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的八月长安
采访者：莫琪
受访者：八月长安
《最好的我们》是近来热度非常高的网剧，开播两月，还剩3集单日播放量已破14亿次。该剧由同名畅销小说改编，讲述几个高中生的青春故事。作者八月长安2006年以哈尔滨文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放弃高薪工作全职写作时碰上了IP热潮。是聪慧使然还是幸运而已？“后高考时代”已来，八月长安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展示了资深优等生窥见的高考众生相。
八月长安原名刘婉荟，高中时代表黑龙江参加APEC国际青年科学节,作为学生代表出访过泰国；2006年以哈尔滨市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后推荐至早稻田大学交流。她学生时的简历漂亮得让人有距离感。今年高考结束的当晚，记者给刚参加完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的八月长安打了个电话，听到的是这样的她：
“前两天有编辑让我说说作为一个28岁的女人是如何克服年龄的焦虑感的，写不出啊。我根本没焦虑感，要克服什么呀？”
与八月长安的对话顺利得几乎顺滑，狮子座的热忱与优等生的习惯让她面对每一次抛问时，都要回答充分以及有新意，还得配上张三李四的各种故事。这种语感是从小看书养成的么？八月长安笑称可能是因为很小的时候把街坊四邻各种吵架、房屋纠纷说给姥姥听，这样学会的说故事。
得，就让八月长安给大家说说她的故事与事故吧。
莫琪：你怎么写今年的高考作文？
十年前以总分661的成绩成为文科状元，八月长安说：“这么说可能有点欠扁，我的目标其实是省状元，结果只考了个市状元。”她就读的哈尔滨第三中学是黑龙江省重点中学，与音乐才子李健同门，该校每年往清华、北大输送量可占全国前五。记者把今年的高考作文（上海卷）“评价他人生活”给八月长安，问她怎么写？
“题目要求给出的条件并不完全，比如没规定是评价是私底下的还是要让对方知道的。” 八月长安成名后常常能从他人的评价里看到恶意、批评，如果现在让她就写作文题会更实际，“无人背后不说人，评价偏见是经验的一部分，关键怎样表达评价。有意见可以，但需要说出来困扰别人么？没有人愿意听不好听的话，会受影响负面评价影响，但人也容易被片面的好评价绑架。“
她说自己学生时作文扣题好，但今天看来言之无物，“可怕的是现在很多读者把我高中作文翻出来，拿着学写文章，那真是相当强烈的羞耻感啊，我写的那些比如不能让英雄遇冷的题目，就是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啊……后来我的一位外教分析过为什么中国学生GRE作文难写？他说你们文法华丽，却回避讨论问题。应试教育极大地影响了我们，不只是在写作上，现在为了顾场面，我也会选择说废话。“
“但是高考还是给了很多人受教育的机会，毕竟先天的起点太不公平了，”八月长安话锋一转，给这个话题收了个漂亮的豹尾。
莫琪：优等生有没有阴暗面？
问八月长安高中有后悔的事么？停顿片刻她说，“没早恋算是一桩吧。”
与苦读书的概念不同，八月长安表示成绩好给了好学生特别大的自由，“其实学习好的才是最贼的一帮人，可以逃课、遛弯，因为老师总以为看书去了。他们偏成人化，做这些事情前先估量，然后偷偷做。上课听歌耳机要从袖子里抽出来，看漫画会边看边抬头看老师反应，时不时与老师眼神交流点一点头。“
八月长安似乎将优等生的“自由时间”放在了观察同学琢磨每个人上，她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学琴的最大收获不是优等生性格，反而是些黑暗的东西。
“我以前的学生乐团有中考加分政策优惠，所以吸引了很多人来报名。但因为越来越多有关系的人进来，学员质量每况愈下。指挥发愁，团长也觉得不行，决定考试，大提琴小提琴是有座次的，首席可以跟指挥拥抱，而考试就决定了座次。考试的时候坐了八九排大提琴。那时的副首席拉得特别好，虽然家里苦，但首席是个草包，于是我们都以为副首席可以动座位当首席。然而因为有背景的家长们各显神通，考完之后结果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动，首席请大家吃冰激凌。大家正吃着东西呢，这时候指挥老头叫停，让首席副首席坐下拉琴。副首席拉完了，首席根本跟不上站起来就走了。指挥老头走过去就给了副首席一个拥抱。这个瞬间当时震撼了我，但直到很多年后我成为了指挥老头这样的人，才真正看懂。”
《最好的我们》剧照
莫琪：怎么度过后高考时期？
八月长安又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学校每年高考后会有一个集市，周边家长来买高考生用过的笔记、卷子。我高考结束后就去练摊了，我比较机灵的一点是我没把笔记本卖掉，我卖的是复印本。有成套有分开的复印件，一课10cm厚的资料，有笔记、错题本，能卖几百，当时一共卖了2万多块钱，算是卖最多的了，后来被家里叫停。钱一部分捐了一个乡村图书计划。但上了报纸后就坏了，当时地方信息港上很多人骂我钻钱眼儿里去了，高考资料应该免费给。”
