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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有一对很大的耳朵听人们说话

2016-08-22 09:22:03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石剑峰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今年上海书展最受关注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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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石剑峰


  受访者:阿列克谢耶维奇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今年上海书展最受关注的作家。 8月18日,从气温15摄氏度的明斯克来到近40摄氏度的上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疲惫不堪,也备受气温变化的折磨。19日和20日两天,68岁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参加了上海书展多项活动,活动间隙还得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只有在晚上的时候,她才有时间跟着编辑游览了外滩,惊讶于上海的繁华,在街上,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给孙子买礼物。


  8月20日下午,在阿列克谢耶维奇去上海展览中心签售前间隙,她在酒店接受了石剑峰记者的专访。而在那一刻,书展现场从上午就开始排队的读者已经在等待着。


  无论是在8月19日的讨论会上,还是在接受媒体采访中,阿列克谢耶维奇都试图避免以某个群体代言人的身份说话,她说得最多的是“我写的是小人物的故事”,“我只做好自己的小事”,“这只是我的个人立场”等等。所以当她被问到如何看待“小索尔仁尼琴”这个称号时,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如果我不谦虚的话,我会说,是的,我就是小索尔仁尼琴。但我很谦虚很诚实,我就做好自己的小事。”


  但这些她所说的小人物故事和她做的小事,最后构成的是半个多世纪的苏联以及后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宏大历史,从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到苏联的解体。就像也来到讨论会现场的作家止庵所说的,如果不是因为像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作家,历史的记载会造成某种空白,甚至是历史的消失。


  处理完这几段悲剧之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唯一能做的是祈祷和平,不要杀戮和战争。但现实永远不会如此。在获得诺奖之后,她转向了爱与衰老的主题,依然是小人物的故事。


  阿列克谢耶维奇毫无疑问是个悲观主义者,在她的作品和言谈中,看到的不仅是她个人的疲惫,也看到了文明的疲惫和时间的疲惫,甚至是无力。“当我结束那5本书的系列时,我已经很疲惫了。我已经没有力量再走到塔什干帐篷里,那里躺着失去手腿的孩子,这些孩子会永久哭泣下去。”“比如乌克兰冲突,未必有办法解决。我不能站在俄罗斯一边,也不能站在乌克兰一边,除了不要杀人,我没有其他想法。”


  在记者专访时,阿列克谢耶维奇依然坚持自己是记者的身份,因为她还在继续记录别人的故事。她可以看做是这个时代记者的典范。为写每一本书,她跟每个人交谈三四个小时,甚至一整天。当感到讲述的问题非常重要时,会连续多天去找对话者。当她开始写书的时候,家就变成了仓库,堆满写书的材料。她说记者要有一种猜测力,猜测出对方的所思所想,她说记者,“你想了解更多,就得问得更多。”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对于人,我不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希望自己写的东西流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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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9日,上海思南公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新书《二手时间》。


  8月20日下午在上海展览中心大厅的签售会上,熟悉或不熟悉她的读者从上午等到了下午,也有很多人遗憾地未能求得签名。在那一刻,似乎她的作品是会流存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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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石剑峰: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你还计划着写新书。你的每本书都要采访上千人,你还以记者身份去做那么多采访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现在仍然在做访谈,去跟人聊天。在采访中,总是有人告诉我,普京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体。这不就说明我还是记者吗?


  石剑峰:但看得出你很疲惫。不只是这趟来中国的旅行,而是对未来写作计划的疲惫。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现在是很疲惫,不只是身体上的,实在是身心疲惫。诺贝尔奖之后,我做了12个国家的巡回旅行,在哥伦比亚、美国、西班牙这些国家转,到处讲话,这让我很累。现在我特别想写新书,但我怎么都做不到。我仍然很有兴趣跟各种人见面,做访谈,听他们讲故事,但是对社会政治的主题,我感到疲惫。


