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榆
杨炼
采访者：夏榆
被访者：杨炼
1月28日，杨炼从英国赴意大利接受2012年度诺尼诺国际文学奖。
本届评委会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担任主席，评委会认为：“杨炼的诗歌是中国当代思想的制高点之一，通过他的诗歌不断提醒当代人‘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生命与诗歌的流亡，不只是从土地出走，更是将边境推向尽头。游吟诗人超越了时空。”
“一批用中文写作的诗人，长期居住在外语环境中，参与世界各地的文学活动，甚至以作品的译文获奖，这是中文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现象”。杨炼谈及诗人海外获奖的现象时说。
1992年初，杨炼抵达纽约。这是他自1988年8月8日去国之后，到达的第三座城市。先后旅居希尼、伦敦，然后是纽约。偌大的纽约认识的朋友寥寥无几，住在窗口开向哈德逊河的房间里，感到自己在沉下去。“四月／以河流为幻影／河流那忘却的颜色／以我们为幻影”。这是杨炼在那个时刻写下的诗句。出版于2000年的诗集《大海停止之处》，收入了杨炼1982年至1993年间的全部诗作。那两年，被扬炼称为漂流途中“最黑暗”的时期。
“生存的压力且不去说，用什么填满‘为什么写’和更严酷的‘怎么写’那个黑洞。是更为黑暗的体验。顾城就是在这个黑洞中消失的。他的悲剧，集历史的遭遇和写作的困惑于一身。他写于同一时期的作品《鬼进城》与其说是新的美学探索，不如说是现实连贯性的崩溃。”杨炼在接受访问时说。
为了抵御现实性的崩溃，杨炼经历了很多艰困的时刻。“诗人得找到一种能够归纳现实的形式，以使自己的语言——和自己——活下去。作为当代的中国诗人，在远离故土的外国，‘无根’的痛苦是经常性的体验，‘无家可归’的悲哀甚至是一种必须。在每个早晨腥来，陌生的房间都在提示我一个梦中的房间”。杨炼说。
在他的中国梦中有一幅永久的画面：北京西郊，圆明园废墟附近，一间由教室改造而成的名为“鬼府”的小屋，半块玻璃黑板做成的书桌记录了杨炼作为青年诗人的全部经历。在他的书柜里，珍藏着两只骨灰盒，一只是母亲的，另一只是老保姆的。她们在那儿，让他总是感受到两束呵护的目光。杨炼认为：“一个人能在任何地方生存写作，因而不必抱怨命运把你抛到了哪里。真正的问题，不是‘我离开中国多远了’，应该是‘我在自己内心和语言里挖掘多深了’”。
回顾过去30年，思想和文化交流是杨炼漂流生活中最温暖的部分，同时为他提供了精神资源。“很多非常优秀的朋友，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科特、索因卡，和逝去的布罗茨基、苏珊·桑塔格等等的友谊很令人感动，我们一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朗诵诗歌，一起聚会聊天，还有当代最好的视觉艺术家、思想家，以及各种艺术节、美展上遇到的同行，这些对我的创作形成非常好的氛围。从精神交流的丰富方面讲，我是满足的，这也是对那种艰苦孤寂的一种补偿。”杨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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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生前，自1997年相识之后，杨炼每次去美国，都会打电话给她，也多次去过她在纽约的俯瞰哈德逊河的美丽寓所。“每次的交谈，都热烈深刻，她的头脑整个就像一部思想机器，不停地高速运转。我不得不说，那实在不像一个女人的思维状态。话说回来，她家里的布置，正处处体现出男人的粗旷加女性的温柔：谁见过把一辆铮亮的摩托车——她儿子的礼物——停在客厅里的？但她招呼起客人来，又活脱一个家庭主妇。苏珊当过妻子、当过母亲，晚年又和一位女士同居，在性别上，也是一派特立独行。”杨炼回忆道。
“所有的文化都建立在良心之上。”这是杨炼对以苏珊·桑塔格为代表的欧美知识分子的评价：“实际上一个文化，或者一个社会需要一种来自内部的但是又保持距离的清醒的观察和批判，或者批判性的思考。”
杨炼与阿拉伯著名诗人阿多尼斯做过对话《诗歌将拯救我们》，可以视之为他的思想表达：“实际上，诗人是在不停地把自己创造成新人，我们在每一行诗里都在寻找一个自我，同时在写完这行诗后我们又在抛弃这个自我，而文化的活力就来自于个人的不停的创造性。”
