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各类“大V”公众号里，“X博士”绝对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存在。在公号的“功能介绍”一栏，它赫然写道：“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稀有冷知识，黑历史、酷文化，神人物，从钱学森到摇滚乐，无所不包。这也许会是你看过的最酷的公众号。”去年二月底它的第一篇文章《钱学森、特异功能和黑魔法》就收获了10万加的点击，到如今已经有了50万的订阅人数。公号的文章主题从邪教、气功热、人口黑市这类冷知识、猎奇的历史到地区观察、时事评论、历史的大众化解读等等，可谓无所不包。文章内容虽然冷僻，但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广泛阅读和转发。其中的不少文章，如《残酷底层无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气功热：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黑帮、宗教与铁锈:忧郁的东北》等，在为他吸引了大量读者和热评的同时，也招致了不少非议和抨击，甚至一度被微信封号。隐藏在这个“最酷的公众号”背后的“X博士”——真名霍启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如何构思出这些十分冷门却又被广泛阅读的选题的？在涉及诸多敏感而夺人眼球的历史事件时，他是如何取舍的？又是如何维持这个“大V”公号的运行的？
近日，记者（www.thepaper.cn）记者在“X博士”位于上海世纪公园的工作室内，对他进行了采访。
霍启明
采访者：熊丰
被访者：霍启明
档案里的六十年代避孕套使用指南
记者：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学术背景吧，为什么会想要办这样一个公众号的？取名“X博士”，有什么讲究么？
霍启明：我本科是河北大学中文系的，后来研究生去了南京大学读历史，方向是近代史，导师是董国强老师。我从小就是个好奇心旺盛，爱好很多的人。高中那会儿人家都在好好学习准备高考，我不爱学习，就一个人经常在外面瞎逛，那会儿就听了好多乱七八糟的摇滚乐啊、民谣啊之类的，还把什么科恩兄弟、库布里克的电影都看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经历其实挺重要的，它算是我自己一个潜移默化的美学教育，奠定了我的审美吧，所以你们现在看我写的有些东西会觉得视角比较独特，甚至有些读者说是“暗黑”、“猎奇”什么的，大概跟那时候听的音乐看的电影有很大关系。
我学历史是半路出家，本科学的是中文嘛。最开始的时候，觉得历史和文学没什么两样，都是讲故事呗。后来才发现，历史枯燥的多。历史的根是各种档案和文献，好的历史学家特别能够在纷繁复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档案中找出线索来整合这些资料，抓住重点。我硕士论文题目写的是《大跃进之后的计划生育（1962-1966）》，我就天天去江苏省档案馆查卫生厅和教育厅的档案。最开始觉得一点头绪都没有，后来看进去了简直感觉是老僧入定，材料看的越来越多，那个时代的画面感慢慢就出来了。有些事情你现在可能无法想象，比如当时江苏省卫生厅在城市里面推广使用避孕套，那会儿避孕套是很贵的，农村人用不起，城里人也得省着用。卫生厅的文件里就有具体的指导，教城镇居民如何循环利用，一次用完之后怎么洗，怎么风干，再怎么储存，一个避孕套可以用上四五次。还有的文件反映很多人压根不会用，比如把避孕套泡水喝下去，以为这样就能避孕了。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也就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但现在的人根本难以想象。
我写东西一定要有代入感，看了那么多档案之后，我就把自己想象成执行计划生育的官员，我穿什么，吃什么，怎么去给那些需要做流产或者绝育的人去做工作，她们会有什么反应，夹在上头的指令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乃至人伦之间，我的工作该如何进行下去。反正我写东西，都是从这种非常有代入感的个人体验出发，一点点扩大去写的。
至于创办“X博士”这个公众号，倒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自己想写也能写，满足一下表达欲。取名也没什么讲究，当时脑子里就蹦出了这三个字，我想着，就它了呗。我是去年6月研究生毕业的，毕业以后在一家新媒体工作了一阵，后来觉得也不是太有意思，那会儿公号已经有了点影响，能够靠公号养活自己了，我一想索性辞职自己给自己干吧，所以我现在算是自己给自己打工了，挺好的。
