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凌 摄

　　采访者：黄玮

　　被访者：巢峰

　　他或许是辞书界最年长的主编——即便已89岁高龄，即便身处医院，仍在为修订中的第七版《辞海》忙碌。

　　日前度过自己“80岁生日”的大型综合性词典《辞海》，其风雨历程与社会意义，如同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缩影，“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

　　而这一叶载人遨游于中华文明浩浩海洋中的扁舟，凝聚着一代又一代辞海人的智慧与辛劳，也凝练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许一字空”的辞海精神。

　　近日，《记者》专访了辞书界元老、第七版《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

　　人物小传

　　巢峰

　　曾长期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总编等职，经历了四个版本《辞海》的修订编纂出版工作。

　　我老了，但《辞海》不会老

　　记者走进华东医院病房时，巢峰老先生去做检查了，未在病房。

　　只见到，他病床一侧的小几上，一份文稿正摊开着，边上有一叠报纸相伴，再加上那枚压在文稿上的有些年头的放大镜，它们构成了某种静默的诉说。

　　不一会，它们的主人步入病房，身形瘦小，精神不错。他告诉记者，看报是他多年的习惯，摊开的文稿是他正在看的一封和他探讨《辞海》的来信。

　　甫一开口，“辞海”两字就那么自然地登场了。这不禁令记者感慨：在《辞海》80多个春秋的风雨历程中，巢峰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另一方面，巢峰投身出版界60多载，《辞海》仿佛已经成了他职业生涯的另一种说法。

　　今年89岁高龄的巢峰，自1978年起长期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总编等职，经历了四个版本《辞海》的修订编纂出版工作。就像他自己深情告白的：“这么多年来，我的生命就是跟编纂《辞海》交织在一起的。我老了，但我相信《辞海》不会老。”

　　记者：年前，《大辞海》出版暨《辞海》出版80周年座谈会在《辞海》诞生地上海举办。置身于这个回望和前瞻《辞海》命运的大会，您是否特别感慨？

　　巢峰：是的。当时我就说了，《辞海》“80岁”，这对我们“辞海人”来说，是值得自豪、很有意义的大事。

　　记者：您所感受到的自豪和意义来自哪里？

　　巢峰：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种书中，有多少是有近百年历史、定期修订、长销不衰的？《辞海》是经过几代作者、编者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地编纂和修订，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1936年，第一版《辞海》在上海问世，到目前一共出了六版，累计发行630万套。

　　这么多年来，读者对《辞海》一往情深，称它为“无声的老师，没有围墙的大学”。“对不对，查《辞海》”，这是《辞海》出版至今获得读者信任的口碑，可算是“有口皆碑”。

　　记者：“有口皆碑”来自于几代“辞海人”呕心沥血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队伍里汇聚了许多熠熠生辉的名字，如物理学家钱伟长、数学家苏步青、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生物学家谈家桢、历史学家周谷城、戏曲大师周信芳等。

　　巢峰：像《辞海》这样一部包罗万象的辞书，的确是倾注了我们几代专家学者和编辑出版工作者的心血，从而确立了它在中国和华人世界的权威性。很多大型工具书，出版任务完成后，它的作者队伍和编辑出版队伍就解散了，而《辞海》的作者队伍和编辑出版队伍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应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参加编纂《辞海》为荣，而且，一代传至一代。

　　就像坐在火山口上

　　《辞海》被誉为历史和时代的大事记、档案馆和里程碑。这和确定于1981年的“十年一修”规则紧密相关。

　　80年来，在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陈至立等历任主编的主持下，《辞海》已有六个版本面世，第七版正在编纂之中。在其基础上编纂的《大辞海》也已出齐38卷5000余万字，填补了我国特大型综合性辞典的空白。

　　晚年时，回首自己四度经历的《辞海》继承与发展、坚守与创新的历史，巢峰意味深长地总结说：“不同版本的 《辞海》，以纸质出版物的形式，反映着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和发展，就像在近现代历史道路旁，竖立了一个个里程碑。”

