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傅小平

　　被访者：刘文飞

　　约瑟夫·布罗茨基是以美国公民身份获取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但他在大多数场合却一直被冠以“俄语诗人”之称谓；他在一九七二年自苏联流亡西方后始终坚持用俄语写诗，并被视为二十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俄语诗人，甚至是“第一俄语诗人”（洛谢夫语），可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界，布罗茨基传播最广、更受推崇的却是他的英语散文，他甚至被称作“最伟大的英语散文家之一”（《泰晤士报》）。

　　布罗茨基散文集《小于一》2014年几乎横扫国内所有年度好书榜单，让人真正见识到“小众图书”的“大众潜力”。而作为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散文集，近期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悲伤与理智》可谓是其散文创作的集大成者，在国外问世后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赞誉。这卷文集可以说是通向布罗茨基的诗歌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伦理观和世界观的一把钥匙。

　　最近两周，布罗茨基几乎成为了国内带点文艺范微信公众号的刷屏专有名词，关于布罗茨基的许多生平事迹也不断见诸报端，引起不少反响。是什么让这位俄语诗人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日前，《悲伤与理智》译者、俄语文学研究专家刘文飞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关于布罗茨基的平静外表下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他的解读是——

　　“清醒”是他的护身符

　　“拒斥”是他的通行证

　　“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同时用世界上最重要的两种语言进行思考和写作”

　　记者：《悲伤与理智》完整中文版的问世，像是往被《小于一》引燃的烈焰里又添了一把火，这把火可能包含的深刻影响，就像布罗茨基给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写的讣文所说，即使是烧成了“一小撮余烬”，“如果您摸一摸它，就会被灼伤”。有《小于一》的“辉煌乐章”在前，读者自然想知道布罗茨基的这部“天鹅绝唱”，到底“唱”出了什么？或者说，相比几乎被封为“布氏宝典”的《小于一》，他的这最后一部散文有何特殊的重要性？

　　刘文飞：除了写作和出版的年代不同，我不认为《悲伤与理智》和《小于一》这两本书有什么不同。或许是因为布罗茨基的散文一开始就写得很成熟，或许也可以说布罗茨基的散文路数一直很定型，变化不大。纽约的FSG出版社出版的这两部散文集，出版时间相差近10年（1986；1995），可是封面和装帧却完全一样，出版者似乎也在暗示读者，这两部文集就是一对双胞胎。我不认为《小于一》是什么“布氏宝典”，同样也不认为《悲伤与理智》就因为它是“绝唱”而一定超过之前的其他作品，应该说，单就英文散文而言，布罗茨基的写作始终处于一个相当稳定的高度。

　　记者：事实上，在很多年里，布罗茨基都只是在小众的诗歌圈子里流传。去年《小于一》出版后，他几乎是毫无征兆地火了，即使是布罗茨基于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也未必引起过这样热切的关注。布罗茨基乍一看似乎并不具有多少畅销的元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众诗人”，却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众潜力”。

　　刘文飞：我不知道布罗茨基现在有多火，可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也很火啊，如果说当下真有什么“布罗茨基现象”，恐怕还是上一场“布罗茨基热”的持续或曰第二波。

　　记者：读布罗茨基，他字里行间汇聚的那种密度、力度、速度，像是一把烈火熔铸的凿子，一下打进你心里，甚至都能听到他打进你心灵时的那一声钝响，而在这一声钝响的振幅里，又能特别感受到他的宽度、高度和深广度。当然，布罗茨基散文里表现出来的诗一般的聚合力，也给我们带来了理解的难度。比如在《小于一》里，“小于一”的字眼，只是一闪而过。“一个人也许是小于‘一’的”。你会疑惑，布罗茨基究竟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这惊鸿一瞥的“小于一”，给我们留下了怎样想象与阐释的空间？

　　刘文飞：布罗茨基这两部文集的题目都很有深意，《小于一》　是就人在存在状态而言的，《悲伤与理智》　是就诗人面对世界的美学态度而言的。人作为一个个体，一种个性，是无限丰富复杂的，而人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实际上是难以充分实现其所有可能性的，因而，一个现实存在中的人往往是“小于一”的，小于他的理想自我的。《小于一》的书名来自文集中的第一篇散文，而这篇散文又是以布罗茨基青少年时期的苏联生活经历为主题的，因此，这一题目中便又包含着某种特指。

　　记者：在《小于一》里，布罗茨基谈到了俄语。他说：“这个国家，拥有无穷字尾变化的语言，能够表达人类心灵最细微的差别，连同拥有难以置信的伦理敏感度。”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俄语偏感性，更适合表现“悲伤”。以此来看《悲伤与理智》，布罗茨基解析的是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他在解析的同时，实际上也在表达自己对写诗的追求：亦即悲伤与理智的融合。这看似暗含了他融合俄语诗歌传统，与非俄语诗歌传统，以创造出臻于极境的诗歌的愿望。