  石剑峰:你在8月19日的见面会上说,你计划写的新书是关于爱与老年,思考爱和衰老的主题,这是否可以看做你写作的思考从历史转向了哲学命题,因为年纪大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想这是你们的传统,是你们儒家的传统。我还是喜欢跟人在一起,我喜欢生活,喜欢听别人说话。


  石剑峰:要听上千人讲他们的故事后才写成一本书。这至少证明,你是一个非常善于倾听的人。


  阿列克谢耶维奇:可以这么说,我喜欢人,喜欢听他们说话,我有一对很大的耳朵听人们说话。所以,我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石剑峰:但那么多普通的故事,有喜悦,更多的是悲伤,他们的故事会使你的写作偏离最初的想法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种情况倒是没有,但听那些有创伤的人的故事,难免会影响我的生活和心情。尤其是在写那本《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时候,我写到一个女性,在战争中她失去了母亲,突然在采访中她不愿意再说了,因为往事让她很难受。我还听一个女游击队员讲了一个故事,她抓到了一个德国士兵,那个士兵有两个孩子。这让她很为难是否要把他杀掉。当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非常激动,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有时候在采访中,对方经常会问我,能不能谈谈我自己,我只好说对不起。当然,经常有人要求我在写的时候,隐去他们的名字。我一定会答应他们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邻居和父母,不能影响他们的生活。当然会出现在一种情况,被采访者会说很多很多,但我不可能都用。


  石剑峰:在《二手时间》中,我看到的是人们对同一段历史相互对立的态度。在中国,这种情况也存在。


  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想中国有自己的思想,中国会走自己的路。这本书上谈的是人之间的冲突,他们如何相爱,如何失望 。我既不是共产主义信徒,也不是资本主义狂热分子,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我有自己的立场。我看问题,尽量从自己的世界观去看。这本书中,有自由主义者的声音,有共产主义者的声音,有法西斯分子的声音,他们都在叫喊。


  石剑峰:但这么尖锐对抗的声音,是否也在撕裂你的国家和社会?


  阿列克谢耶维奇:人们互相不服,互相争吵,这在我的书里也都有。现在,有人认为我们陷入了国内的冷战之中,有人支持乌克兰战争,有人反对乌克兰战争,有人支持占领克里米亚,有人反对占领克里米亚。


  石剑峰:这样的分裂如果发生在同一个家庭里,是一种悲剧。我知道,在你家庭中,你和已故的父亲对苏联的态度就非常迥异。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的,这种事情发生在同一个家庭中是最难受的事情,这种事情在我们那很典型,很可怕,也很奇怪。我们一直想找到弥合的途径,但我们没有找到。


  石剑峰:你是白俄罗斯作家,但你在谈话中,总是会说到俄罗斯这个庞大的邻居。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想未来的情况,但现在的俄罗斯完全走的是另外的道路,走在一条困难的道路上。1990年代,没人人想过俄罗斯人居然跟乌克兰人打仗。就我家庭来说,有乌克兰人,有白俄罗斯人,我们无法理解这种战争。我们生活在一种惊讶的情感之中。


  所有的白俄罗斯人都有一种恐惧,他们担心会发生克里米亚这样的情况,甚至不需要发生战争的情况就可以达到。因为我们的能源完全是被别人掌握的。我们这个国家是俄罗斯通向欧洲的道路上,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石剑峰:你是作家和记者,但在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媒体都希望你去谈论政治,谈论俄罗斯政治。这会让你很困惑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每天都有人问我关于政治的问题。从一个方面来说,他们问,我就得答。另一方面,我觉得政治还是需要专业人员来回答。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做我自己的事情。


  石剑峰:作为从苏联走来的白俄罗斯人,你相信乌托邦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关于乌托邦,这个世界有很多种乌托邦,有消费主义乌托邦、技术乌托邦,现在我们把未来寄托于技术乌托邦。乌托邦是一种我们对未来猜测的形态。但让我做预测是不可能的,很多东西不可预测,我认为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恐怖主义。


  (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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