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 诗稿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寇志明
采访者：宋磊
被访者;寇志明
今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主任、鲁迅研究专家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教授来京参加“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作为西方学者，他近年多次来访中国，参与此类研讨活动，分享鲁迅研究成果。近日，长江日报记者通过电邮等方式采访了寇志明，他表示，鲁迅是一个有同情心、有历史责任感的伟大作家，他的历史价值不是越来越轻忽而是越来越重要。
初记者迅文章便觉其伟大
寇志明开始记者迅著作是他刚念完初中那年，当时他生活于美国宾州西部一个偏僻小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书后参考文献里得知，中国有位现代作家叫鲁迅，从旧金山邮购了由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鲁迅小说选》一卷和《鲁迅杂文集》两卷。
念高三那年，寇志明记者鲁迅的短文《拿破仑与隋那》，深有感触。“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纯粹的人道主义方面的议论。”
初记者迅文章，寇志明坦言：“看不太懂，但越看越有兴趣，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它，可谓‘有挑战性’的著作。”他记者迅越多，越觉鲁迅伟大。“因为他能看透狭隘民族主义，我觉得当时的美国很需要这样的作家，但当时的美国，这类作家寥寥无几。”
鲁迅的《呐喊》自序、《狂人日记》《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都令寇志明记者感触极深。他回忆，初记者狂人日记》时，对文中的“吃人”字眼不理解，以为指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在匹斯堡大学记者期班一年级中文课程时，寇志明的老师恰好是鲁迅学生台静农的儿子台益坚。寇志明向他请教“吃人”的意义，台告诉他，这是指中国封建社会里某些人的作为。“后来我开始记者迅的原文时就觉得他用词很特别，跟我以前看的中文教科书上的语言不一样，有意思，很幽默。”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记者年级时，寇志明细记者记念刘和珍君》，感动得流下眼泪。“最深的印象倒不是纪念死去的烈士，而是让我了解到，美国没有一位像鲁迅这样能够剖析社会、有良心而如此敢说话的作家，我们最需要这样的作家。”
从旧体诗探究鲁迅思想轨迹
鲁迅的旧体诗，一直是寇志明一门研究兴趣所在。
早在记者士的时候，他就写过关于鲁迅旧体诗的论文，厚厚一大本，“跟鲁迅一样，在夜里最安静的时候写，后来越写越晚，甚至通宵。”这本论文几经修改，于1996年成书出版，书名为《诗人鲁迅：关于其旧体诗的研究》。
寇志明说，他之所以对鲁迅旧体诗产生兴趣，是因为他曾着迷于鲁迅白话文著作，其中会出现一些文言文，“因为他的一些反讽语言依赖的就是新旧之间的相互纠缠。”在研究时，他试图通过他那些引经据典的旧体诗，来理解鲁迅内心的想法，通过其中大量的典故探究，捕捉鲁迅的思想轨迹。
“鲁迅不圆滑，他对我们讲真心话。”寇志明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讲，鲁迅的诗比其他作品更能表达他的个人情怀，因此除了本身的艺术价值外，这些诗所蕴含的历史和人道主义价值更加不可磨灭。如鲁迅上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一首《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寇志明说：“虽然字数很短，却蕴含了丰富的内容，甚至包含了人生哲学、宇宙观及对国家命运的关切等。”
详细比较取得重要发现
寇志明说，自己是一位研究文本的汉学者，该研究领域难有新“发现”，但在不同文本中详细比较，也有宝贵收获。
去年，寇志明应邀翻译几篇鲁迅文章，其中一篇是鲁迅在1932年12月14日为《鲁迅自选集》写的自序。在翻译中，他发现，该自序有两个不同版本。香港汇通书店1970年出版的《鲁迅自选文集》自序为：“所以，这些‘革命文学’，也可以说，就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在压迫之下的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本来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的《鲁迅全集》第四卷自序中，没有上述文字中的“在压迫之下的”和“本来”。
去年7月，寇志明到北京参加一次关于鲁迅手稿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当他把这个发现讲给中国学者听后，引起重视。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主任黄乔生的帮助下，寇志明到该馆文库查看资料。他发现，鲁迅手稿中的“自序”跟1981年的《鲁迅全集》文字一样，但印于1933年的上海天马书店单行本《鲁迅自选集》自序与香港汇通书店版《鲁迅自选文集》一样。当时在场的鲁迅研究者王得后立即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黄乔生补充：“鲁迅经常会在他的校样上作一些修改，但是校样已经不存在。”
