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官云
采访者：上官云
受访者：王蒙
提到著名作家王蒙，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他曾是14岁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很早便进军文坛的年轻作家，作品几乎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一举一动，都能引发瞩 目。18日，王蒙新作《天下归仁：王蒙说<论语>》在北京首发。随后，他接受记者记者独家专访。无论是饱经磨难，还是文坛上功成名就，“青春活力”与“积极心态”几乎是这位作家在生活与创作上得到的一致评价。王蒙说，自己的乐观源自拥有光明底色，“写作是中心。一切经验对喜欢写作的人都有意义，你的人生和历练是不会糟践的。”？
拥有光明底色：面对困难不曾绝望
王蒙出生于1934年。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到《青春万岁》、《布礼》、《活动变人形》等，王蒙的作品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成为 一个时代的见证。1956年，在洋洋洒洒二十多万字的《青春万岁》还在修改之时，那部名噪一时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率先出版了。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 王蒙高调跨入文坛，随即因此陷入争议漩涡。1963年，王蒙来到新疆，一住就是十六年。
在外人看来，生活条件变得艰苦了。但王蒙始终认为，就是这个比较困难的时间段对他来说仍然有许多正面的东西，比如说扩大视野、甚至是锻炼身体。少年时代的王蒙身体非常差，疾病连连，“有人说我能活到30岁就不容易了。”
乐观的心态支撑王蒙坚持下来。他学会了做饭、磨面，甚至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还当过炊事员，无论如何艰难，从来没有悲观到彻底垮台的境况，“有个朋友说过一句话，只要自己不垮，别人是搞不跨你的。这也可以用到我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这使我们对国家、民族，对自己的生活与未来充满了 一种光明的期待。”这种期待构成了王蒙生命中光明的底色，同时，他也有一种来自对自身为人、智商的自信，“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没有绝望过。”
视写作为中心：人生和历练不会糟践
在新疆的十多年，王蒙的写作受到了一点影响，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在那段时间内，他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出版。王蒙坦率的承认，那会儿对写作，在短期 内是没有抱什么希望了，“但是喜欢写作的人有个好处，一切的经验对他都是有意义的。有好事儿当然高兴，遇到不好的事儿，有无奈、悲哀，但也“不糟践”， “你的人生和历练是不会糟践的。”
“另外在我人生的历练上，有城市生活也有了农村生活；有首都生活也有边远地区生活；有汉族生活也有其他兄弟民族的生活。这都是用黄金也换不来 的。”王蒙的话给自己的经历做出了最好的注解，“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定要给自己找到正面的东西，给自己寻找正能量，让自己能够以比较阳光的态度来对 待人生的各种遭遇。”
回到北京后，王蒙担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开始连续发表作品：长篇、短篇……令人目不暇接，那会儿，他已经是一个年过四十的中年作家，并在随后 的时光里历任《人民文学》主编、文化部部长等职，工作愈加繁忙。但他的创作生命却仍然是青春的，那样的作品数量与质量，让很多年轻作家望尘莫及。
“写作仍然是中心。那么多的生活面儿呢，给了我写作的资源、给了我精神的力量。”？提起那些成就，王蒙淡淡的回答，“至于在乐观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商量的。不乐观，那您能选择什么呢？”
感谢夫人助力创作：对我有及时、切近的帮助
