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席郁兰

　　采访者：席郁兰

　　受访者：蒋方舟

　　12月23日晚，青年作家蒋方舟在重庆西南大学演讲，这是她“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全国巡讲倒数第二站。讲座中，她抓取身边人的经历，阐述了她对这个时代的认知，她认为这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社会阶层基本固化难以流动。“任何时代永远是迎接小部分人，却拒绝大部分人的，我们不应迎合、谄媚、适应这个时代，而是要在自己的身上去克服这个时代。”

　　演讲开始前，她接受记者记者专访，坦承自己目前因尚无成熟长篇而“着急”，但她笃定五年之内不会从事除写作以外的其他事，争取写出让人痛苦与思考的作品。

　　首次描述成人世界

　　记者：你2015年1月将出的新书《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是写了9个逃离生活、工作、婚姻、家庭的故事，但为什么他们的逃离都没有成功？

　　蒋方舟：我讲的就是失败的逃离。在我的世界观里，人生和宿命是不太可能逃离的，逃离永远都只是一个姿势而已。但尽管主人公最终妥协了，但还会剩下一点什么，不逃离是不甘心的。

　　记者：你以前以非虚构写作为主，上个小说还是描述童年的，这次开始写成人世界了，而且故事都是虚构的？

　　蒋方舟：基本都是虚构的。《拉萨·绿母度》那一篇其中有个桥段受网上的谣言启发，谣言说跟藏族姑娘睡觉能够治疗风湿。我之前的确没写过成年人的情感。我认为小说的节奏感、表述方式，要求非常精确，尤其长篇，我写失败过，所以这次从短篇开始练习。

　　记者：你上一本《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里还有一些调侃，这一本没有了。

　　蒋方舟：是，这一本要严肃些。我不太想让人看到蒋方舟式的东西，这可能是练习，再写几部之后我或许能找到新的姿态。比较牛的作家都有好几种声音在发声。

　　记者：你几次说到“练习”这个词，怎么评价现在的创作阶段？

　　蒋方舟：在进步期。我这本书写第一篇被一个朋友说“写得特别差，特别失望”，我感到很羞愤，就把邮件删掉了。前两天，我把最近的一篇发给他，他觉得挺好的。这个过程我很享受。

　　现在我还挺焦虑的，马上30岁了（今年25岁）还没有拿得出手的小说作品我会有点不安。余华苏童格非他们那一代都是在30岁之前就有好作品了，张爱玲写《留情》才25岁，加缪写《鼠疫》才30岁，所以我有创作上的焦虑。

　　我问阎连科老师，他年轻时候的写作效率，他说他是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年。我就觉得差得太远了。

　　我不愿意接受幻觉

　　记者：你曾说过人不应该选择犬儒式的、隐逸式的生活，但你却在写“逃离”，那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什么样的面对社会的方式才不是犬儒式的呢？

　　蒋方舟：首先，不仅是作家，做人也应该保持对他人痛苦的感知能力。现在很多写作者只对自己的痛苦有感知能力，我失恋我离婚我痛苦。比如我身边有朋友因为没有当地户口小孩必须在很小的年纪就被送去老家上学，这种亲子分离的痛苦我不能回避；其次，身为作家，当然会有无力感，有真正想写但没有办法硬碰硬去写的东西，但我的想法是，用寓言等虚构的形式去消解（硬碰硬的做法），我也会在下一个长篇中这么做。

　　记者：《动物农场》那样的寓言？

　　蒋方舟：对，或者《1984》，或者布罗茨基的诗等，这些作品带给人的震撼不比写现实故事少。我也想写让人看了之后能反思自己生活环境的东西，这当然是很大的目标，但应该一直保持对抗的姿态。

　　加缪说过，“当我只是一个作家，我将不再写作”。即使这本新作，我写当下生活，我的目标也是去写让人看了不舒服的作品。

　　很多人，包括从事创作的人，都觉得如果你不能给人提供快乐、欢笑、情感慰藉、正能量，这东西就不值得写。但我觉得应该写一些让人痛苦让人醒悟的东西。

　　记者：聊回来，新书里的夫妻、母女、姐妹之间都有疏离感，你对世俗情感很悲观吗？

　　蒋方舟：我一直认为这些情感里有温情的部分，但这种温情是在彼此相互伤害了很多之后剩下的那么一点点温情。无论是生活还是写小说，我都不愿意接受幻觉。我小时候看张爱玲写的她和她母亲、和她姑姑的关系我觉得惊悚又真实。

