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高远　陈梦圆

　　被访者：毕飞宇

　　为什么读经典

　　“说到底，阅读小说不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是探求生命的可能性。”

　　记者：你这份广为流传的讲稿中，对《红楼梦》和《水浒》的解读较有学院气息。这样的解读与你现就职南京大学文学院是否有关系？怎么会往这块做些努力？

　　毕飞宇：是这样的，过去的20多年来，其实我一直都是这样演讲的，只不过我很懒，讲了就讲了，没有记录，也没有整理，很少公开发表出来。今年有点特殊，我答应《钟山》开一年的专栏，因为要写小说，我也懒得去写，就把讲稿整理出来，滥竽充数罢了。你说我的讲稿有学院气，那是高估我了，事实上我达不到。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是谦虚，而是想表明这样一个立场，在我的心中，学院气是十分高贵的一种东西。可我经常听到有人批判学院气，我真的很纳闷，在我看来，我们的学院气哪里是太浓，实在是太淡了。我们真正抵达可以学院的学术真的不是很多，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批判学院气呢？

　　记者：在南大，你是否主要做对经典作品的解读、研究？

　　毕飞宇：不是这样，南京大学对我没有科研方面的要求，再说了，我哪里有能力在南大这样的地方搞研究，南大也不傻，知我所长，知我所短。但是，南京大学没给我压力，不等于我对自己没要求，我喜欢写小说，那就要读小说，那就要琢磨小说，说得好听一点，就是研究小说。过去的几十年我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不只是到了南大才这样。我到南京大学都49岁了，到这个年纪才开始读书，才开始研究，那哪里来得及？

　　记者：你说过，对红学其实不甚了解。但从这份讲稿中看来，在这些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名着里，你仍然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引起那么多关注。你是如何去读书或者做研究的？

　　毕飞宇：读书或者研究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自娱自乐性的，一种是刻苦攻读性的。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读书的时候自娱自乐的成分要多一些，很任性，更多的时候其实就是把玩。这样的阅读有它的缺陷，那就是很难完成它的体系，很难胜任科研。我在《“走”与“走”》里头就出现了常识错误，很抱歉的（编注：讲稿中毕飞宇说“王熙凤的小叔子贾蓉”，贾蓉其实是王熙凤的侄子）。

　　但是，刻苦攻读也有它的弊端，因为太强的功利目的，它会使阅读丧失它的生动性。阅读一点也不枯寂，尤其是读小说，它是很生动的，有很强的延展性和次生性，因为时空和价值观的错位，阅读在某些地方是可以超越作者的。说到底，阅读小说不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是探求生命的可能性，它所需要的并不是刻苦，而是开放的心、同情的心、有弹性的心、设身处地的心和推己及人的心，当然，也包括邪恶的心、阴暗的心。天使培训班是用不着开小说课的。

　　“第一人”心态不可取

　　“肆意开创，绝不继承，说到底，就是绝对不做‘老二’。”

　　记者：你是否要求学生阅读经典？你觉得现在年轻人阅读经典最大的门槛在哪？

　　毕飞宇：我建议每一个喜爱文学的人都去读经典。什么是经典呢？臧克家说：“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这就是经典的定义。他死了，但他的作品就是不死，棍子夯不死，刀子捅不死，越活越有生命力。经典没有门槛，许多好作品都有门槛，可经典恰恰没有门槛。这句话说起来有点别扭，听起来也有点别扭，可事情就是这样。我说过，无论你多聪明，多牛，《红楼梦》罩得住你，但是，只要你识字，《红楼梦》你也能读，津津有味的。经典就是这样，它上天入地。读经典不需要我们去努力，20岁你不喜欢，没关系，放下来，40岁再读一点也不晚。但功利一点说，经典就是优质股，建仓越早，获利越多，建仓越晚，获利越少。嗨，这个比喻有点糟糕。