“再后来我就把胳膊摔骨折了……那时我们去植物园玩，踩着轮滑冲坡下，摔得整个人都翻起来了，倒地时疼得不行眼睛都睁不开，同学看我一动不动特别着急：‘怎么办……她死了‘。不敢给妈打电话，就在植物园附近找了个医院。后来发现骨头接得有点问题，要把刚长好的骨肉扯开重接……这就是我高考后赚了笔钱，然后遭了报应的故事，幸好苦难是写作的财富。”
莫琪：高考如果失败怎么办？
高考成绩本来只有分数之别，但在人心中是隔开成功与失败的门。前两天八月长安在自己微博里分享了几条当年高考失败的同学现状：复读的女孩刚在德国毕业；进了二本的女孩，大四考上了北大经管的研究生；讲话害羞的女孩，大学后成了文艺骨干……
“高考有成功失败之说，是因为有好学校坏学校之说，这种情况其实有很多渠道可以补齐，包括听课程。高考的成败跟人生的成败没太大关系。我见过很矬的人上了好学校天天打魔兽，也见过去了二本知道自己要什么结果也特别好的。如果你非要说高考失败，那么有正事儿的人根本不在乎一次成败，虽然需要花更多努力，但这种努力一定会修正到失败前的状态。”
莫琪：为什么写青春？
八月长安的写作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成绩好，大学期间她被交换到日本读书，其间除了看书无所事事便开始在网上写小说，《你好，旧时光》《暗恋·橘生淮南》《最好的我们》（原名《流水混账》）三本同时写，故事里的人物也互相穿插。
为什么写青春呢？不幼稚么？因为熟悉，八月长安说写最熟悉的领域，“我不是什么都得体验过的，所以就写那些真的有经验的领域。此外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青春是值得发掘的。我喜欢那时，是因为很多人在那个时候成为了他自己，然后就再没变过。成人的悲切都是少年时代形成的，只是他以为自己忘却了。 ”
《最好的我们》剧照
莫琪：学霸毕业后就会一帆风顺么？
毕业后八月长安到上海做的是财务分析的工作，经常点灯熬夜狂写报告，时间长了发现很多努力都在他人的权力股掌间化为无用功。北大光华学院毕业生的高收入是出名的，“那时候应届生一般二三十万，到香港投行能有六十万，”除了金融业还有没有更好的位置？幸运的是八月长安有写作这条退路，曾经的退路如今看来可能是她最好的去处。2013年，签售时她看到乌压压的排队人群，“终于明白当明星为什么那么爽了！”虚荣感就像是一个气球一旦充盈就会漏气，除非能被源源不断地吹下去。当时八月长安的第一本纸质书《你好，旧时光》卖了三四十万，她觉得自己有试一下的资格了，于是辞职开始全职写作。
说到这里时，擅长讲故事的八月长安郑重地说：“我希望有一天能被称为‘一位作家‘，有一天，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在她的概念中能被称之为真正的作家的人是依赖的是自我表达，而不是读者的反馈。
现在的八月长安写的已不完全是青春了，也褪下网络发表的模式。她倒无所谓地表示自己本来就是网络作家，而且不怕盗版，“以前在网络平台发表让我吃了很多亏，因为小说往往是要不断修改的，网络发表的坏处就是网上一直保留着初始版的，无论我接下来再多修改很多人看的还是老的，像个永恒存在的幽灵，真让我没脸看。关于盗版，我觉得不买书的人永恒不买，你的书没盗版他就看别人的。现在不再在网上连载只是讨厌旧版错别字，也是给自己保留了一个更好修正的空间。”
莫琪：影视改编怎么玩？
网剧《最好的我们》火了，但很多原著党不高兴了表示情节改动太大，增加的桥段冲淡了原著恬淡的韵味。记者问她会不会想自己的小说自己编，以保证原汁原味？
“编剧太耗费精力了，我还是喜欢写小说，术业有专攻。现在有些作者为了配合影视选题小说的创作领域在缩小，直接影响了前段创作，这对创作本身是不利的。我讨厌一些明明可以有灵气可以写更好的人受其影响。“
虽然八月长安说的是不会为配合影视市场放任文学创作，但事实上管理学院毕业的她还在盘一个不小的局。虽然不亲自操刀，但新成立的工作室正是她对IP品质控制的体现。“工作室用于维护与读者关系，可能不再出售作品版权了，等有能力时候就自己拍。比方说我的短篇《迟到的战友》，改编的时候我会当制片人。《暗恋》的话我来找编剧，确保不会出现连气质都改变的东西。小说影视化中有些改编是合理化想象，有时候编剧在改编的过程中，体会不到小说里的氛围，就会改伤。”
莫琪：远方有什么？
八月长安曾经连载小说的晋江站点上还留着她的一句介绍“最大理想：拍一部属于自己的动画片，讲一个自己喜欢的故事。”记者问她这个理想失效了么？
她坚决否定，“想拍！想把《你好旧时光》当动画片拍，但是宫崎骏《岁月的童话》那块的，不是动漫，所以拉不到投资，投资人不是拿钱来帮你实现你的理想的。我不想受到这样的制约，要保持创作上的独立性就一定要自己弄钱。我做不到青少年关爱大使，只是希望在自我表达的时候，能很幸运地影响一些人。”
如果把视角聚焦在八月长安身上，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优等生顺遂的人生，但如果放平视野看到她身后的背景，我们会看到她经历过的各色的人，成功的、失败的。无数天之骄子走出校园进入社会，会发现社会丛林里的每一头野兽都来自与自己一样的地方，而以金钱计分、关系加分的考试还在继续，何其不幸，人总免不了同类竞争，何其有幸，无论现在的成败总有下一次机会。这样看来高考并不是决赛，青春也不会在毕业时失效。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