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

　　采访者：傅小平

　　受访者：张翎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在加拿大和美国获得英国文学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多伦多，曾为注册听力康复师。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代表作有《阵痛》《余震》《金山》等。小说曾获得中国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等奖项，并六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物语”：

　　新的叙述方式 取代倾诉欲而成为兴奋点

　　傅小平：你的新作《流年物语》分“物语”和“人语”两部分，正如后记中所说，“物语”部分文字，恰恰最具有灵气和流动感。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种叙事手法的改变，有多少出自故事本身的需要，又在何种意义上出自你有意为之的创新？

　　张翎：《流年物语》中叙述方式的变化，最初出于我对自己固有的叙述模式的厌倦，这种厌倦纯粹是个人的审美疲劳。八十年代实验风格成风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始严格意义上的写作。当我在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持续写作发表的时候，我只能在职业和家庭生活剩下的碎片里插进写作的时间，那时积攒多年的倾诉欲凶猛袭来，使我完全沉浸在故事本身，而无暇顾及到底该怎么样讲故事。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单纯的讲故事欲望已经渐渐淡薄，故事本身已经不够让我产生写一部书的冲动，新的叙述方式成为了兴奋点之一。正如圣经所言“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天底下并不真的存在没被讲过的故事，有的只是还没被尝试过的说故事的方法。我需要寻求的是讲故事的新方法，当然，这个方法本身必须是适合这个故事的架构和氛围的。将来在写作上我可能会朝这个方面做些努力。

　　《流年物语》是一部有故事的小说，但故事是个寻常的故事，只是我在里边尝试了一种我从前未尝试过的讲故事方法。当时我已经完成了约十来万字的文稿，但我推翻了原稿，重新设置故事框架，在每一个章节引入了一件与主人公密切相关的物件（比如手表，钱包，在屋檐下筑巢的麻雀，在床底下窃听的老鼠等等），由它们来承担一个“全知者”的叙述者身份。这些物件本身又具有自己的故事，像俄罗斯娃娃似的，故事里套着故事，“人”的故事和“物”的故事成了交缠在一起相互映射的故事网。

　　傅小平：事实上，“物语”的参与，不止改变了叙事方式，某种意义上叙事的重心也由此发生转换？

　　张翎：《流年物语》中“物语”的参与，除了改变固有叙述模式之外，我也考虑到了“物语”与“人事”的融合。“物语”帮我解决了一些视角上的难题。书中的人物大多过着双重生活，如果用频繁变换人称的方式来揭秘，有可能导致阅读上的混乱，而用“物语”来交代，有助于故事视角的自然转换。比如讲到全力作为知青受到强暴导致怀孕，承受人工流产的屈辱的那段故事，由于她的母亲不能进入手术室，手术过程的那些伤痛，由全力脱下来的裤子里的那个钱包来作为目击者而进行转述，“物”就成了一个合适的叙述载体。

　　在我的设想中，“物语”和“物”本身的身世故事也是对“人事”的一种烘托和对应。比如那只逃离了广岛核灾难的老鼠的后裔，衬托了刘年一家的卑微身世和极为顽强的求生欲望。那只在“除四害”中幸存的麻雀，既点出了那个时代的荒唐，又凸显了朱静芬的良善。那只失去了一条腿也失去了“林中百鸟之王”地位的苍鹰，既隐喻了刘年卑微的出身和强劲的野心之间的落差，也给刘年的两种生活状态搭筑了一个“全知”的观察平台。我努力尝试把“物”的故事和“人”的故事融汇在一起，用“物”的介入加强“人”的故事所具有的张力，但一个写作者的最初愿望是否真的能在写作终结时得到实现，我始终忐忑。

　　“贫穷”：

　　时代不缺富翁， 缺对金钱的不卑不亢

　　傅小平：由此对照后记里“这部头绪纷多的小说里独独匮乏的是爱情——那种我们在18岁时憧憬的爱情。”这句话，更觉意味深长。在你的很多小说里，匮乏的都是爱情，何以如此？

　　张翎：在我看来，残缺和不完美是全人类感情生活的常态，我不用刻意寻求，它就在我的身旁。完美只是极为罕见的个案。我只是写了生活的常态而已。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小说中，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街头混混，他们并不特别渴求被理解和接受，他们都有一定程度上的“交流障碍症”，但又似乎懂得灵魂伴侣是一种奢求，所以他们可以在孤独中相对安然地生存。尤其是我的女性人物，她们在精神和身体的欲望上大多采取了主动的姿势，如《阵痛》里的勤奋嫂母女，《金山》里的六指，《流年物语》中的朱静芬和尚招娣，但她们并没有依赖男人，在男人缺席的时候，她们也可以安然生存，仿佛男人的价值，只能体现在若即若离的想念之中。她们真正可以在困境中依赖的，总是女性，尤其是母亲，或者与母亲相似的人物，尽管在顺境里她们之间可能会有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阵痛》中说的：“所有的叛逆，转折点都在孩子（的出生），而归宿总是母亲。”