　　记者：如果我是一个普通读者，该如何去面对、阅读经典，需要有怎样的一些准备？其实在高中语文结束后，这方面的锻炼除了文学院学生外，其他人几乎是停止了对这块的训练。

　　毕飞宇：我想这么说，唐诗，作为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你去读它需要不需要一些准备？需要的。可是，我请你注意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孩子在五六岁上就开始阅读唐诗了，这又需要什么准备呢？在我的童年时代，父亲说：“两个黄鹂鸣翠柳”，多棒的句子，多简单，我一下子就懂了，能感受到那种春意，看得到、听得到、闻得到，很盎然的。我想对你说，经典就是爸爸，别看他那么高、那么大、那么威严，可他是爱你的，这是由基因决定了的，你不爱他他也爱你。这个你要信，一定要信，不要等生了孩子之后再信。只要你扑到爸爸的怀里去，他绝不会打你的屁股。相反，会给你抚摸，这就是爸爸，这就是经典。

　　记者：在国外，经典作品如莎士比亚的，都是常演常新，而当代的名作家也愿意来改写或者说基于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解来再创作。而国内更多是一些对古典名着的研究。你怎么看这样的不同？这是否对中文经典的普及也造成一定的影响？

　　毕飞宇：这一点你说得特别好，我甚至还可以帮你证明，你的话是真实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一句口号，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叫“从零开始”。作为锦标文化里的一种竞技态度，这句话无可厚非。但是，我对这句话特别地反感，我是从历史政治这个角度来说的。中国史是改朝换代的历史，开国皇帝们最热衷的是什么？是终结历史，是一切从我开始，是一切从零开始。始皇帝开了一个坏头，接下来呢？只能是“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我们中国人的身上有一种顽症，我把这种顽症叫做“创世纪的冲动”，这种顽症甚至在许多小官僚的身上都有所体现，新官上任，肆意开创，绝不继承，说到底，就是绝对不做“老二”。文学领域也是这个样子，写了几部通俗小说，那也要当通俗小说的“第一人”，实在是太搞笑了。这种“第一人”的心态特别地坏，它使中国史变成了浪费巨大的历史，物质层面与文化层面上都是这个样。

　　读“无用之书”

　　“阅读的价值就在这里，它不只是丰富我们，也在界定我们。”

　　记者：你现在的阅读仍然是以中文经典居多吗？你阅读的习惯是怎样的？

　　毕飞宇：我阅读的习惯非常不好。凭我的阅读能力，如果我的阅读习惯好一点，我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了。可我读书就是任性，对，和陶渊明一个风格，我读书也没正形，不是歪着就是斜着，还走神，读着读着，开始替人家写，一下子就飘出去十万八千里。我也改不了了。我在这里做检讨是想提醒年轻人，读书一定要端正，坐好了，预备好笔记本，如果走神了就写下来，这样的阅读可以使效率最大化。当然，阅读是需要才华的，这个才华很容易被我们忽视。

　　我唯一可以介绍的经验是重复阅读，你不要牛，无论你重复多少次经典都对得起你。我建议每个人都能寻找一两部经典，它会陪你一生，最后给你送终。

　　记者：精读给你带来了哪些收获，可否简单举个例子？

　　毕飞宇：我在35岁之前，大致上吧，我几乎没有所谓的精读，全是泛读，那时候狂妄、自信，一个晚上就可以读一本厚书。35岁之后我没那么自信了，也没那么狂妄了，要么不读，要读的话差不多就是精读。有一件事你承认不承认？35岁之后，我的小说比过去写得更好了。这算不算一个有效的例子？