记者：最初公号里的文章基本都是你一个人在写，现在感觉会有不少其他作者的文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团队的分工和运营情况？
霍启明：现在维持公号的运营和推广的有六七个人，公号文章的后面有时候会附上一些广告或是商品的链接，这些都是他们去负责接洽的。写手的话，除我以外，也有六七个人，基本上大家兴趣都挺杂的，有的是对游戏史特别有研究，有的是对武术、格斗这一块，有一位是一直生活在泰国，对泰国文化、泰拳很了解，还有住在欧洲，对意大利的文化、艺术、古典绘画什么的特别感兴趣。这些作者基本都是在“X博士”公号里认识的，最开始他们看了我的文章，感觉有触动，就在后台给我留言，一来二去觉得气味相投，也就成了朋友。反正大家都挺珍惜“X博士”这个平台的，把它当作满足自己写作欲和表达欲的一个窗口。
记者：“X博士”里的文章主题涵盖范围非常之广，从特异功能、农村或地区观察到各类冷知识，但是背后都有股“cult”的气质，你作为公号的负责人，是怎么来策划选题的呢？
霍启明：其实我是个很随性的人，基本是想到什么写什么，随着兴趣走。我跟其它几位作者也是这么说的，你们了解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有研究，就写什么，不要考虑太多，我们要做的就是以通俗的语言实现专业知识的输出。我们作者群相识都是因为这个公众号，自然还是有类似的审美趣味的吧，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在风格上还是会有相似性的。当然，有时候碰上了一些大事，我还是会提前做一些约稿和统筹的工作，但一般而言，都挺随性的。你看我们一般五六天才发一次推送，很少有大号敢这么做，对我来说，文章的内容是最重要的，总不能为了写而写吧，那样一点意思也没有。而且，那些看似冷僻的内容其实是我的其实并不是我兴趣的全部。我现在最想做的，其实是一个音乐和艺术的节目，分享一些我最喜欢的音乐和艺术品。
X博士的工作室、
民国时期的财富故事堪比《让子弹飞》
记者：拿你最近的一系列文章来说，你开始写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孙中山、蒋介石甚至是列宁，为什么会想写这些领袖人物的青年时代呢？
霍启明：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我读历史吧，跟纯粹学院派出来的会比较不一样。我读史的时候，“主体性”很强，想看看历史上的人和事对自己的境遇有没有什么启发和指导，能不能指导我的实际操作。我今年28岁，未来有很多种可能，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就很想知道这些领袖人物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在思考些什么问题。其次当然有话题性的考量，伟人的故事肯定有人愿意读，而且年轻时候的经历也相对单纯，不会太敏感。最后一点，我前面也说过，我写东西一定要能有代入感和画面感，虽然时代风云变幻，但是既然是同龄人，还是能够相互理解的吧。
比如我写《作为新媒体人的毛主席》这篇文章，我就把自己代入到他的青年时光，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再和今天的时代做个对比。1918年，毛主席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已经25岁了。他是个能量场那么强的人，肯定不会安于现状在当地找个工作。于是他跑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一边是接触到了很多新思潮新知识，让他非常兴奋；但另一方面，他在北大和北京又是格格不入的，北大的那些教授和明星学生们都不搭理他，整个就像是现在的“北漂”那样的异乡人。眼看着在北京融不进知识分子圈，再混下去前途也愈发黯淡，毛一跺脚决定回湖南，开始办《湘江评论》，几乎是一个人搞出了一张报纸来。你去读读《湘江评论》的文章，言辞中虽然缺乏一些幽默感和从容，但却有燃烧不完的激情，办了没几期就受到了当时的“大V”李大钊的点名赞扬，文章也广为流传。但他也惹恼了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湘江评论》就这样被迫停刊了。刚刚小有名气的毛泽东逃离湖南，在上海以洗衣服为生，经历了这样的人生起伏，之前的书生意气被磨灭了大半，我想他很容易就能理解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他随后的政治选择，也就比较清晰可见了。