寇志明据发现得出推断：鲁迅在1932年底编《自选集》写“自序”时，回顾了他一生，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定自己在五四时期的角色时，将“在压迫之下”及“本来”加进“自序”。“鲁迅在强调他之所以立志要写作、参与（其实是领导）新文学运动的动机就是为了保护‘孺子’（弱者、被压迫的人），而不是想要变成组织中的一个螺丝钉，盲目地听从别人的命令。”但后来的编辑者可能按照他的手稿，把文字改回去，很可能违背了鲁迅本来的意思。
访谈
“他一点也不圆滑，老对我们讲真心话”
他真正关心世界上不幸的人
记者：鲁迅的旧体诗是您的重点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最初的动机是什么？
寇志明：我最初写《作为诗人的鲁迅》的动机来自一种对于探究鲁迅“复杂意识（借用当代学者林毓生的说法）”的渴望。不过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根本没看过林毓生的书。
我认为，鲁迅的旧体诗大量引经据典，能够使记者看到他的内在精神和个人情感。几十年来，我花费大量时间翻译、注解鲁迅诗歌，有些诗我译了多遍，不少注释我也花了几年时间斟酌，我慢慢认识到，鲁迅的很多旧体诗是为在旧体制下牺牲的作家、知识分子而作，我的确在他的诗中发现了其他近代作家白话散文作品所缺失的深度和文化共鸣。
记者：鲁迅的“复杂意识”如何理解？
寇志明：鲁迅首先是一位富有创新性的作家，其次是学者、社会评论家、女权拥护者、左联旗手、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的良师益友等。他热爱中国，希望用自己的文字改善国人生活。为此，中国人不仅需要推翻压迫者，而且要摆脱旧思想的桎梏，做“真人”，就如《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所说的那样。
当中国处在艰难岁月中，为促使民众对社会和自身行为的反省，鲁迅使用了至今仍有人觉得有冒犯性的反讽和讽刺。我对那些敏感的人们并没多少同情心。一些学者将鲁迅描述成反传统的斗士，但是，当鲁迅攻击中国传统时，他批判的是那些想利用传统维持自己权力的伪君子。比如，当鲁迅嘲弄袁世凯、北洋军阀、国民党或者是伪满的御用文人用儒家思想来为其阴谋辩护时，他的攻击对象是儒家思想，还是企图利用儒家思想的人？显然是针对“利用者”的。
另外，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对我们讲真心话。他同时还是一名国际主义者。他真正关心世界上不幸的人以及那些受压迫民族的民众；他反对暴政，倡导世界和平。
近年西方国家出现新的鲁迅热
记者：近年来，鲁迅的英文研究领域呈现怎样的状况？
寇志明：最近3年，美国学术出版商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行了3位华侨女学者关于鲁迅的专著，这些著作内容饱满，足见在美国、澳大利亚以及西方其他国家出现了一股新的鲁迅热。此外还有美国学者柯德席、安敏轩和我等等，都出了鲁迅研究专著或文章。
除了英语世界，关于鲁迅的书迅速涌现，在日本、韩国当然还有中国，鲁迅研究的传统由来已久。美国学者在过去为鲁迅研究也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但他们的贡献相对而言显得零星。幸运的是，这些令人兴奋的新学术著作之间没有多少重复。
记者：在国际学界，鲁迅变得热门的原因是什么？
寇志明：鲁迅早就被西方汉学者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这是因为他的小说写得很卓越，并不亚于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写的《都柏林人》之类的现代英文文学的经典著作。
鲁迅给我们一个中国历史的缩影，而且描写得很逼真，是写实主义的杰作。因此，很多西方记者想通过他的小说，观察中国社会及其内在因素。
记者：与中国的鲁迅研究相比，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是否会提供不同的视角和发现？
寇志明：英美学者属于“新批评”一派，重视细记者在作分析的时候，他们不太喜欢把文本以外的政治、历史背景带进来。而我的研究立场与中国学者的接近——研究文学作品必须从宏观视角进行分析，要考虑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这样才能明确哪些因素影响了作家的思想。如鲁迅1931年写下的七言律诗《惯于长夜过春时》，如果不知道当时左联五烈士牺牲的故事，就很难完全理解这首诗。
当然，英美学者的“细记者研究也有其好处——鼓励大家“为鲁迅而鲁迅”，不要把太多的外来因素带到解记者过程中。
哈佛大学已退休中文教授帕特里克·哈南的文章《鲁迅小说的技巧》、已故中国现代文学副专家威廉·莱尔的《故事的建筑师语言的技巧》都是很好的著作。莱尔有一本英文书叫作《鲁迅的现实观》，他用周作人的回忆录来分析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他也翻译了鲁迅的短篇小说选，英文写得非常通顺。此外，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还有我的《作为诗人的鲁迅》，都从纯文学角度，为了解鲁迅提供了新的视角。
