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金晓

　　采访者：岳金晓

　　被采访者：杨炼

　　在“主动的他者——中国当代绘画展”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本网记者在布鲁姆画廊对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诗人杨炼进行了专访。

　　记者：杨老师，您好！作为策展人，您期待此“艺术项目”，有怎样的效果？

　　杨炼：我们都知道，中国过去三十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现实、文化、创造性等等，但是究竟这个变化是怎样的？当然包括好的变化，比如中国经济的增长，思想带来的积极地推动，也包括一种复杂性，因为在这种快速的变换中，包括商业的影响、人的浮躁喧嚣、急功近利等等，它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现象，就像我说的，是一个大起大落的，充满了风暴的海洋。但是，我相信一个古老的中国文化，她在深层拥有着一种深刻的、持续发展的思想和创作的能量。而这个艺术项目，其实是一个思想项目，通过选择真正到位的作品，呈现出一些精彩的个人，呈现出这些个人的思想和艺术的质量，通过这些看起来是个案的东西，传达出当代中国在文化和精神上真正的质地。

　　今天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的语境，是由急速变化的中国，急速变化的阿拉伯等等因素组成的，刚才我所说的这种中国文化的质地，实际上是告诉世界，告诉世界上的人们，今天这个新世界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项目就是展示了在中国这些艺术家面对这种困境，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和自己的解决方式，以及在这种因素启发下，每个人应该做什么。

　　记者：谢谢杨老师，那么，这个艺术项目，或说这件行为艺术，在未来还会继续做下去么？

　　杨炼：就我而言，就很有兴趣延续下去，因为实际上，虽然我写诗，参加了很多文学节包括在国际上的一些活动，实际上我有兴趣的是把我在诗歌里面实际是很孤独的思想探索印证于这个世界。但是印证的方式绝非是肤浅的、商业化的、喧嚣的，印证的方式是中文诗人和外语诗人特别是英语诗人在一起，坐下来互相翻译作品。通过翻译一首作品，抵达这一深厚的，渗透进所有层次的境地，从语言，人生，文学，个人创造性——所有这些层次的——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的讨论、对话。通过这样很“托底”的方式，让不同的诗人之间进行一场精彩的交流。这个项目，不仅是诗歌，还包括视觉艺术，这两者之间共同的汇合点和语法，是思想。那么当然又是一个新的演变。此时此刻，在英国正在出版我和一位英国诗人编译的中文诗选，同时在中国还有秦晓宇作为中文编辑，还有另外一位英国人作为翻译译文的主持者。总而言之，那又是另外一张当代中国的思想地图，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称之为“同心圆”，也可以称之为“在同一个旅程之中”。既然我称之为旅程，就像这次展览本身也是，它是系列展览之一，当然还有之二、之三、之四……所以，实际上这个历程随着对中国对世界的思考的深度的不停增加呢，一定会发展。

　　记者：我想这也是时代的需要，是我们所有人需求的思考。

　　杨炼：对，从内到外，自然而然产生的。比如这样一个项目，不是说某一天突发奇想觉得诗人当当策展人很好玩儿。我曾参加意大利、德国的一个诗歌节，他们让我写一段授奖辞，后来我思考的结果，不得不给这个授奖辞一个题目就叫做“提问者”。实际上诗人写每一首诗每一部诗集，都在试图不停的给自己提出更深刻的问题。这直接让我联系到屈原的《天问》，因为他可以说是不仅是中国的第一个实际也是世界的第一个明确地把诗人作为一个提问者的姿态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刚才我说了，中国急剧的变化，文化上仍然很复杂，现实中仍有很多挑战性，商业化过程中有很多的诱惑和压力，等等，都在给“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独立思考，什么是个人的思想的质地”提出新的问题。其实每一个困境就在表明一个新的质量，所以当我和其他的艺术家甚至和普通人在一起，都会发现这种由越来越深层的现实提问，在活生生的个人身上产生的这种应对方式。艺术是一种应对方式。其实现实生活中间每个人每天的生活，也是一种应对方式。这种从内到外产生的提问的深度，让这样的项目充满了能量。

　　记者：嗯，我能感觉到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能量的。

　　杨炼：呵呵。

　　记者：我想提问的意义不仅是为了一个结果，这个提问的过程本身，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杨炼：对。完全同意。[NextPage]