时光流逝，被铁凝称为“高龄少年”的王蒙在创作上又进入了一个高峰：推出《王蒙八十自述》、小说《闷与狂》以及《青春万岁》60周年纪念版…… 这位始终对生活饱含激情的老人身上永远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出版社公布的1600万字的创作记录便是他的成绩单。王蒙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从事自己最喜欢的 写作，有一个美满的爱情，这是我最成功的两件事，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
在王蒙的写作上，夫人单三娅给了他不少帮助。在新书《天下归仁：王蒙说<论语>首发式上，单三娅也来到现场。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内，她安静的抱着衣服坐在台下，认真聆听王蒙的发言，并不时点头微笑。王蒙说，单三娅是一位老记者，比较关心文化艺术，对自己的写作提出过非常多的建议， “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交流讨论。她也有这样长期做编辑的职业习惯，对哪个说法有疑议便会提出来，对我是很及时、切近的帮助。”
现在的王蒙，生活平静愉快。从工作上来说，则分为写作、讲课两个部分。出于对王蒙身体的关心，在外地的很多讲学活动，单三娅都要陪着去，“在北京倒不一定了。”
工作之余，王蒙也去会朋友、阅读，娱乐、体育活动“一个都不能少”。他乐呵呵的跟记者说，自己有时候会散步、逛公园、打保龄球；还尽量争取一周能够游泳两次，“夏天有时候到海边去，还争取在海上游游泳。”
“我也打乒乓球。虽然打的不好，但是能活动活动，推迟衰老。”这个浑身仍然洋溢着生活激情的老作家开了个玩笑，“保持青春？那是早保持不了啦！”
“萌萌哒”学者：传统文化得跟全世界先进文化接茬儿
熟悉王蒙的人都知道，他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并不比年轻人差。和他聊天的过程中，对神马等一些网络流行词都了如指掌，喜欢调侃，推介新书时会“萌萌哒”讲个段子，比如解释“思而不学则殆”是“no zuo no die”。
熟悉新生事物，也关注传统文化。在对生活拥有作家文学式浪漫表达的同时，王蒙还是一位学者，从近年起，王蒙开始研究老庄之学、研究《论语》， “作家是各式各样的，不可能都学者化。关于这个问题我并不拘一格。我提倡作家们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准，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懂外语，懂得自然科学，希望更多的 作家认真读过一些书。”
在王蒙看来，传统文化的主要作用就是能够优化人心，“使人心多一点善良、道德，多一点君子斯文少一点野蛮，少一点小人的毛病，社会就好了。”当然，王蒙也认为，这种传统文化要和新文化结合，“也得跟全世界的先进文化接上茬儿。”
同时，王蒙对文坛的现状也颇为关注。他认为，现在（文学）内容多样，那种消费性、娱乐性的东西比过去更多，同时受到新媒体的冲击。
“新媒体的东西容易推广。比如一个电视剧受众比一本书不知要多出多少，一本书有几万人阅读已经算非常成功了，传播手段也不一样。这些情况都很 多。”王蒙分析，“好处是让我们的文化产品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坏处是大众接受很好，但又把水准往下拉，要拉到一个平均数，我们时时面对这个问题。”？
以下为访问节选
记者：认识您的人都说，您对生活充满激情。但是在您最美好的岁月，因为种种原因突然去了新疆，那么一个艰苦的时候，您如何还能保持乐观青春的心态？
王蒙：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代，中国发生一件大事，就是人民的革命取得了胜利，旧中国倒了，灭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使我们对国家、对民族、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一种光明的期待。所以我说我有一种光明的底色，这是确实不一样的。再有，我也可以说还有一种自信，对自己的为人、智商以及对自己的做事情有一定的自信，所以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没有绝望过，没有悲观到彻底垮台的境况。我有一个朋友说过，只要自己不垮，别人是搞不垮你的。这也可以用到我自己身上。磨面做饭的事情那都有，做饭的时候我不是主力，在五七干校还当过炊事员，还学会了维吾尔语，说的还行。
记者：当时您对写作怎么看呢？
王蒙：那会儿，短期内我是对写作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是喜欢写作的人，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一切的经验对他都是有意义的，好的事儿当然很高兴，哪怕遇到不好的事儿，他会觉得人生还有这么不好的事儿？还有这种无奈、这种悲哀？用北京话说是“不糟践”，这些经验、人生的历练不会糟践。
