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钱穆 著，天地出版社，2016年3月
采访者：黄玮 雷册渊
受访者：叶龙
尘封半个多世纪之后，国学大家钱穆唯一文学史讲稿《中国文学史》，近日经其弟子叶龙记录整理出版。
这是继“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经济史》和《钱穆讲学粹语录》之后，叶龙又一次以记录整理的方式，向师者、向远去的岁月、向文化的薪火相传致敬。
在接受《黄玮 雷册渊》独家专访时，这位88岁高龄的“钱门传薪人”，用悠长的记忆与深情，讲述了这部文学史的来龙去脉，以及它背后那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矢志不渝的温情与敬意。
不会被时间遗忘的价值
1953年，绍兴青年叶龙第一次见到国学大家钱穆，在远离故土的香港新亚书院课堂上。
授课的钱穆，“严肃，不太有笑容，双目炯炯有神，一开口极有吸引力”。
听课的叶龙，一时热泪盈眶。在这片因殖民而“无根”的土地上，钱穆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触动了同为江浙人的他的思乡心肠。
那一年，刚满25岁的青年，遇见了虚岁60岁的钱穆，如同在漂泊异乡中遇见了一个“精神世界”。
自此，一本本课程笔记、一篇篇讲义整理、一封封书信往来……从桂林街到沙田马料水，从新亚书院到能仁学院，从香港到台北，叶龙一路追随钱穆，成为钱穆言论和学术思想的重要记录者。
新亚研究所前所长陈志诚曾回忆道：“记忆所及，替钱师做记录最多的，叶师兄应该是其中极少数者之一。他一直追随着钱师，也一直好好珍藏着他所记录的钱师笔记，应该说他是钱师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青年学子叶龙在新亚学院课堂上一笔一画的记录，就像埋在时间里的种子，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耄耋老者叶龙的寓所，迎接“破土而出”的时刻。
叶龙饱经沧桑的手，一页页翻过自己青春时代的听课笔记，纸张早已泛黄老去，但文字所凝聚的那些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庄子……仿佛已在漫长的等待中，积蓄出一种醇厚的鲜活。
这份鲜活，透过指尖，直达叶龙心头。一个念头蹦出来：趁还看得见、写得动，把这些因乱世流离没能出版的珍贵讲稿整理出来，为“钱学研究”做一补白。
很快，苍老的手握紧笔杆，追寻着青春时代的笔迹，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钱穆当年讲课时的讲义。这，成为了叶龙晚年一丝不苟坚持的事情。
他默默无闻的坚持，换来人们惊喜连连。自2013年署名“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经济史》和《钱穆讲学粹语录》面世，到今年《中国文学史》出版，人们发现，原来在钱穆广博的学术体系之外，还有从未被发掘的、完整的专门史。
这些“破土而出”的学问，顿时赢得了学界的赞许。
叶龙展示钱穆手迹
叶龙作为它的守护者与记录者，也被冠以“钱门传薪人”之名——相遇半个多世纪之后，青年与老师的相遇，获得了不会被时间遗忘的价值。
黄玮 雷册渊：听说当年您是因为仰慕钱穆而去了新亚学院？
叶龙：是的。我到中国香港后，在传教士办的圣经学院读了两年书。1953年，快毕业的时候，我和其他五六位同学知道钱穆先生创办了新亚学院。我们很仰慕他的学问，就一起到了新亚书院读书。
黄玮 雷册渊：从仰慕到聆听，您所见到的讲台上的钱穆是怎样一番风采？
叶龙：1953年到1957年我在新亚学院读哲学教育系，后来又念了2年研究所，拿到了哲学学位、历史学位。在这期间，我总共修了8门钱先生的课。钱先生开的课，有的我听了不止一遍。
上课的时候，钱先生总是随身带着一沓卡片，讲到相关的地方，就拿出一张卡片来，在黑板上抄给我们看。印象中，他手拿粉笔，踱着步，一路讲一路写。他讲课是很细致的。
黄玮 雷册渊：在远离故土的地方，钱穆洪亮的无锡官话，进了您这位绍兴学生的耳朵里，除了一种学问的传递，还另有一番情愫吧。
叶龙：当时好多广东同学听不太懂他的“无锡国语”，但对我来说是毫无障碍，而且觉得很亲切。
黄玮 雷册渊：据说，在众多的学生中，您的课堂笔记是相当出众的，也得到过老师的肯定。
叶龙：我那时看书不算多，就是写笔记很详细。当然，那时不知道将来可以出书的(笑)，我就是觉得，钱先生名气那么大，学问那么大，我就猛写笔记。而且，我之前练过毛笔字，上课用硬笔写小字做笔记，就快得很。钱先生在课堂上讲的一字一句，我专心听讲，都能记下来。真是没有什么遗漏的。
它不是高高在上的
1955年9月的一天，钱穆踱进教室，环视一周，在讲台上缓缓吐出一句“重话”：“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
这一句，开启了钱穆在新亚书院的中国文学史课程。
这一句，发轫了61年后一部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文学史》冲破岁月尘埃面世。
今天的人们，虽已无法目睹其在1955年那个简陋教室里侃侃而谈的风采，却犹可仰仗叶龙对当年课堂笔记的整理校订，重温那些声音被凝聚为文字后的观点与思想。
钱穆讲中国文学史自成一套完整体系，从中国文学的起源开始，依流而下，直至明清章回小说。这部《中国文学史》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钱穆授课时鲜活生动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语”。
