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产女作家严歌苓又出新作《舞男》，小说以上海为背景，以上海人为主人公，写了上海滩舞场里的一个舞先生杨东，在陪舞的生涯中偶然邂逅了中年精英白领蓓蓓。爱情里，这对地位悬殊、文化背景悬殊、年龄悬殊的男女经历了不同以往的苦痛。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电影版权已于去年被影视公司签下，电影筹备工作正在进行。

　　近日，严歌苓来到北京，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谈及当今社会状况之下，女人和男人社会地位的微妙错位，严歌苓说：“女性地位的提高给爱情带来问题，也给作家带来更多对社会的思考。”

　　严歌苓告诉记者，这个小说的原型来自表姐告诉她的真事，“现在，有钱男人的太太们，把孩子送进大学，她们没事情做了，就来到上海，她们喜欢跳舞，在上海的舞厅里和年轻的男舞师跳舞。你知道吗，当时上海舞厅里男舞师每个小时能挣到800块，女舞师只有60块。”严歌苓透露，为写这本书，她还曾经辗转舞厅体验跳舞。小说的时代背景设置在2004年前后，“后来百乐门被拆了，需要重新修建，所以后来，这些故事都成了孤魂野鬼。”

　　严歌苓将小说的主人公设置成职业舞男，这个特殊的职业让主人公身在底层却混迹于上层，在最豪奢和最无望之间来来往往，这样背离让这段故事上达天堂下至地狱，洞穿了这个时代最无可救赎的疼痛。“过去是男人包养女人，现在，女人有了钱，从第二性逐渐开始和男人分享第一性，开始给男人钱，从金屋藏娇到娇屋藏金。原来男人如何对待女人，今天有钱的女人就怎样对待男人。”这种关系让常年生活在海外的作家严歌苓感到惊奇，同时也有提笔书写的冲动。严歌苓希望观察这个时代男女有时因性别颠覆而出现的角色定位尴尬，看看他们会如何自处。但最终她也发现，“女人还没有学会一种更新的两性关系的处理方式。当然，大众也没有对这样的情侣，特别是女方比男方大很多的情况，应有的宽容。”

　　对话

　　不管电影再怎么有魅力 文学还是最好的

　　张知依：您写《舞男》而不是舞女，您之前说，时代变了。在您看来，时代怎么变了？

　　严歌苓：时代变了，女人成了经济核算体，女人不再是第二性的时候，也会形成一种尴尬。女人不会再将就、再妥协。男人还没缓过神来，就不能再当一家之主了。甚至反过来，有钱的女人会和比自己经济条件弱很多、年轻很多的男人谈恋爱。爱情里，经济地位社会身份的失衡现在是另一番故事了。

　　张知依：这本书是关于爱情、阶层和性别的。写完这个故事，您觉得在爱情当中金钱是怎样的角色？

　　严歌苓：我总觉得钱太多一定不是个好事情，多到你买东西已经没有任何的喜悦和痛苦了。包括在社会里看财富也是这样，中国现在有好多好多人，过去因为别人有钱自己没钱，他焦虑；现在自己有钱了他还焦虑。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焦虑让我们的社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人的幸福指数很低。这种焦虑也让这个本来就很世俗的民族，急速地变得更加世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能够说一声，“我够了。”

　　张知依：据了解，这本小说的电影拍摄已经在筹备了，前几天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您也有参与。电影好热，作为作家，您会否有感觉，文学在失宠，而电影在不断被宠爱？

　　严歌苓：影视永远是被宠爱的。每种艺术的存在都有非常坚实的理由。但是如果说到文学，我们见过太多世界文学巨著被改编成电影的，有一个人说过他们比原著更好吗？没有，对吧。所以就是说不管电影再怎么有魅力，文学还是最好的。作为一个讲故事的媒介来说，文字永远是表达最好的。

　　（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