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鹏远
发布会现场（从左至右分别是：秦晓宇、西川、唐晓渡、杨炼、杨佴旻）
采访者：徐鹏远
被访者：杨炼 唐晓渡 西川
由著名画家杨佴旻和著名诗人杨炼发起主办的“国际华文诗歌奖”日前启动，活动将面向一切用华文写成的诗歌作品，“渴望评选出遥祭祖先而无愧、环视世界而欣然的佳作”，特设一等奖奖金5万人民币，第一部诗集奖奖金1万人民币。
关于什么是华文诗歌、华文诗歌写作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未来的出路，记者在发布会现场就几个问题对三位著名诗人进行了独家对话。以下是对话的文字实录：
杨炼：中国诗歌的缺陷是数量大 杰作少
记者：华文诗歌究竟如何界定？因为传统的中国诗和后来的白话诗是完全不一样的。
杨炼：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你可以看到我们比较刻意地把“文”和“语”做了一个区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一个好处当然是口语化了，但是另一方面白话文在很大程度上和古典的优雅的诗歌传统有一个断裂，因为“文”强调了写作本身的意识、强调了书写传统的传承，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把它简单地和“语”联系在一起，而是强调“文”，也就是写作意识和写作形式的要求。华文、华夏，“华”和“中”某种意义上是并用的，也甚至是连用的--“中华”。但是这一次，因为“中”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一点国家概念，“华”让这个文化因素更加强调，也就是以华夏之文创作的诗歌，这两个层次就都有了。
记者：那您作为诗人，这么多年据您的观察，您觉得当代中国的诗歌写作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杨炼：第一，当代中国的诗歌写作其实非常活跃，写作人数我原先保守的说法是两百万，后来朋友说你太保守了，至少一千万。其实如果你看诗歌网站、网络杂志等等非常活跃，因为我在国外跑了这么多地方，你比如说“诗生活”这种网站在国外根本没有，这个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即使是朦胧诗时代也没有。第二，诗这个东西要求人们有一种沉潜的心境，要求一种比较纯粹的写作态度，如果仅仅想以之谋生、谋权、谋利、谋名的话，至少不会很快奏效。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中国诗歌的缺陷是数量大，但是杰作少，因为人们这种沉潜度不够，这也是我们设立这个诗歌奖的一个原因。[NextPage]
唐晓渡：诗歌在90年代才进入了沉静的写作
记者：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华文诗歌，作为诗歌的研究者和批评家，我想问您的是，无论是五四，还是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新诗的火热和潮流似乎都是以一种运动的方式发起和进行的，政治的、社会的意义似乎远远大于诗歌本身，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唐晓渡：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最早的新诗可以算作白话文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段可能被我们的文学史宣扬和夸张了，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复原当时的历史，但是实际上据我所知差不多到朱自清编《新文学大系》这里边就包括新诗集，不过当时整个新文学其实都还很沉寂、很零落，那时候繁盛的是鸳鸯蝴蝶派、是国防文学这一类，那是当时的热点。他们当时是有感于觉得五四所造成的局面怎么一下子就落花流水就没了呢，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形式把它的意义呈现出来，所以作这个《新文学大系》。如果说运动方式的话，一开始真是，尤其新诗是作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役，在这之前小说革命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因为诗在旧文学、古典文学里是核心地位，所以他们觉得把白话诗立起来这个事就成了。
那么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到往后那段时间，国家不断的处在战争、内乱之中，很难用“运动”来描绘整个的状态，比如说国统区并不是以运动的方式，解放区是，但我还是觉得那是诗歌解放运动自身的一种延续，还不带有后来的那种（色彩）。四九年之后，真正的诗歌在慢慢沉沦，面上的运动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政治现象来看，只能说它败坏了汉语言，用意识形态语言败坏了汉语言。真正的诗歌自身的运动大概是七九年，朦胧诗，当时称为新诗潮，一直到第三代，这个倒是带有非常鲜明的运动色彩，有主张、有形式，包括办杂志、串联，我一直认为这个像给20世纪做了一个总结一样，它把很多20世纪的社会文化潮流做了一个模仿秀。到了90年代以后才进入了一个比较沉着、沉静的写作。
西川：古诗容易形成趣味 新诗警惕趣味
记者：您作为这次活动的评委，肯定要对诗做出一个评判。那我想问您的是，对于中国的白话新诗到底有没有它自身的一个评价标准？因为现在很多的文学批评对新诗的写作往往都在与外国诗歌作比较，很多著名诗人包括您在内，许多评论家也是和国外的诗人作比较，似乎中国的白话新诗始终缺少自信，缺少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
西川：我只能从我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诗歌其实在某些局部上写得好或不好对我来讲都不重要，对我来讲真正这个人能够表现出一种创造力是最重要的。诗歌这个东西很容易最后被一种趣味牵着走，被一种陈词滥调牵着走，所以诗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生活、对历史、对思想、对社会有所发现，当然最重要是对语言本身有所发现，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但你要说这是不是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也很难说是，因为当代诗歌和古代诗歌毕竟已经很不一样了，古代诗歌建立起了一套评价标准，但是当代诗歌它的生存环境、诗人的角色、诗歌的功能都产生了很大变化。那么当代诗歌和国外诗歌实际上大家都分享了一些有不同但是有一些理念相同的东西，比如都经历了现代化的过程，这样的话这种横向的比较我自己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记者：您刚刚也说到中国古代诗歌自成一套体系，是非常完善的，那中国现在的新诗您认为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西川：很难说它处在一个比如说完全建立起一套标准的阶段，而且我甚至觉得这不太可能，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实。另外一个，诗歌有的时候是反对标准的，当你某一个标准好像建立起来的时候，实际上最早要打破这些标准的都是诗人。诗歌里边它所蕴含的创造力、继承和辩驳关系是一直都存在的。这个可能跟古诗大家都按照某一个（标准）（不太一样）。古诗是非常容易形成趣味的，新诗对于趣味是非常警惕的，这个很不一样。
记者：“对趣味警惕”怎么理解？
西川：比如说古诗某一个阶段大家都写得很生涩，或者说某一段时间某些人写得非常……但是新诗呢，可能就是说大家一旦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希望对它有一个破解。任何一个东西我觉得它是有生命力的，它一定不愿意使自己陷入到一种类型化的写作，因为中国古诗是一种类型化的写作，比如关于秋天我们有一套关于秋天的写法，关于月亮我们有一套关于月亮的写法，新诗是反对这些东西的，新诗是希望自己即使在写到秋天、写到月亮的时候诗人能够有所发现。
记者：那新诗一直在寻求打破？
西川：新诗我觉得它的建立也是在它的打破之中出现的，比如李白说月亮“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那么一旦我希望能够写出“白玉盘”之外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同时也是一个建立。
记者：但是有一个情况是，新诗有这种意识，但往往当它开始尝试的时候走到最后其实也形成了一种新的模式。
西川：对，会形成新的模式。但有出息的诗人一定还会想往里边继续挖。
记者：那这条路是会越走越窄还是越走越宽？
西川：这个东西我觉得实际涉及到我们如何来理解“诗”这个字。一般来讲，我们一旦说出诗或者诗歌的时候，我们脑子里边一般都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什么样的东西是诗什么样的东西不是诗。但是我想关于诗歌、诗这个词的定义实际上也是在不断流动的，我们今天的白话诗在古代不会被认为是诗歌的，那么实际上现代汉语诗歌的出现已经是从古典诗歌里走出来了，它对于诗的原来的定义已经是一种破除了，诗人不断地会做这个事的。
（编辑：符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