这样的《中国文学史》毫无疑问会赢得赞誉，也不可避免地带点瑕疵。
但事实上，它真正的意义更在书外。
有评论家言：“如果把它还原到1955年那间破烂不堪的教室，还原到钱穆当年面对的一张张浸满汗水与愁苦的脸，还原到手边连几本工具书都找不到，更没有搜索引擎可供查寻的时代，还原到一个教师走上讲台的初衷——面对白天搬砖晚上来听课、传统文化成为他们最后的‘根’与‘家园’的普罗大众，钱穆只能，也必须讲出这样的《中国文学史》。
它不是高高在上的。
它是一部沉痛而深情的文学史。”
黄玮 雷册渊：《中国文学史》整理出版后受到如此之多的关注，出乎您意料吗？
叶龙：我完全没想到。这恰恰让我想起，钱先生曾经说，“你们不要叫我什么国学大师，我是读者嘛！我喜欢历史、喜欢文学，我只是个喜欢念书的读书人而已。”但很显然，在读者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大家。
黄玮 雷册渊：对您而言，这部文学史不仅仅是一次记录整理，更是一种重温。
叶龙：是的，这让我想起当年钱先生给我们上中国文学史课时的一些情形，或者一些感触。
当时的情形，就像新亚研究所前所长陈志诚回忆的那样：钱先生讲课时声音嘹亮，抑扬有致，徐疾有度，在讲坛上往来踱步之间，散发出一股非常独特的神采。所以，在上他的中国文学史课时，同学们都全神贯注，静心听讲。他的每一课都像一个专题，非常吸引人。
黄玮 雷册渊：在您看来，这部文学史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叶龙：讲文学史的人多得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钱先生也有自己的一套。有人批评说这本书的主次轻重不够妥当，我倒觉得这就是钱先生惯常的做法，“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
钱先生讲文学史，上至尧舜禹，下至清朝末年，体例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对很多问题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和解释。比如，他说曹操做了这么大的“领导”，文章依然风趣、自由，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闲话家常。
钱先生的文学史还强调一种生命观。他说，文学是生命，比如司马迁是把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论之中的。他又说，文学的最高境界其实是“不求人解的”，比如屈原写《离骚》，他并不是要讲给人听的。
黄玮 雷册渊：在那间简陋的课堂，面对着许多像您这样困顿中的学生，钱穆把这些一一讲给人听，这使得他的中国文学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浪漫主义，而是脚踏大地的现实主义。
叶龙：我是在后来自己做老师的时候，才有了更深的理解。我教那些读ABC长大的香港年轻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渐渐明白了钱先生当年那种巨大的悲凉。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在绝望中建设的大勇气。
装了一肚子的历史
新文化运动后，与许多学者纷纷“向西看”不同，钱穆着力主张对本国历史要抱持温情与敬意。因为，他认为只有从历史中才能看到未来。
纵观钱穆学术年谱，旅居香港的16年，由于鲜有重要著作问世，易被研究者轻轻掠过。
但事实上，在香港办学的那段岁月，是钱穆人生中的重要一页。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他认为自己在新亚书院时，“为余平生最忙碌之十六年”。
忙碌，是因为这位对历史与传统文化始终葆有温情与敬意的学者，用一种更直接、更入世的方式，居身狭仄的学堂里，默默地传播中华文化。
叶龙回忆，钱穆曾这样谈到自己坚守新亚学院的初衷：(学生们)有些生活在饥饿线的边缘，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远占据心头，多半是今天过了不知道明天……若我们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出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传统文化，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会渐渐烟消云散。
黄玮 雷册渊：“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在昔日新亚书院的校歌里，今天的人们可以遥想到当年的筚路蓝缕。
叶龙：那时候新亚学院的办学条件非常艰苦。桂林街61-65号的四个单位，容纳了书院的全部，没有图书馆、没有什么教学设施，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校徒四壁”。
黄玮 雷册渊：现实如此窘迫，就愈显得理想高远。
叶龙：对于新亚学院，钱先生有着自己的理想。那时候，他到香港不久，没有什么钱，起初就和大家一起住在学校。一栋楼里有课室有宿舍，大的房间做学生宿舍，小的房间就给主要的几位教授，他们一人一个小间。
读新亚，本来是要交学费的，但基本上没让我们交学费，因为学校知道学生的苦处。所以，教授们工资很低，也很穷。当时，香港大学文学系一再请钱先生去那里教书，工资高很多。他也不去。对方说，那钱先生就来兼一门课吧。钱先生说，不行。我在新亚，不是为了我个人有没有钱，我要紧跟着新亚做事情。
