵会门票，竟然可以卖得坐无虚席，而且还有很多站票，由此可见当时对文学的关注度很高。
记者：继《春夜雨霏霏》之后的几年里，您陆续又写出了如《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天堂蒜苔之歌》等当时评价甚高、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作品，您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出的呢？
莫言：《红高粱》《天堂蒜苔之歌》这些作品是在军艺两年左右写出来的，《天堂蒜苔之歌》是1987年从军艺毕业以后写出来的。之后又在鲁迅文学院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举办的研究生班学习了两年多，其中有半年在学英语。这半年时间头几个月我还非常认真地学，也背过好几百个英语单词，后来确实经不住写作诱惑，实际上经不住编辑的诱惑。编辑说你学英语不如写小说，你学英语干什么，出国有翻译，而且你在中国生活，就把我学英语的热情给浇灭了。现在经常后悔，后悔当时没有坚持下来，后悔听了一个编辑的妖言，让我的英语半途而废。有时候在机场转机，一个人站在里面茫茫四顾，目无熟人，航班信息不明，那种焦虑和痛苦让我想起了当年那个编辑。如果他在我眼前我也许要扇他一个大耳光。
算起来，我从1981年发表作品到今天也有36年多，在30多年的时光里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让它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我每次写的时候都是铆足劲想写世界文学的经典，但是往往写着写着就感觉像爬一座高山一样，爬不到顶气就泄了。所以这是对一个作家的毅力、财力、精力的考验。现在我年过60了，依然有写伟大文学的梦想。梦想就是不容易，如果一个作家没有写出经典文学的梦想，那么我想我就可以搁笔了，正是因为还有这样一种热情，还有这样的实力，还是要写下去。
我的新作应该跟我已经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但会有一些新变化，因为时代变了我也跟着变了。
记者：写作会面临一个问题是思维枯竭，您会怎么寻找灵感？
莫言：首先应该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我在动笔之前就想着要创新，一定要写一部跟过去的作品不一样的作品。当然写的过程当中就像人走熟了一个道，不知不觉顺过去了，努力提醒自己，纠正自己，加强创新意识，逼着自己走艰难的、危险的、艰苦的道路。
第二，要善于学习别人。我们这个年纪，你说下到农村去，下到工厂去，长时间生活，跟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也不现实，即便努力争取，从年龄上考虑对方也不会同意，最主要就是通过阅读学习。我当然不是鼓励大家抄别人的东西，但是要从别人的东西里面举一反三。你看到人家写这样一个故事，你马上由此联想到另外的故事。这个故事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从哪里受到启发的，别人看不出来，应该善于做这样一种学习的借鉴。
再一个就是善于向别的艺术门类学习。我说我从杂技里面得到了构思一个小说的灵感，别人也不会相信，但是事实上这种事是存在的。当你看到一个人，一个芭蕾舞演员站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女演员表演芭蕾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在欣赏西方艺术和中国杂技结合的节目，的确会想到我们的小说。我们的小说里面能不能产生这样一种嫁接，就是像芭蕾舞一样站到杂技演员肩上一样，所以这种门类的艺术，像音乐、舞蹈、美术、电影、电视都可以变成小说创新的刺激力和想象力产生的源头。我不相信有一部计算机看了《老人与海》能够写出《一个人的命运》来，这是人脑艺术思维的独特性，计算机绝对模仿不了。
记者：从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人家就在呼唤您的新作，读者想知道您有什么打算？
莫言：我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今，今年是第五个年头了，很多次媒体预告了我的新作的内容，甚至还有题目和出版时间。至今千呼万唤不出来，今年能不能出来呢？我觉得今年还出不来。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
非常坦率地说，我一直在努力，而且我一直很努力。尽管这几年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去过很多地方，做了很多的演讲，也写了很多杂七杂八的文章，但是我对文学的梦想力度没有减弱。我对写经典文学这种准备没有停止，我一直在搜集各方面的材料，甚至也悄悄地去想写的人物生活过的地方做一些调查和采访。总而言之，千方百计做准备，尽量想把这个作品写得好一点，但愿我的新作出来不会辜负大家的希望。一个作品写作是连续的，一个作家写作不可能完全切断跟他旧作的关系，就像一对父母生养了一群孩子，有几个甚至长得很像，但是每一个孩子看起来面貌都有差别，要找出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是不可能的，因为都是同样的父母生育出来的。
所以我的新作，我想应该跟我已经发表的所有的作品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变。但是肯定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因为时代变了我也跟着变了。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