　　记者：接手《辞海》修订编纂工作时，您提出了“十年一修”的意见。因为，您认为“只有通过不断修订，才能修正错误，推陈出新，逐步接近真理。而每次修订，我们就像坐在火山口上，稍有疏失，就可能犯大错误。”

　　巢峰：《辞海》的一次次修订和编纂，既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程，也是一个修正错误、探索真理的过程。它不是“天书”，不可能不犯错误。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各版《辞海》都难免存有错误。它的生命力就在“十年一修”。

　　如果时间是历史和时代的步伐，那么，《辞海》就是历史和时代的脚印。时间不停往前走，《辞海》的脚步也必须紧跟前沿踏实前进。1981年，我们确定了《辞海》“十年一修”的规则。这意味着每十年，这本集单字、普通词语、百科名词术语以及地名、人名、机构名称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都要进行修订，有保留、有修改、有新增、有删除。

　　举个例子，第六版《辞海》比第五版增加200余万字，新增词目12300余条，条目修订超过1/3。新词汇、新概念、新思想在书中的不断出现，让每一版《辞海》都有着它所在时代的特征、亮点和烙印,进而，具有了文化上的象征意义。

　　记者：时代发展到今天,社会变化日新月异,《辞海》仍十年一修，是否显得慢了点?

　　巢峰：《辞海》收词，在反映生活和时代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词汇的知识性与稳定性。知识有个经受时间考验与沉淀的过程，需要社会承认。当然，在信息时代，十年一修，确实不能充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为此，今天辞海编辑部也很注重《辞海》非纸质版的打造。

　　将于2019年出版的第七版《辞海》定位是“守正出新”。“守正”是要严格遵循辞书编纂规律，“出新”是指紧跟时代步伐，吸收最新的知识成果和发现。第七版《辞海》在形式上将分为纸质版与非纸质版。每个纸质版本都是历史和时代的大事记、档案馆和里程碑。而非纸质版则是《辞海》又一种生命力的延续，它的特点是及时传递最新信息，还可以与读者互动。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记者：听说您书柜中珍藏着所有版本的《辞海》，您对哪一版情有独钟？

　　巢峰：我最喜欢1979年版。因为，它编纂最难，而质量甚高。

　　记者：难在哪里？

　　巢峰：1979年版 《辞海》 是修订时间最短的。1978年10月初，上级紧急指示,要求新版《辞海》在1979年9月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

　　时间不足一年。后来，又发现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时间，而是对许多问题无法界定。那时，《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没有起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怎么写？康生、谢富治怎么写？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怎么写？对于这些问题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记者：这些具体的界定，事关重大。

　　巢峰：当时，主编夏征农派了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去北京请示，罗竹风在北京分别请教了20几位领导和学者，他们每个人都说了一些意见，但都仅供参考。

　　怎么办？我说，还是《国际歌》中的那句话，“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我们自己起草一个办法。于是，由我起草了《处理〈辞海〉稿件的若干意见》，一共8条39款。成稿后，一个夜晚，罗竹风和我去了夏老家，我讲一条，三个人一起讨论，夏老拍板。当时夏老说，“如果有错误，我这个主编负责。”

　　“意见”出来以后，说实话我们心里七上八下的。好在，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瀚伯看到这份“意见”后，亲自写了按语，把它刊登在1979年第六期《出版工作》上，供各出版单位参考。这样，我们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陕西南路上的灯火通明

　　从1978年年底至1979年8月，在编纂1979年版《辞海》的日子里，上海陕西南路25弄里的三幢小楼夜晚总是灯火通明。

　　这灯光，燃起了许多作者、编者经历“文革”十年后重返工作的万丈激情，也照映出《辞海》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一方面，接到编纂任务距其出版时间不足一年，任务急；另一方面，参加过《辞海》修订的作者与编者在“文革”中散失颇多，人难找。但最终，任务完成仅仅用了“两个一百天”。一百天召集作者写词条，一百天编辑审核校对出书。