记者：所以您曾经提到过，没有这段经历，就不会有后来的王蒙以及后来辉煌的成就？
王蒙：？这就很难设想了。但是这个比较困难的二十多年，对我也有许多正面的东西：扩大了我的视野，甚至锻炼了身体。我在青少年时代身体非常差，疾病连连，甚至有人在我面前说，这个人能活三十岁都不容易。另外就人生的历练来讲，不但有城市生活，也有农村生活；不但有首都生活也有边远地区生活；不但有汉族生活也有其他兄弟民族的生活。这都是用黄金换不来的。而且，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定要给自己找到正面的东西，给自己寻找正能量。一定要有让自己能够比较阳光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各种遭遇。
记者：从开始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到现在，您写了1600万字，令人佩服。那您能谈谈写作在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吗？
王蒙：写作仍然是中心。我感兴趣的面儿比较广，生活的经验也比较多方面，这都给了我写作的资源和精神的力量。这些力量和资源表现出来，不能说在盈利上有多少，首先还是要聚焦在写作上。
记者：在您新书发布会上，您的夫人单三娅一直陪同您，听到会心处会点头微笑。夫人对您的写作有建议吗？您平时的生活状态如何？
王蒙：建议那是非常多的。因为她是光明日报的老记者。比较关心文化、传统、艺术啊这些东西。包括有许多的作品都会交流、讨论，她也提出意见；同时她有长期做编辑工作的经验，会有一种职业的习惯，对于你的文字、说法感到有疑议会提出，对我是一种及时、切近的帮助。至于一年中，就工作来说，一是写作，一是讲课。讲课的量相当大，去年一年讲过四十场。前几年讲过六十场，有一年讲课数量达到过八十场，平均每星期一次半的样子。其中很多夫人都陪我去，在北京倒不一定随行。关于生活，我觉得要把时间分配好。再有，我当然也去会一些朋友、还会去阅读，写作的东西离不开阅读，娱乐、休息、体育方面的活动也有，尽量争取一周游两次泳，夏天到海边去，还争取在海边上游游泳。有时候我还散步、逛公园，打保龄球、打乒乓球。虽然打的不好，就是让自己活动活动，推迟衰老，当然保持青春就保持不了了。我今天也讲了，在乐观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商量的。您不乐观，您能怎么着呢？
记者：随着社会发展，现在文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网络文学兴起等，您会关注这些问题吗？您认为当今文坛与过去相比有何变化？
王蒙：内容多样化。那种消费性的、娱乐性的东西比过去更多。还有现代的文坛受到一些新媒体的冲击。因为这种多媒体和新媒体，比光是文字的东西容易推广。比如说一部电视剧的受众比一本书的受众不知道多多少，而一本书有几万人阅读已经非常成功了，但是一个电视剧可不是几万，也可能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在看，这些情况都很多。传播的手段也不一样了。好处是使我们文化的产品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坏处是大众接受很好，但是大众接受又把这个水准往下拉，拉倒一个平均数上，我们时时面对这样的问题。
记者：记得曾有报道说您提出过“作家学者化”，近年您从研究老子、庄子学说到现在的解读论语，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的？
王蒙：现在都这么传，其实我谈的只是“作家的非学者化”。简单的说就是解放后的作家在受教育的程度、知识的面上，比过去显得有所降低。但是作家是各式各样的，不可能都是学者化。我另外也还写过“学问对作家之累”，学问太多了，也是一个局限。胡适说曹雪芹没受过很好教育，胡适是很受尊重的学者，但是这个说法，我觉得比较可笑。如果曹雪芹读到过博士、博士后，学问可能比在世的时候多，不可能写出《红楼梦》，当然《红楼梦》理的知识也很多，是百科全书什么都写到了。这个我不拘一格。我提倡作家提高文化水准，希望有更多作家懂外语、懂自然科学，更多作家认真读过一些书。我并不是提倡所有作家都当学者，这是两路工作。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有何借鉴意义？
王蒙：传统文化的作用就是能够优化人心，使人心多一点善良、道德，多一点君子、斯文；少一点野蛮，少一点小人的那些毛病，对世道人心能够使有一定的帮助。这种传统文化也要和新文化相结合，要和全世界的先进的文化能够接上茬儿。
（实习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