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杨
采访者：丁杨
受访者：蒋晓云
去年年初，《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在中国大陆出版，当时该书作者蒋晓云对很多读者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部讲述历史洪流中不同阶层、职业女性命运起伏的作品凭借口碑流传反响上佳，而去年下半年在大陆问世的长篇小说《桃花井》亦得到不少好评。至此，这位上世纪70年代在台湾文坛成名，随后赴美结婚、投身高科技领域三十多年，几年前重拾写作生涯接连推出新作的作家及其作品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大陆读者熟悉。
有意思的是，《百年好合》是蒋晓云近作，反而先在大陆出版，她2011年的复出之作《桃花井》紧随其后，前不久推出的短篇小说集《掉伞天》中则收入多篇她初涉文坛时的作品。那时的蒋晓云二十出头，接连几个中短篇在台湾屡屡获奖，被朱西宁、夏志清等前辈作家、评论家视为可与张爱玲比较的文学天才。《掉伞天》中的《姻缘路》、《随缘》等即为那一时期的作品，写到彼时台湾社会的大龄女性群体在婚恋中的甘苦与迷惘，笔触细腻生动，对人物言行的刻画、内心世界的揣摩，对人情冷暖的犀利剖析，皆有超越作者年龄的成熟。而弥漫在这些作品字里行间的伤感和悲凉，更是与本报记者面前接受采访的快言快语、开朗乐观的蒋晓云本人全然不同。正如她的一位年届九十的朋友所言，“蒋晓云，人家看你的小说可猜不出现实中你是这么搞笑的人”。说起那么早成名、写作中的运气和天赋，聊到当天早上看到网上关于她的访谈文章的耸动标题，谈及当年夏志清建议她嫁个有钱人好衣食无忧专心写作，蒋晓云一边笑一边感慨。
记者：从《百年好合》到《桃花井》，一年来很多大陆读者对你从陌生到熟悉，有些成为你的忠实拥趸，想必《掉伞天》也在大家期待之中。
蒋晓云：一般来说，上海的读者比较喜欢《百年好合》，上海以外的读者喜欢《桃花井》。在台湾我算是重回文坛，所以台湾的出版社更想出《掉伞天》。在台湾有人说，中文程度好一点的读者才能读我的小说（笑），因为现在台湾年轻人的中文程度普遍低落，有些年轻读者看了我的小说认为作者已经八十多岁了。实际上，熟悉我的台湾读者差不多都六十岁了吧，我年轻时出风头的时候，那些人也还是小青年。
我的读者，在台湾的年龄层和在大陆是不一样的。本来我写作《百年好合》追忆前辈，就是自己写得爽，这种感情是共通的，我在台湾的同龄人也会在我的书里追忆他们的前辈，但这样一来好像受众太少了。我的书在大陆出版后，像发现新天地，读者为能读到我的书高兴，我更是高兴看到那么多年轻的读者喜欢我的书。这真是双赢的局面。对于市场和读者的反应，我不着急，你看我随便等等都等了三十五年了，我大概是最从容的作家啦（笑）。
记者：作为作家，你的作品以细腻文笔对情感和人性的剖析见长，但你当年年少成名又突然赴美，再后来从事高科技产业与写作绝缘多年又复出，这样的经历比你的小说更加戏剧性，华语文坛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
蒋晓云：当初离开台湾去美国，我有些不成熟。最开始写作的时候运气比较好，走的时候没有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多了不起，也没有痛哭流涕，当时就是觉得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做，不一定非得走写作这条路。前几年回来继续写作也不觉得有什么惊天动地，旁人看起来可能捏了一把冷汗，说，你都到退休年龄了，怎么还可以写得出来？其实这些我做起来都挺自然，没花什么力气。
记者：你一直说自己能够年少成名是运气好，但我看了《掉伞天》这本书中《随缘》、《姻缘路》等早期作品，觉得还是天赋占的成分更大。而你从70年代出道到前几年复出，从普通读者到夏志清这样的评论家，谈到你时说得最多的仍是“天才”、“天赋”这样的字眼，你对这样的褒奖怎么看？
蒋晓云：写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好好地努力，下苦功，会有成绩的，还有一种，可能像我这样，祖师爷赏饭吃。我没有好好地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很多年来我也没有好好读书和写作，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危险的事情。我常常觉得写作就像你年轻时学会骑自行车就一辈子都不会忘掉，上海有位年轻作家张怡微说我的写作是“山里出来一条好嗓子，会把人气死”，哈哈。