　　“两个一百天”，完成1300万字、10.65万词条《辞海》的编纂。这个速度，令亲身参与者和关注此事者都觉得是个奇迹。

　　记者：您还记得当年夜色里陕西南路上的灯火通明吗？

　　巢峰：记得，记得。当时，每晚灯光都亮到12点以后，没有休假，连春节都在加班，大家拼命地要把《辞海》修订完成。

　　那些专家学者“文革”中挨批挨斗，一旦有了用武之地，那种热情简直难以形容。为什么？多年没工作了，现在终于能工作了，那是最大的幸福。

　　记者：今天听您这样说来，当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激情犹令人感佩不已。

　　巢峰：当时我任出版社副总编兼《辞海》办公室主任，就是后勤部长，大事小事都得干，烧饭的师傅，我去请，烤火取暖的煤炭，我去弄。

　　编《辞海》是个大工程，为了协调工作，我想了个主意，在食堂一面墙上贴了一张很大的“工作进度表”。把各学科工作的进度分成若干阶段，每完成一个阶段，就插上一面小红旗，红旗天天变化。这样，一百多个学科的进度一目了然。

　　这下好了，大家都端着饭碗看进度表，谁先进，谁落后，一目了然。落在后面的学科，晚上他们办公室的灯准是最后一个熄。

　　记者：这样你追我赶的编纂出版过程中，让您难忘的事肯定很多吧？

　　巢峰：那些事至今历历在目，即使对一些细小情节，我也记得清清楚楚。

　　比如，书印好了，在装订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错误。“反饥饿”的“饿”错成了“俄”。责任编辑要写检讨，但我想他一个人检讨压力太大，就对他说，我主持具体工作，我有责任，我们两个人一起检讨。于是，我们在黑板上写了检讨，还被扣罚了一个月奖金。

　　那个错误怎么办？我带了十几个人，用黑色圆珠笔把“俄”字改成“饿”字。8万套，改了整整两天。好在，“俄”改成“饿”，改动不大，不显眼。

　　记者：听说当年这版《辞海》的销售都可以用“轰动”来形容了，这真是对“辞海人”最好不过的回馈了。

　　巢峰：因为纸张供应紧张，1979年版《辞海》第一次就印刷了8万套。结果，没有几天就全部发出去了。当时，一般人的月工资是36元，《辞海》缩印本定价22.2元，并不便宜。但因为供不应求，《辞海》的黑市价居然卖到原价的一倍。面对长长的读者队伍，上海工具书店甚至出台了新婚夫妇凭结婚证买一部《辞海》的“土政策”。

　　还有读者直接给编辑部寄来了22.2元钱，说自己跑了十几个地方都没有买到《辞海》，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请编辑部帮忙。有段时间，因为读者来信太多，出版社还专门安排了两三个人来处理读者信件。

　　记者：这些充满历史印记的故事，生动而深刻地印证了一种说法——回望《辞海》问世以来的世事沧桑，仿佛触摸着中国文化前行的脉搏。

　　巢峰：《辞海》的历史，就是中国文化历史的一个缩影。

　　半路出家的“插班生”

　　曾经，有人这样做过统计:《辞海》从发稿到印刷成书,所有文字都需经过5审5校。2000万字的文稿，如果由一个人看上5遍,每天看1万字计,需要20多年。这样的数字，是浩瀚、是气度，也是辛勤的劳作——这就是辞海人生。

　　8年前，媒体报道《辞海》第六版出版总结表彰大会时这样写道：正是无数专家学者前赴后继的倾心倾力,才积淀出《辞海》今天所享有的口碑和声誉。90多岁高龄的《辞海》副主编石美鑫教授，曾在监护室里,接着临时心脏起搏器,审读修订稿；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叶祥奎老先生,在医院发出病危通知时,仍念念不忘《辞海》收词工作；上海水产大学伍汉霖教授为了赶进度，赴美探亲时，还带着鱼类学书稿远渡重洋……

　　一代接着一代的学者，编纂一版又一版《辞海》，凝练出一种力透纸背的辞海精神——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