　　刘文飞：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人在给布罗茨基颁奖时曾这样说道：“对于他来说，俄语和英语是他观察世界的两种方式。他说过，掌握了这两种语言，就像是坐在存在主义的山巅上，可以静观两侧的山坡，俯视人类发展的两种倾向。”布罗茨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有赖于他同时用世界上最重要的两种语言进行思考和写作。但是，俄语始终是布罗茨基真正意义上的“母语”，他始终坚持用俄语写诗，或许并非因为俄语较其他语言更为“感性”，而是因为俄语因其丰富的语法变化形式为诗人提供了十分丰富的遣词造句的可能性，或许正因为如此，自普希金以来的俄语诗歌形式一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现当代的俄语诗人，即便是内容上极具现代、先锋色彩的俄语诗人，在诗歌形式上却相当传统。在布罗茨基这里，情形也大致如此。

　　打字机前的布罗茨基

　　“他的散文或许会使我们意识到，在诗和散文之间应该还存在着另一种中间体裁，即“诗散文”

　　记者：谈布罗茨基的散文，必然会谈到他的《诗人与散文》。他所说的“散文”指的什么？有一种说法认为，他理解的散文，就是无韵的文字。照这么理解，很多不讲韵律，也无音乐性可言的诗歌，也只是散文。如果说，诗歌以外的一切文字都是散文，布罗茨基散文文体杂糅的特性，倒是很可以理解了。布罗茨基在读托马斯·哈代的诗时，强调要把作为小说家的哈代和作为诗人的哈代分开来读。

　　刘文飞：认识和理解完整意义上的布罗茨基，就意味着同时阅读他的诗歌和散文。诗歌和散文是布罗茨基世界观和美学态度的两种表达方式，他就像是同时站在一条河流的两岸，从不同的侧面“静观”生活的水流，并向我们传导着他丰富复杂的感受。他在给一部英文版的茨维塔耶娃散文集作序时曾套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散文就是茨维塔耶娃诗歌的继续，后来有一位研究布罗茨基的学者再次套用布罗茨基的这个说法，说布罗茨基的散文也同样是他的诗歌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我在为《悲伤与理智》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则将布罗茨基的散文定义为“诗散文”，我认为他的散文更像是他诗歌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继续”，他的散文甚至已经成为某种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新体裁。在诗歌和散文之间，原先就有“散文诗”（prose　poem）这样一种过渡体裁，布罗茨基的散文或许会使我们意识到，在诗和散文之间应该还存在着另一种中间体裁，即“诗散文”（poem　prose）。

　　记者：布罗茨基对奥登等几个为他所钦慕的诗人的解读，可以说是他这些散文里最动人，也最具分量的篇章。一个有着相当高度的诗人，对另一个具有同样高度的诗人的解读何其重要，只有这种对等的解读，才能真正带我们看到伟大诗人灵魂里的风景，才会如布罗茨基在《取悦一个影子》一文里说的，不会降低诗人的精神运作的水平，以及他看待问题的层次。

　　刘文飞：诗人当然有可能更理解诗人，而大诗人之间的相互洞察和惺惺相惜则更有可能出现，如果他们不坚持文人相轻、诗人相轻的立场的话。[NextPage]

　　布罗茨基在接受诺贝尔奖的致辞中心怀感激地提到了他认为比他更有资格获奖的五位诗人，即曼德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和奥登。在文集《小于一》中，成为他专文论述对象的诗人有阿赫马托娃、卡瓦菲斯、蒙塔莱、曼德施塔姆、沃尔科特、茨维塔耶娃和奥登等七人；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他用心追忆、着力论述的诗人共有五位，即弗罗斯特、哈代、里尔克、贺拉斯和斯彭德。这样一份诗人名单，大约就是布罗茨基心目中的大诗人名单了，甚至就是他心目中的世界诗歌史。曼德施塔姆曾提到诗歌传承中的“漂流瓶”方式，即真正的诗人往往难以在同代人中赢得真正的承认，他的诗歌就像是投进茫茫大海中的漂流瓶，其中装有诗歌的密码和秘籍，有朝一日，一位知音在沙滩上捡到这个瓶子，并获得了相认的愉悦和“开启诗歌秘密的钥匙”。布罗茨基是幸运的，他不仅捡到了多个这样的诗歌漂流瓶，而且这些漂流瓶似乎还刚刚扔进大海不久，有些还是由健在的大诗人亲自交到他手上的。

　　《悲伤与理智》

　　“他不愿意展示‘受难’，不仅仅是担心被利用，而且更是担心因此变得庸俗和廉价”

　　记者：布罗茨基无疑是矛盾的，或者说这矛盾，也是他原创性的一个表现，因矛盾，他的思想有着更为丰富而复杂的层次。例如，他在几篇文章里，都表达了对自传的反感，但他自己也写了《小于一》、《一个半房间》这样的自传。如果做一深究的话，布罗茨基的诗歌、散文，即使没有写到自身经历，也是带有自传色彩的，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是他的精神自传。