　　贾平凹没有给我审美惊喜

　　记者：你对当代作家有特别喜欢的吗？

　　蒋方舟：你不觉得现在值得讨论的文学作品特别少吗？去年也就一部《繁花》，它很不错，但它还是小圈子式的，金宇澄老师的野心还是在语言层面的探索上。

　　而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终于在一个严肃文学作品中看到了都市，而且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被批判的都市、被肢解的都市。它就是都市，人和人之间是都市的人际关系，这确实是很难得的，也是值得讨论的。很多文学作品里的都市是一个充满了堕落、失败感和无力感的，与乡村和传统对立的存在，而且人际关系还是农村的人际关系。

　　其他作家，比如贾平凹老师，还是在写过去的生活经验，和那片土地，当然作品也很好，但没有审美经验上的惊喜，没有看到当下。

　　记者：对当下有意无意地选择回避？

　　蒋方舟：我之前跟陈冠中老师（香港作家、编剧，《号外》杂志创办人，代表作《我这一代香港人》《香港三部曲》）聊天，他很晚才写小说，他说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创作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了，他说他要把自己的题材尽可能集中，集中到中国当下社会，这是特别正确且很有勇气的。

　　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时代，你开始写民国、写古代、写乡村，你退回到你自己的舒适区内，虽然你写得很好，但它对整个现当代文学贡献没有那么大的，这是舒适区内的写作。所以我对突破舒适区内的写作，哪怕没有那么好，都有特别大的敬意。

　　包括阎连科老师的《炸裂志》，他对它的语言不是特别满意，但我觉得也是一个有野心和突破的作品，他说他要写当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可能有超出他能力和生活经验的地方，但他在努力尝试。

　　王朔有点过时

　　记者：在国内的青年作家中，你是否有欣赏的？交流多吗？

　　蒋方舟：李娟的作品还蛮喜欢的，但她主要写散文，写小说的人，我还没有特别喜欢的。

　　但我跟青年作家交流不多，他们很多是“新概念”出来的，我从小就没人带我玩。我有一个写小说的邻居，我们之间会交流文学。

　　文坛里我就跟阎连科老师交流较多。他一直给我宝贵的意见，比如他说“要有分寸地站在风口浪尖”，还有就是要“背对文坛，面对文学”。

　　青年作家虽然没有交流，但我觉得大家都铆着劲儿地憋着自己的作品，感觉好像现在谁出来谁就能得诺奖似的。因为很多年了，也没有什么人真的从文学

　　层面上冒出来，韩寒郭敬明他们也只是从社会层面上冒出来。

　　大家都急于在文坛立住脚，甚至还想做个领军人物什么的。我也会看他们的作品，好像同在一个跑道上看别人跑到哪里了。这种状态挺好的，因为只有一代人整体的文学水平特别高，才会诞生大作家。

　　记者：但文学需要反馈与交流。

　　蒋方舟：对，现在比较缺独立批评家，很多批评家是以一种“存在即合理”的态度，去分析红了的作品，变成了“解释家”。这其实是无效的。

　　记者：说到批评，你也看了《一步之遥》，发了微博，请谈谈具体看法。

　　蒋方舟：之前被大家说得太吓人了，我期待着有多烂呢，我看了就觉得还好，但有几个地方是我觉得不舒服的。比如周韵和洪晃母女吵的那一场，让我很想离场，头疼，里面所有人说话都是特别吵的那种。

　　我在里面看到很多王朔的影子（王朔是《一步之遥》编剧之一）。其中花国选美颁奖，有点像王朔当年的《顽主》“3T公司”给作家“宝康”的颁奖典礼，其中的男女关系也很像王朔《过把瘾就死》里的杜梅与方言。我当然很喜欢他（王朔），可当我看见颁奖典礼展现的还是他在《顽主》里的那种嘲讽，穿着很华丽的衣服，但还是这么老旧的男女关系和嘲讽，就觉得有点悲凉，有点尴尬。

　　我今天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特别难过，我觉得他（王朔）的人物关系、他的讽刺、他的姿态、他的自黑是有点过时的，这是让我不太舒服的地方。

　　另外，马走日这个人物，他开始说“tobeornottobe”，最后用堂吉诃德式的风车来表示他是时代理想主义的悲情人物，但马走日没有像堂吉诃德那样反抗和抗争，也没有真正面临“tobeornottobe”的问题，他只是去承受命运。姜文自己解释说马走日是个逐渐发现自己底线没有那么低的人，但我看完觉得他底线也没那么高，哈哈。

　　（实习编辑：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