　　记者：作为一位资深辞海人，您怎么解读辞海精神？

　　巢峰：“一丝不苟、字斟句酌”、“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许一字空”，编辑出版队伍要以出版事业为荣，一干到底，成名成家。出版单位要有严谨的精神、严格的作风、严明的纪律、严肃的制度，工作中对每个数据、每个引文都要逐一核对，对每个标点、每个符号都要认真推敲。马虎草率、粗制滥造，是最为令人鄙视和唾弃的作风。

　　编纂一部大辞典，真正是“板凳要坐十年冷”，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哲学大辞典》《经济大辞典》《法学大辞典》等等，所用时间都在十年以上，而《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出版时间竟达21年之久。

　　记者：为了《辞海》，您坐了几十年冷板凳。有人称呼您为《辞海》元老，有人比喻您为《辞海》守望者，而您自己的说法则很好玩——半路出家的《辞海》“插班生”。

　　巢峰：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插班生”，真是说来话长。1954年，我从江苏调到上海，在华东新闻出版局工作，开始了出版生涯。1958年，因为出版社缺人，我从出版局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负责编审经济读物。

　　我审阅的第一部稿件是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审这样的稿件，不懂政治经济学不行。可我14岁参加革命，初中只读了3个月。这迫使我捧起了《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读物。每审一部书稿，我都是先看参考书，再看《资本论》，再看书稿。这种“现炒现卖”的方法还算有效。

　　后来，我就开始写政治经济学和出版、编辑等方面的文章。

　　记者：这段经济学经历又怎么会将您引至《辞海》人生的？

　　巢峰：“文革”结束后，上海恢复文联、社联活动，我成为了经济学会的第一召集人。从而，市委宣传部和出版局任命我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到辞书出版社后，我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编纂1979年版《辞海》。

　　前人的错误给我们教益

　　辞海精神，镌刻在辞海人编写《辞海》的日日夜夜里，成为了中国一个关于学术精神、工作精神的闪亮名字。

　　而从巢峰几十年的出版经历来看，他更是将这种辞海精神，刻写进了自己的生命。

　　1992年，针对当时《语言大典》等一些词典的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现象，巢峰率先开火，学术“打假”。

　　85岁那年，巢峰推出自己的第三部文集 《辞书记失》，评论近年来我国出版的一些辞书中的种种失误，一针见血。

　　对于真实和严谨的执着，让这位老者，精神不老。

　　记者：您对辞书“记失”，是为了让读者“得到”什么？

　　巢峰：就像文学和艺术有文学批评、艺术批评一样，我认为，辞书学也应该有批评，否则它何能健康发展。

　　研究前人的失误，其实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德国哲学家狄慈根曾经说过，“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不亚于他们的积极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当然，前人的失误不会自然地给我们教益，重要的是我们要对前人的失误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吸取教训。集我数十年出版工作的经历，特别是对辞书编纂的心得，我想很有必要将一些“失误”与大家切磋。希望这对抵制谬误流传，树立严谨作风，有一定的作用。

　　记者：同样是为了抵制谬误流传，树立严谨作风,在任中国辞书学会代会长期间，您“一破一立”抓了两件事：一是，建议创立中国辞书最高奖“中国辞书奖”以奖励优秀辞书；二是，在辞书界开展打假批劣。

　　巢峰：设立“中国辞书奖”的同时，我还将我主持工作的上海辞书出版社辟为辞书学术研究基地，创办了 《辞书研究》刊物，为的就是使辞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还不应忽视对炮制文化垃圾的行为予以评判与反思。有一段时间，辞书界在编纂质量上出现了问题，出了一些抄袭剽窃、胡编乱造的辞典。这种错误百出的辞书，玷污了学界的严谨学风，更会贻误我们的读者。

　　记者：在您看来，辞书的生命力在哪里？

　　巢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断有新事物萌生，人们的观念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辞书的生命力就存在于不断地修订之中，不断去纠正失误，探求真理。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