黄玮 雷册渊：钱穆在新亚做的事情很多，既当院长，又是授课。您还记得当时他讲课的受欢迎程度吗？
叶龙：钱先生是名教授，他把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无论讲中国通史或经济史，讲文学史或文化史，都有自己精彩独特的见解。
新亚学院的学生沁蕊曾经回忆说，钱先生讲中国历史简直会把你的耳油都听出来。你真稀奇他怎么装了一肚子的历史。上钱先生的课，千万别坐在第一排。因为，他讲课时，喜欢在讲台上踱来踱去，你的视线被他吸引着，于是你的身子就跟着他转动不停。这样，一个钟头听下来，你就会发觉脖子又酸又累。
黄玮 雷册渊：在课堂之外，您与他交往多吗？
叶龙：一直有交往。我还为钱先生做过一件特别的事。新亚学院毕业后，我在中学教书。那个时候，我把以前听钱先生讲课和讲座的笔记都收到一起，让我的学生每人帮我誊抄一篇，最后集成了两大本，送给他。后来，钱先生出《新亚遗铎》，恐怕这两本东西也是提供了一点作用的。
黄玮 雷册渊：看到这厚厚两本笔记，老师是何反应？
叶龙：钱先生马上就把笔记搬到房间里去了。一路走还一路看，他看到前面还有一个序，以为是我写的，就说，“你这篇序比以前写得好呀。”其实这篇序是我请我岳父写的(大笑)，他以前学古文的。我想，这应该是钱先生很高兴，就赞一赞这篇序啰。做这件事，我并不是想拍马屁，就是觉得这事有意义。
黄玮 雷册渊：也是这个意义，在许多年之后又将您推到书桌前，一页页翻动泛黄的笔记本，一字一句整理当年的笔记。
叶龙：不需要整理的。因为钱先生讲的时候，我记得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所以，抄下来就是一本书了。我只是如实地把他所讲的记录下来，没有加自己的东西，也没有删漏。
记得当时一位先生查看过我的笔记，他还说，你要看点课外书啊，不要光是记钱先生的话。如果按照他说的，现在就没有准确的钱先生的文学史了嘛(笑)。
有着说不出的敬重
叶龙记得，钱穆对学生很关心爱护。他那和蔼可亲的态度，使人不敢相信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不由得把他称作“家长”。
新亚学院的学生端正曾经这样写文章回忆：钱先生在当时真可谓是食宿无定所的，却常常买鲜虾给我们加菜，饭后也常常请我们吃香蕉。有一次，我回来迟了，同学忘给我留菜了。而钱先生也因为回来迟正准备用膳，看见我回来，便把自己的菜分了一大半给我。
叶龙还记得，在课堂上钱穆曾经说过：“所谓‘士’，乃有理想而能肩负道义之人，不以恶衣恶食为耻。”对此他本人自是信奉不二。
1963年，钱穆决意请辞离开新亚书院。
个中原因，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但可以确认的是，当时钱穆断然放弃了堪称巨款的一次性数十万港元退休金，坚持辞职，以示明志存节。
过意不去的新亚校董会就多支付了钱穆一年的工资，钱穆不肯“白拿”，就又留下来讲了一年课。
人们感慨，他这样的选择与坚持，与他所期冀的人生境界，是那么“同心同德”——“人生有两个世界，一是现实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我们都是现实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须同时成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
黄玮 雷册渊：离开新亚，钱穆先生到中国台北定居之后，你们师生之间经常书信往来吗？
叶龙：我现在还保留着二十多封钱先生寄给我的书信。在那些信里，有的是说做学问的事，有的是谈其他的事。钱先生的字有点“硬”，自成一体。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曾经向他请过一幅字，他写的是一首王阳明的诗，很长。在我印象中，他好像很喜欢王阳明。
黄玮 雷册渊：您最后一次见到老师是什么时候？
叶龙：钱先生于1990年8月去世，在这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去台北看望了他。
钱先生离开香港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去看望他。只是，后来他的眼睛看不清楚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用眼太多了。钱先生晚年，那么大年纪了，还一字一句地看《朱子全书》。
黄玮 雷册渊：“思想峻厉，处世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这是人们对于钱穆的一种评价。作为他的学生，对此您有同感吗？
叶龙：在我心目中，钱先生很和气、很慈祥，不急躁，一点架子都没有。
那时候，他常常苦口婆心劝我们青年人对祖国的历史文化要有起码的了解。但是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能明白他的用心。这就是我以前写过的，“他对于古老的中华，有着说不出的情爱；对于深远的中国历史文化，更有着说不出的敬重。”
人物小传
叶龙 中国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曾就读于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多年，晚年记录整理了钱穆讲授的 《中国经济史》《钱穆讲学粹语录》和 《中国文学史》。著有《桐城派文学史》《中国古典诗文论集》等。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