再说到孙中山，其实我最初没想写他。我前一阵子在研究民国的财富故事，其中读到张静江，孙中山搞革命，很大一部分资金都是张静江给的。我最初读这段历史，本来是想看看张静江如何在法国从事古董生意，他和卢芹斋是怎么个分工合作，他们又是怎么和伯希和、沙畹这些人打交道的。后来我读到一个细节，说张静江的侄孙张葱玉好赌，曾经一晚上输掉了现在上海大世界的地皮，折价有两百多万港币，而孙中山从1895年开始反清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募集的资金也才只有100万港币左右。这个事情很触动我，国父前半辈子为革命筹的钱居然还没有张葱玉一晚上输掉的钱多。
记者：其实从遗留下来的建筑也可以看出来，孙中山在上海的故居，比起同时期资本家的宅院，明显要简陋很多。
霍启明：没错，从这么一个事件让我去思考很多别的问题。比如中国的资本家从来不像西方的资产阶级那样有自己的话语权，都要依附于政治势力，搞一些政治投机什么的。虽然在财力上的差距那么悬殊，但是在后世史书的记载中，张静江、张葱玉和孙中山的地位，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过往的民国史研究，基本都聚焦在政治史上，27年以前是军阀混战，直系、皖系、奉系，27年以后是国共的党史，但其实真实的民国是非常复杂和多元的。比如我个人对于民国时期，上海的各种财富故事就很好奇，各路冒险家是怎么在这个十里洋场发家致富的，甚至犹太家族在上海的经营这种，真的写出来，戏剧性应该不会比《让子弹飞》差。
比如我最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两个民国女大学生日记》，日记里面都是个人的生活，比如买什么牌子的丝袜啊，看了什么电影啊，跟谁约会啊，在学校里的生活啊，这些琐碎的生活当然是历史的一部分。这种还有一本是《国民党下级军官的日记》，是11位国民党下级军官的日记汇编，写他们在前线的生活、心理动态，对国共内战中的不满和挣扎，把宏大叙事里淹没的个人给还原了出来。读这些小人物的日记，一下子就把我说的那种历史的画面感给勾勒出来了。
反正我写东西就是喜欢从个体入手，以小见大。就像当官一样，先理解一个小县城的生态，这里的风土人情、人情世故，再上升到三四线城市，去感受那里的生活，最后到省会和一线城市，这里面的生态结构，是越来越复杂的嘛。历史研究应该从你身边儿接触到的生活开始，你最能理解的事物开始。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是，作为历史学家，你要是连你女朋友在想什么都不知道的话，还怎么去理解和研究那些伟人呢。
举个例子，我个人非常推崇王绍光的那本《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一般说起武汉的“文革”，都是“720事件”啊，“百万雄师”啊这种的宏大叙事。王绍光的那本书就把历史还原到了具体的人，考察“文革”期间，在武汉，不同背景、阶级出身的人是怎样选择派系、选边站队的。最后你发现，即使在“文革”的狂热中，个体也都还是理性的，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考量去加入派系斗争的，一下子把个体从时代的大潮中发掘出来了。我写《残酷底层物语》的时候也是这样，从“快手”软件里的个体出发，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呈现出那种主流媒体视野之外的生态，然后去试着勾勒出当前农村的一些面相。
《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
记者：听下来感觉你虽然对学院派的一些研究路径不大认同，但对学术还是很有热情的，未来会考虑回到高校去读博吗？
霍启明：不会了。原来读研究生的时候还真的挣扎过，想着自己是去读博士，做一个书斋中人呢，还是去闯江湖、混社会，后来还是决定走后一条路。这跟我个人的经历和性格都有关系，比如我原来给香港中文出版社的《二十一世纪》写过稿，里面很多文章真的很好，撰稿人都是秦晖、沈志华、杨奎松这样的学界大牛。但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些文章也就是在所谓的“知识精英”这个圈子里流传，一般民众根本接触不到。我个人还是更愿意跟大众对话，把自己学到的一些专业知识“渗出去”。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知识分子一定要多跟社会接触吧。你看《浮士德》里，浮士德一辈子在书斋里钻研，闷闷不乐，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后来被魔鬼带到乡村的地下酒馆，看见那些农夫酗酒、斗殴、讲黄段子，反倒第一次感到了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光彩。歌德的这个故事一直很启发我，我是个现实主义者，肯定得先把钱赚了，维系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再去钻研学术，写点东西，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