　　记者：谢谢，刚才您提到的思想是不同艺术形式对话的共同语言，我想思想也是所有艺术形式产生的源泉。然而东西方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渊源，是不是也可以就这个问题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杨炼：嗯，这其实也有一种微妙的互动。我们都知道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甚至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文人和知识分子就有一种大的文化震撼，甚至可以称之为某种程度上的心理上的文化崩溃感。因为有两千多年中国的文人都被告知中国的文化天下第一，也确实在亚洲这个地区，中国虽然也经历了很多外族的侵略，但从来没有受到真正的的文化挑战。外族，不论是蒙古人也好，满洲人也好，学了汉语，进入了中文的思维方式，其实面临的不是被汉人同化，而是被汉语同化。这种文化的延续性其实造成了潜意识里的优越感和安全感。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欧洲地中海沿海的文化相比较，最触目的一个区别就是欧洲文化受到了从古埃及，古希腊，苏美尔，当然，北边的维京啊，一路到后来的拜占庭，奥斯曼……可以说无日无止的外来文化的挑战。这让欧洲文化被迫作出的应对、在应对中间，不断地深化自身，直到比如说，文艺复兴以后，找到了人文主义，独立，或者说个人的个性启蒙这样一个基准点，所以说他最终落到了个人的独立思考这个点上，它终于拥有了全方位的弹性。可以说，不管什么样的文化观念，都要经过个人独立的反思和裁判。反过来说，中国文化在两千多年里，没有经过任何真正的文化挑战。道家也好，儒家也好，除了在它自身内部有一些比较小的转变，哪怕佛教的引入也是通过阐释道家进入的中国，后来的宋明理学、新学等等是对儒家的某种修正，或算是一种演化，但她并没有真正根本意义上的冲击和挑战，她基本上是延续性的。那么突然之间，鸦片战争，一个真正的外来文化，而且带着它全套的物质文明，跟中国文明进行了全方面的冲撞。让一直自认为天下第一的中国文化连续处于失败的现实和失败的感受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产生“全盘西化”这样的口号，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种心理问题，其实远远比文化问题深刻，突然之间，中国文人在一种很情绪化的状态下，把原来过分的自豪，变成了过分的自卑，以至于产生了比俄国还激烈的文化虚无主义态度，俄国人从没说过“全盘西化”或者“全盘西欧化”，但是中国人这种哪怕只是口号“全盘西化”都表明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放弃思考的态度：我想把原来的文化抛弃，想像做手术一样，先切除掉再移植一个别的东西。其实什么是文化，文化到底是外在的一件东西可以扔掉，还是血肉、灵魂里面渗透的东西？其实扔掉的只是反思的自觉和能力，而其实反而在最负面版本的情况下，受控于原来想扔掉的那个文化，文化大革命，例如说，可以说是最极致的专治版本，比过去的皇朝个人性丧失的还彻底。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二十世纪一个非常低的起点，是中国文化崩溃到每个人心里深处的一个起点。

　　但是我也不得不反复地强调，二十世纪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个人也好，其实终于衔接上了屈原的天问传统，终于在现实的层层提问之中，强迫自己反思，强迫自己应对，强迫自己重建精神的创造性。就像这次展览选择的艺术家，还是有很多诗人，在这样一个商业化时代中，坚持着即拒绝肤浅的政治化，也拒绝低级的商业化的诗歌写作。在这样的意义上，重新赋予中国文化甚至中国的语言一种重新创造的能力，用我的话说，从“不可能开始”，你越是体会到某种“不可能”，那么开始的能量就越强。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再回过头看中文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不只是试图打通中文和西方文化之间的那条界线，不只是那么低级的只不过沟通而已，我们终于又拥有了在更深的层次上，观察中文这个语言，观察中国这个文化，而且从中生长出生发出某种对当今世界的困境，思维的和现实的困境有启示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不仅在打通跟西方的关系，其实在打开人类的思想。比如说，中国的动词没有时态，这个跟西方的欧洲语言中通过动词的时态性、人称的格式化来捕捉具体的动作这样一个意识，已经从开头就划分了界线。但是那样一个通过划分人称、划分时态把语言之内的时间性表明得很清楚的欧洲语言，它当然构成了进化论的一种基础，因为时间是不可重复的、是线性发展的、是进化的，这是五四以来我们拼命想学的东西。但是冷战之后，“9·11”之后，伊拉克战争之后，在今天这个全世界用利益甚至是利润统一起来的、这样一个自私的、玩世不恭的、无所谓的世界；所谓的政党，只不过是公司，所谓的“民主竞争”可能只是谁挣的钱更多的这样一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突然会发现：真有什么进化么？还是我们的命运和处境可能确实是一种深刻的一致。也许不仅是在中国我们感受到了“时间的痛苦”，然后更深刻的感到了“没有时间的痛苦”，也许其实“没有时间的痛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那么在这样一种人类万古如一的黑暗和命运面前，是不是中文这种非时态性的“共识语言”恰恰能最有力量表达这种囊括一切时间的处境和命运呢？这时候突然在立时之上，又有一种共识的层次，而这两个层次是完全可以互动的，我们既可以从命运的角度来看我们当下的处境，又可以用当下的处境印证那个古往今来一样的命运。所以，这时候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突然有了真正的世界意义，所以这个良性的互动，是我特别有兴趣的。

　　记者：太精彩了杨老师，真的非常精彩！谢谢杨炼老师！

　　杨炼：好！期待你做出一期好节目，谢谢！

　　（实习编辑：岳金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