　　傅小平：《流年物语》还是有一个相对聚焦的主题的，就是贫穷，还有贫穷拖着的长长的影子。我想起作家李佩甫在谈到他的《生命册》时说的一个有颠覆性的见解。他说，金钱没什么罪过，贫穷才是万恶之源。

　　张翎：贫穷本身不构成罪恶，造成贫穷的原因倒有可能牵扯到罪恶。但贫穷的“黏度”倒是一个很可探讨的话题。贫穷是一种看不见外伤痕迹的慢性疼痛，即使贫穷作为生活状态已经改变，贫穷作为心理状态却会存活很久，甚至造成基因延续。难怪世间有“贵族需要三代造成”的说法，这个说法更深层的涵义是指贫穷遗留在我们体内的长期累积效应。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缺富翁了，缺的是对金钱不卑不亢的精神。

　　“寻根”：

　　乡愁因阻隔而生， 也因阻隔不再而淡薄

　　傅小平：就像有评论说到的那样，读你的小说，读不到太多欧化的痕迹，这一特点也同样见于哈金、严歌苓等海外华文作家。而很多作家在国内写作，语言却偏于欧化。其间的反差，是不能不让人感慨的。

　　张翎：我不知道其他海外作家是怎么想的，从我自己来说，可能我出国时的母语教育和文化熏陶已经基本完成。尽管我在国外和在国内生活过的年数大致是一半对一半，但在国内的那一半是具有加权重量的，因为它覆盖了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那是海绵一样汲取营养和存取印记的时期。所以无论我的英语使用能力达到什么样的水准，第二语言永远无法替代母语所能带给我的情绪，而情绪在我的写作中又是如此不可或缺的因素。我可以警惕地保守着母语的纯净，但看世界的眼睛里一定已经渗入了他乡的视角。这个和生活阅历有关，是无法剥离的，所以我已经无法再成为纯粹意义上的“乡土”作家，无论我的语言如何不欧化。

　　傅小平：你身在加拿大，是否想过让自己的写作融入加拿大主流文坛？有意思的是，你精通英语，却始终不曾用英语写作。为何？

　　张翎：我至多是条小沟，与海洋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不太可能融入任何文学的主流。我没有用英文写作，是因为第二语言无法提供给我母语里丰沛的情绪和细微的词语差别带来的灵动。对我来说用第二语言写作可以达意，却很难传神。

　　傅小平：由此联想到另一个问题。身居海外写作，对你来说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张翎：出国对我写作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远远大于建设性，我不仅与中国当代脱节，我也与出版市场和读者群脱节，在失去体制拘囿的时候，同时也失去了体制的荫蔽，尤其是在进行长篇幅、大题材写作时，在精力和财力上几乎完全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地理距离的阻隔使我失去了根的感觉。我已经没有国内作家那种深深扎在土地里，从土地中汲取无穷文化营养的扎实感觉。虽然我每年都会回国多次，但我只是过客。尽管我在海外生活多年，也很难和那片新大陆完全贴心贴肺，因为我没在那里度过至关紧要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而我的故土也不见得认我——我已经错过了中国最热闹、最跌宕起伏的三十年，我很难精准地抓住中国当下的精髓。这些都是我无法规避的短板。

　　地理距离带来的唯一好处——假若有好处的话，是当我回望故土时，有了一个审美空间，局部细节渐渐演化成了整体感。在诸多的不利中，我只能尽量运用这个可取之处，争取写出一些视角不同的东西。

　　傅小平：海外华文作家千姿百态，但他们写作的姿态却几乎是一样的，概而言之，就是一种无根的写作，同时又是一种寻根的写作。你怎么看在海外写作的得与失？

　　张翎：寻根是我早期作品的基调，因为那个时候交通和通讯不发达，和国内的联系既昂贵又困难，所以那时的我特别能与余光中“乡愁”里所表述的那种情绪产生共鸣。这些年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交通和通讯是以加速度方式发展的，和国内的联系变得非常快捷简单。“乡愁”是因“阻隔”而生的，阻隔不再，乡愁也就淡薄了。

　　尽管谈到海外作家时的一个时髦话题是“身份认同”，就我个人的感觉，我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纠结。我觉得“海外”在今天仅仅是个地理概念，它只表明我的居住地在哪里，如此而已。我早已接受了“无根”这个现实，痛苦挣扎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只是考虑如何在“无根”的状况下写好“无根”的文字，也没有刻意在“寻根”。

　　（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