海外了解鲁迅，不能离开对中国本土的认识
记者：您现在正在做关于鲁迅的哪方面研究，有什么新发现？
寇志明：我正在研究鲁迅在日求学期间（1902年-1909年）早期思想的形成，特别是1906-1908年间，他从医学院辍学，回到东京开始创作一系列早期文言论文时的思想变化。我想尝试重建当时的知识氛围，以便理解是什么影响了早期的鲁迅。
我发现，在鲁迅的早期文言论文里，如《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强调应以“人”为中心，也就是他所谓的“立人”理念。他认为，现代的中国需要培养人才，不要像以前“封建”时代那样，为巩固帝王统治压制人才。他这个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可寻得印证。孔子主张培养人才，孟子、老、庄也是；司马迁写过一句我永远忘不了的话：“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都是“立人”精神。
鲁迅在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和文学，但他也试图把中国传统思想带入现代全球化的世界，用批判的眼光研究西方，然后把这些新知识带回中国，这便是他早期思想形成的根源，也是他的伟大贡献之一。
记者：近年来，很多鲁迅研究者努力进入鲁迅的精神世界、个人生活领域，去理解他的情感、思想，您也会这样吗？
寇志明：研究鲁迅的生活细节有助于理解他的思想、人生，但对于鲁迅任何片面化的、强加式的理解都不可取。
在新南威尔士大学任教时，我每年开一门课，教来自中国的学生如何翻译鲁迅的书信。学生们仔细看了他的书信后都说：没想到他有这一面。那就说明，中国以前在关于鲁迅的教育上存在问题——往往把鲁迅说成斗士，这太片面。鲁迅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但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
但有的学者专门强调鲁迅消极的方面，如他与朱安的婚姻，主观认为鲁迅把心里的内疚作为《野草》主要的题材，认为鲁迅在《秋夜》写到的两棵枣树是朱安和许广平的象征，我不太同意这种理解。也许枣树在这里只是枣树，没有象征意义。这样的研究方法抹杀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也抹杀了《野草》的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文学史上前线地位。想要全面了解鲁迅的作品，就不能离开对整个中国的认识。
年轻人可以通过鲁迅了解真实历史
记者：鲁迅研究的薄弱环节主要在哪？
寇志明：在1973年出版的《鲁迅全集》20大册里，一半是翻译作品。这些翻译文学不仅是鲁迅的心血所得，还代表他的爱好、他所受的影响，其中很多译作比后来的译者译得更好。但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缺乏。
记者：如今的普通记者，在认识鲁迅上主要有什么误区？
寇志明：网上有人造谣说“鲁迅从来没骂过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种说法违背事实。鲁迅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多次与上海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声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如1932年2月《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1936年9月《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他的《二心集》及其后的文集里有很多主张抗日的文章，这类文章还有《沉滓的泛起》、《战略关系》、《安内与攘外》、《中国人的生命圈》等等。鲁迅最反对日本占领东北，他老讽刺伪“满州国”，也经常讽刺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为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抗日小说写序、找出版社，还给作家生活费。
鲁迅希望将来战争结束以后，中日两国可以和平相处。他的旧体诗《题三义塔》有名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其实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并非亲日。
记者：你认为我们现在更加深入学习鲁迅作品，有什么好处？
寇志明：学习鲁迅不仅具有文学意义上的价值，还有历史价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的历史价值越来越重要。年轻人可以通过鲁迅了解中国的过去。这很重要，只有了解过去才能展望未来。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