多年以后，那份对写作的感情又回来了，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抛弃。虽然用来写作的时间可以和朋友去打高尔夫球、去打麻将，可我就是喜欢写作，一个人寂寞地查资料、写作、把感情表达出来。别人会觉得我想退出就退出，想写就回来写，多容易。可是我也有牺牲啊，但这些要是讲出来，多恶心。今天早上看到网上一条采访我的文章标题，说我赚够了生活费，爱写什么写什么。这像话吗，我看了都不好意思。光看标题，我根本就是个芙蓉姐姐嘛。我退休以后可以有一百件事去做，也可以去跳广场舞啊，但我有所取舍，写作这件事在我生命中排序是优先的，所以我把其他娱乐都放下了，选择写作。
记者：写《掉伞天》中那些作品的时候你才二十出头，可是那里面对男女之间情感纠葛的拿捏、人性幽微之处的刻画，乃至对人情世故的呈现都有超出年龄的成熟，这是你的某种早慧吗？
蒋晓云：也许是早慧吧。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人格分裂，我在现实生活中是个非常快乐的人，可我写小说时一写到那些人世间的悲凉，就忍不住有些愁绪。你要是看到我的散文，会觉得简直嘻嘻哈哈得不像话。我的人生其实没有小说里那么不顺，而我写这些可能源于我的敏感，我是个拿一点颜色就可以开染坊的人，还好我没有一个染坊，不然可能就爆炸啦。我二十几岁得文学奖的时候，有的评审委员就猜，说这个作者把感情写得这么凄凉，一定是现身说法。可我那时候才二十出头啊，比我写的人物都要小上七八岁。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容易感知她们，就像我在《百年好合》里写了那些前辈、老人，他们也跟我差了很多岁呀。
其实这些年来我的进步很有限。年轻时我就觉得感情啊人生啊这些事情很无奈，可我到老了也没有能够对此有所解答的智慧，反而觉得，好吧，人生就是这么无奈，你能怎么样呢？我有一种洒脱，没有足够智慧解答这些人生难题，我就认了。有些作者实在太伟大，随时可以做人生导师。那天在上海的活动上，有读者问我，能否从我的书里得到感情的启示？我就说，我自己也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启示，怎么启示你啊？如果你读了我的书，让你能够思考，有所得，那是你的智慧。
记者：现在你回看旧作是什么感觉？
蒋晓云：我说话基本上直接和诚实。看这些少作，会觉得自己那时写得还不错，叫我现在再写一次，可能也写不出来了。
记者：你在作品里总是在写人生中无奈、凄凉的部分，但也不乏超脱、淡然的一面，这是你对生活的某种理解吧？
蒋晓云：你知道，人生是很无奈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也可以有能够做的选择。我父亲是乐观的难民，他认为人生中桎梏和不能挣脱的东西，你本来就没办法对付。自己能把握的那部分，就先去把握。我可能受到他的这种态度影响，在最坏的情况下不能放弃。我的人生里，《百年好合》中那种淡然是无奈，挣扎是必然。电影中那种千军万马的场面，你是杀上前去，还是装死？很多人是装死，逃过一死。人生常常都在这样的选择之下。
记者：夏志清在《掉伞天》序言中说你常写台北都市男女的感情，“小说所展呈的文化幅度较狭”，比起张爱玲笔下的沪港青年少了一些“传奇”色彩，我反而觉得专注于某一题材和角度的写作不失为一种特质。
蒋晓云：这一段评价我没读过。夏志清是专业的评论家，是大师，他爱讲啥讲啥，我哪里有资格说啊，只有尊敬和鞠躬的份。说老实话，我写作的时候也根本没想过文化幅度的问题，没想过今天要写贫下中农，明天要写都会男女。往往是某个故事感动了我，就会变成我笔下的题材。
记者：你在写作中，特别是塑造某个人物的时候，是把自己的感情投入进去，还是完全旁观？
蒋晓云：两种状态都有，有的人物，我写的时候感觉距离蛮遥远的，我会看他很不顺眼。有的人物，我在写的时候感情会很投入，很悲伤，比如我在《桃花井》中写到父子离别那一幕。
记者：“民国素人志”计划写三十八位民国女性，是个大工程，而你在此之前前的写作还是听凭灵感、有些随性的，“民国素人志”是你最有计划性的写作吧？
蒋晓云：对，第一次这么计划，这是我的科学训练造成的结果。年轻时没有这么长的人生经历，我根本不会有这么庞大的写作计划，想也想不到这些人的生活。现在我有底气去写这些人的故事了，因为我知道，别人不知道。
目前我已经写完了十九个人物的故事。这个写作计划是有大纲的，需要静下心来写。我给自己出了个难题，人物相关的历史背景需要调研，写到后来人物的纠结也越来越多。结构上，我想松散一些，这样可以少一些限制。
记者：“民国素人志”中很多人物原型都上了年纪，有些原型你还没有跟他充分接触，人可能就不在了，他的故事也就带走了。这样一来，你写作的紧迫感或者使命感很强吧？
蒋晓云：我的写作没有使命感，紧迫感倒是有一点。我有一些忘年交朋友，对我写这个系列的期望很高，我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把这些故事写完，所以这几年我才会这么努力地写。至于使命感，我觉得轮不到我哦，我没有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我也没有去想过读者要看什么，市场怎么样，这不是我需要想的问题。我只是努力地写能够感动我的故事，感动我了才可能感动别人。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