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张 健 宋静思

　　被访者：梁平

　　《星星》诗刊于1957年1月1日创刊，是新中国诞生的第一份诗歌刊物。尽管在四川出版，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星星》 一直以开放、包容、接纳的姿态面向全国，站在新诗发展的前沿，成为新中国诗歌繁荣发展的推动者与见证者，陪伴了一代又一代诗人的成长。《星星》最早的编辑 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白峡以及后来不同时期接过接力棒的高缨、孙静轩、吉狄马加、叶延滨、杨牧、张新泉等，他们的创作和编辑成就相得益彰，逐渐形成了 《星星》几十年来秉持的艺术传统。近日，我们与《星星》现任主编梁平进行了一次关于《星星》、关于当代诗歌的对话。

　　问：上世纪80年代，诗歌被认为是文学的中心。《星星》在当时的诗歌勃兴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答：1979年，复刊的《星星》扉页上写了意味深长的几句话：“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另一颗就是诗歌。”我以为这几句话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在中国诗坛点燃了星星之火，注入了长久的温暖。

　　当时有读者给编辑部写信说：“如果一个诗人没有在《星星》上发表作品，那他作为诗人的名字将大打折扣。”确实，几十年来，《星星》先后推出了舒 婷、杨炼、海子、西川等着名诗人的作品，推动了当代诗歌的长足发展。在中国当代诗坛留下记忆的重大事件或活动，《星星》几乎都参与其中，甚至还成为重要推 手。我记得1986年12月，《星星》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万人空巷，那场景让人至今无法忘怀。

　　问：《星星》秉持的文学宗旨是什么？

　　答：《星星》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开放包容，激励创新，注重作品与土地血肉相连，与人民息息相关。就艺术方面而言，我们坚守的诗歌理念是：具有健康的审美情趣、深切的人文关怀、丰富的精神境界、真实的情感世界、独特的慧眼观察、勇敢的责任担当。

　　问：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小说、散文比较热闹，文学评论借助于学术圈也受到关注，唯独诗歌显得有点落寞。但最近两年，诗歌似乎又有了热起来的趋势，你认为个中原因是什么？

　　答：诗歌现在的热闹似乎有些过头了，不少诗歌事件都演变成了社会关注的文化事件。一些诗歌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率非常高，一首诗的阅读量经常在十 万、甚至百万以上，其火热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小说和散文。当然，这种热闹是就文学内部而言的，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诗歌与文学一样依然显得边缘。但是我觉 得这种“边缘”恰恰是诗歌应该在的位置。随着社会多元格局的形成，社会文化的多样和丰富，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多样和丰富了，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只是诸多选择中 的一种。

　　问：有学者认为，诗歌虽然不引人注目，但这些年成就最大的其实是诗歌。你同意这种观点吗？近些年诗歌创作的成就与不足表现在哪里？

　　答：这个说法我同意。不论是思想还是文本，诗歌的成就有目共睹。相对于其他文体的写作者来说，诗人最敏感，反应最快，往往能走在文化变革和社会 转型的最前列。而且诗歌的写作非常丰富多元，早已构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格局、多重审美向度的艺术空间，优秀作品层出不穷。

　　然而遗憾也是存在的，从总体上看，平庸的作品很多，同质化严重，真正具有艺术担当、社会责任担当和具有大气象、大气度的诗人太少。比如一些诗人 写诗装腔作势，故弄玄虚，让人不知所云，受到读者忽略也是情理中事。再比如，一些诗人在社会上的不良行为和怪异举动，使部分公众对诗人产生极大误解，从而 远离诗歌。

　　在我看来，唯有那些与时代和社会保持血肉联系的人，唯有那些真正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的人，才能写出优秀诗篇。

　　问：诗歌理应展现个人的真实情感与生命体验，但又不能沉溺到过于封闭的圈子里去。好的诗歌应能引发更多人的共鸣，与现实世界接通血脉。一段时间 以来我们的诗歌创作似乎有些过于追求晦涩的诗句与复杂的诗艺，喜欢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这是否也是一些诗歌为读者所忽略的一个原因？

　　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必然导致诗歌的路子越走越窄。我们不得不承认，原来熟悉的诗歌写作场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日常生活、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世界已经与过去相去甚远。一个诗人不能对这种变化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现实对于创作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符号。诗 人应有高度自觉，把为这个时代留下文学记忆视作己任。

　　问题在于，有些诗歌貌似是现实写作，却把现实标签化、广告化，失去了应有的艺术魅力。另有一些诗人则缺失了对现实的热情关注、缺失了进入现实的 书写能力。现实不是一个空泛而虚假的概念，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也不是简单的油盐酱醋，不只是土地和庄稼、城市与霓虹，而是既可细微至生命内核最隐秘 的部分，亦可宏大至朗朗乾坤。我觉得，只有当诗歌知冷知暖、知苦知痛，有了人间烟火气，才能落地生根，健康生长。

　　问：你认为评判诗歌与诗人的标准是什么？

　　答：这其实是两个问题。首先是诗歌的标准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争议。在我看来，一首好诗，应该在某一个点上，能揭开历史的真相，挖掘事物的本 质，写出人心的广阔性、人性的复杂性和精神的丰富性。至于一个诗人的成就，在我看来，与他的身份、地位、财富、名气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看这个人写出了什 么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是否经得起检验。我很赞同这种说法：诗人不要自恋，因为诗人不是自封的，几十年之后，人们记住的是能够留下来的诗歌，而不是诗人的 名字。

　　问：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时代的诗歌，应该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特征，应该对当下的生活保持敏感。作为《星星》的主编，你认为怎样才能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国度的好诗歌？

　　答：中国诗歌走到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欣赏与尊重。诗人的创作应更多在文本上下功夫，要有勇气给自己“制造陌生”，拿出令人信服的作 品。批评家的批评和研究，也应放下驾轻就熟的上世纪80年代的“榜样文本”，把目光转移到当下诗歌的创作上来，针对诗歌现场的得失发声。尽管我们现在很难 以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轰动效应”作标尺来衡量今日诗歌的成就，但是，今日诗歌在技术和思想层面的时代优势已经开始显现。只有创作与批评有效互动，中国 新诗的发展才会欣欣向荣。

　　要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诗歌，一方面，要真正全身心投入这个时代，去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和心跳；另一方面，又需要与这个时代保持着观察与审视的适度距离。然而知易行难，一个写作者即便知道症结所在，也依然要有穷尽一生的心理准备和勇气。

　　（实习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