　　刘文飞：就像他在竭力强调诗歌较之于散文的“优越”之后仍不得不写散文、而且写出了很好的散文一样，他在不屑于自传体裁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写作了很多自传性的文字。甚至可以说，在《悲伤与理智》中，除了那些演讲、致辞、讲稿等“应景性”、“实用性”的文字外，他的其他文章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自传性，至少是精神的自传，《战利品》和《一个和其他地方一样好的地方》是这样的，《一件收藏》和《悼斯蒂芬·斯彭德》也是这样的。

　　记者：你在《布罗茨基传》里也有提到，就是布罗茨基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又可以说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就像他引阿诺德的话说的那样，是“用诗歌代替信仰”。

　　刘文飞：写诗的人不一定要有信仰，但一定要信仰诗歌，信仰文字，信仰诗歌史上的大诗人。

　　记者：布罗茨基不曾为对诗歌的信仰而陷于迷狂，虽然他“诗人是语言存在的手段”等观念，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倾向。我读布罗茨基的过程中，就特别为他异乎寻常的清醒而震惊。我还注意到，他在《体育场演讲》里，提到“无论如何也不要把自己放到牺牲者的位置上去”。他的确没有把自己当成牺牲者，而他对“牺牲者”的理解，也不只是停留在政治牺牲的层面上，而是上升到了人类生存意志的高度。不过，布罗茨基的每一次“牺牲”，都没有像曼德尔施塔姆那么悲情，而是得到了丰厚的回馈，这看起来也特别耐人寻味。

　　刘文飞：布罗茨基不愿意展示“受难”，不仅仅是担心被利用，而且更是担心因此变得庸俗和廉价。至于“回馈”、“回报”之类，或许更是布罗茨基最难以接受的概念。“清醒”是他的护身符，“拒斥”是他的通行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他独特的个性及其价值。

　　“他对俄国文学的把握是全面而又具体的，同时又是高度私人化的，选择性极强的”

　　记者：布罗茨基的清醒，有时候真不是那么可爱，甚至给人感觉有些刻薄。比如，他认为，对他有过许多帮助和提携的奥登，何以对他充满好感和好奇，“是因为他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故乡；更重要的是，奥登对那个将他驱逐出境的体制充满了厌恶”。从这里，也足以看出布罗茨基对自己承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清醒认识。不过，他在《空中灾难》一文中，也说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在时间上的接近，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不幸的巧合。”您怎么理解布罗茨基对俄罗斯文学表现出的复杂心态？

　　刘文飞：对前面一个问题的回答，其实也可以用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布罗茨基无疑是俄国文学的产儿，他曾说他用了四五年的时间“读完了”俄国文学，也就是说，他对俄国文学的把握是全面而又具体的。与此同时，他对俄国文学的把握又是高度私人化的，选择性极强的。比如，他更推崇俄语诗歌中理性色彩较强的诗人，如巴拉丁斯基和曼德尔施塔姆。俄国文学中有两种很不相同的传统，一种是以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为代表的“阳光传统”，一种是以果戈理、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古勃等为代表的“恶魔传统”，相比较而言，布罗茨基显然更倾向于后一种传统。

　　记者：眼下国内流行“打工诗人”的称谓。有文章就说，布罗茨基不也先后当过火车司炉工、医院陈尸房搬运工、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等等工作吗？也没有人说布罗茨基是“打工诗人”。他不仅没有被视为“打工诗人”，而是一开始就拥有了很高的起点，甚至接过了阿赫玛托娃的衣钵。要是布罗茨基活着，看到这样的分类一定会啼笑皆非。虽然，他在诗歌领域奉行严格的等级制，但那显然也只关乎诗歌品质，却无关诗人在诗歌之外的身份。

　　刘文飞：称布罗茨基是“打工诗人”，无疑是庸俗可笑的。我这么说，绝无半点轻视、贬低当代中国写诗的打工者们的意思，相反，我对这些诗人充满深深的敬意。我说这一称谓可笑，是因为它注重的似乎不是诗人的诗作本身，而是写诗者的身份。一首诗的好坏，与它的作者是高级白领还是太平间守夜人，并无半点关系；同样，也不能因为写诗者身处社会底层，就特意降低对于他的诗作的美学要求。布罗茨基早年的“打工”经历或许丰富了他的个人体验，为他之后的创作提供了某些“素材”，或者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促进了他的“个人意识”的发展和成熟，但最终使布罗茨基成为一位大诗人的，毕竟还是他的语言天赋和诗人灵感，当然还有他的勤奋和不懈。

　　刘文飞，1959年11月生，安徽六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俄罗斯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着作有　《二十世纪俄语诗史》《布罗茨基传》等十余部，主要译着有《普希金诗选》《文明的孩子》《抒情诗的呼吸》《悲伤与理智》《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等二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2014年9月，获第二届“阅读俄罗斯”奖。

　　（实习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