　　经典对人的影响不是细节性的，简单地说，阅读经典就是软件升级。每一个年龄段都可以升级，你不想死机，那就得读。

　　记者：你曾提到在读《时间简史》，说自己有时读一页甚至花费几十分钟，但觉得它依然是必须的。这句话如何理解？

　　毕飞宇：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书是很难读的，要啃。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知识的局限、智力的局限、思维模式的局限。对我这样一个中文系毕业的人来说，《时间简史》虽然是一本科普书，但它依然是一本天书，康德也是一样。你说我读霍金或康德能获得什么呢？就知识这个层面来说，几乎没有收获。但是，这样的阅读有价值，它反过来可以帮助我了解自己的思维模式，哦，我的这个思维是原来文学的思维，是小说的思维，不是哲学的。用拉康的说法，康德就是我的镜子，虽然我不知道镜子的光学原理，但是，我看到了我自己，认识了我自己，这个作用还是蛮大的。认识自己从来都不容易，阅读的价值就在这里，它不只是丰富我们，也在界定我们。最后，我免费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如果你在飞机上遇上一个陌生人，他想和你搭讪，你只要请他报出5本书的书名，你大致上就可以知道这家伙是个什么人了。

　　阅读如何转化到写作中

　　“写什么是一个人的道德问题，怎么写就是一个作家的道德问题。”

　　记者：有人在你的微博下留言说，怪不得毕飞宇的小说写得这么好。请问，你是如何将“读”转化到“写”当中？

　　毕飞宇：这个是过奖了。我说过一句话：“写作是阅读的儿子”，这句话我到现在都坚持。没有阅读哪里来的写作？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不理性，遇事遇人有神化或巫化的潜在冲动。一个孩子，从来不读书，没有文学的ABC，却写起了小说，不得了，了不得，神奇，天才。这当然是激动人心的，我听了也高兴。可再激动、再高兴，我们都应当克制，最起码不能诋毁阅读，更不能让全社会对阅读产生怀疑。相反，我们要提倡阅读、鼓励阅读、刺激阅读，给阅读以正面和良好的形象，这才是责任心和常识理性的一种表现。不做天才没关系，没有天才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但是，不阅读，那就真的麻烦了，个人是这样，时代与民族也是这样。

　　记者：你曾说过，一个作者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是怎么写？

　　毕飞宇：这句话是有特定条件的，那就是写作者的角度。写什么当然重要，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相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只要你动笔，写什么大概是可以确定的，剩下来的问题当然是怎么写了。对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来说，怎么写是头等大事，它要缠绕我们一辈子。写什么是一个人的道德问题，怎么写就是一个作家的道德问题。一个作家不在意自己怎么写，只关注怎么“运作”自己，那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情，也是一件没有用的事。

　　【毕飞宇文学讲稿选摘】

　　思想性靠不住

　　我们都喜欢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我想说的是，思想性这个东西时常靠不住。思想性的传递需要作家的思想，其实更需要作家的艺术才能。没有艺术才能，一切都是空话。在美学上，说空话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席勒化”，把思想性落实到艺术性上，也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莎士比亚化”，这个在座的都知道。联系到林冲这个人物来说，如果施耐庵只是拍案而起、满腔热诚地“安排”林冲“走”上梁山，我们说，这就叫“席勒化”“席勒化”有一个标志，那就是这样的作家都可以去组织部。相反，由白虎堂、野猪林、牢城营、草料场、雪、风、石头、逃亡的失败、再到柴进指路，林冲一步一步地、按照小说的内部逻辑、自己“走”到梁山上去了。这才叫“莎士比亚化”。在“莎士比亚化”的进程当中，作家有时候都说不上话。但写作就是这样，作家的能力越小，他的权力就越大，反过来，他的能力越强，他的权力就越小。

　　逻辑与反逻辑

　　施耐庵的小说很实，他依仗的是逻辑。施耐庵在林冲的身上体现出了一位一流小说家强大的逻辑能力。这个逻辑能力就是生活的必然性。如果说，在林冲的落草之路上有一样东西是偶然的，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宣布，林冲这个人被写坏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小说比逻辑要广阔得多，小说可以是逻辑的，可以是不逻辑的，甚至于，可以是反逻辑的。曹雪芹就是这样，在许多地方，《红楼梦》就非常反逻辑。因为反逻辑，曹雪芹的描写往往很虚。有时候，你从具体的描写对象上反而看不到作者想表达的真实内容，你要从“飞白”———也就是没有写到的地方去看。所谓“真事隐去、假语存焉”就是这个道理。

　　（实习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