2008年，杨炼以并列最高票当选国际笔会理事。2011年，他第二次竞选，再次以最高票连任。国际笔会是1921年成立的国际作家组织，总部在伦敦，是世界唯一的国际作家联合体。现有145个分会，会员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现任主席是捷克作家格鲁沙，副主席是纳丁·戈迪默，英籍印度裔作家拉什迪，国际笔会的执行机构是有11人的理事会。杨炼之前在国际笔会担任职责的华人是林语堂。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接任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作为诗人，杨炼对自身的文化命运有着更为透彻的意识。“诗人必定是流亡者，但他的‘流亡’一词，被赋予了主动、积极的含义，那其实是创造性的自我本来的精神定义。也因此，‘孤独’成了‘独立’的同义词。‘距离’提供了反思自己母语和文化的能力。生存挑战的急迫，反证出诗歌对存在的意义——它决不只是装饰品，它是每个诗人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且，仍是我们古老文化的鲜活的能源。归结到底，人性之美蕴含了诗歌之美。这美丽不依赖外在时间。诗歌本身就是时间。它终将安顿我们，尽管历尽劫难。”杨炼说。
优秀的中文作家应该是思想者
记者：2008年你参加国际笔会理事选举发表竞选纲领，其中提到“每一个中文作家都必须是思想家”，为什么这样主张？
杨炼：当选理事要有自己对未来工作方向和目标的阐述。我在竞选纲领中提出“每一个中文作家，都必须是一个思想家。”我觉得中文作家要通过不断的整合思想资源——不仅是古典中国、当代中国，也包括西方的——所有的思想资源——通过不断地整合思想资源，使当代的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也就是说，我们从简单的只是被动的——比如被邀请参与一些国际的或者是什么组织的活动，越来越变成主动的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我们同时根据这个思想来设计文化项目。去年我策划组织了中英诗歌节，今年在柏林国际诗歌节，我们将做一个关于1989年全球历史的回顾，命名为《1989世界全球历史》。我也是策划者之一。但是我们不是把今天推回到过去，而是让过去成为现实的深度。因此我们强调的是21年来的政治、文化、语言、文学各个层次的变化过程。实际上所有的东西最终都落到一点，就是要对当代作家，作为人的位置和作为创作的位置有一种深刻理解，由此确定自己的工作方向。
记者：你怎么看国内的诗歌写作？现实的问题是，文学或者具体到诗歌写作几乎处于社会边缘的状态。在公共领域，几乎很难听到作家和诗人的声音。
杨炼：回顾过去30年，中国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速度不是太慢，而是太快。具体到文学，具体到诗歌创作，我觉得诗人面临亟待转型的现实，同时又能够深刻的理解诗歌的价值和意义，然后还能够不仅用思想表达，而且能以创作呈现出这样一种质量，我觉得对诗人的要求和诗歌的要求极高。国内文学界，我认为首先是作家或者诗人的质量不够，或者说作家和诗人作为思想家的份量不够。至于边缘化还是不边缘化的问题，其实不太重要。具体到诗歌，据说中国现在写诗的人就有两百万，这已经是整个斯洛文尼亚全国的人口，那么你说什么是边缘化？如果真把这些诗人搁在一起，那就是中欧的一个小国。如果中国的诗歌界真能建立比较正常的诗歌判断标准和诗歌判断能力的话，就这两百万写诗的人，就已经比盛唐时代热闹多少倍了。所以我不认为数量构成问题，重要的是质量，这是中国作家或诗人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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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们会获益于漂流的过程
记者：从1988年旅居澳大利亚开始，到现在你有二十多年的漂流生活。这种漂流状态给你的身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们对你的写作是成就吗？
杨炼：曾经我跟高行健有一个对话，题目就是“漂泊使我们获得了什么？”我认为流亡，或者说漂流的状态，其实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杜甫漂流到四川和我漂流到伦敦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当然以今天我们这个语境而言，如果概括为一个方程式的话，那应该说是距离产生自觉。用一个比较具像的例子来说，就像我在希腊，土耳其的爱琴海岸，其实就是古希腊的地方，我有一次站在古希腊的城岗的废墟上，远眺地中海，突然我有一个感觉——后来变成了一句诗——就是“远眺创造几何学”，因为你在远眺的时候，你的眼睛里不是只有眼前的这些大理石柱子，大理石的废墟和一直到地中海之间的果园，远处的地中海的闪光和地中海上空的那种蓝天，构成一种整体。
实际上我觉得，不管诗人的漂流的起点是否是因为政治，但是最终我们会发现我们获益于这个漂流的过程，其实远远大于被迫离开祖国的那一刻的痛苦。我虽然住在伦敦，走在街上说着英文，或者在各种国际文学活动里经常用英语和别人交谈。但是所有这些交谈，除了我面前的交谈对象以外，其实真正的交谈是在我之内的那个说着中文土话的，这个潜在的中国诗人对话，在反思中国的语言，反思中国的现实，在反思中国诗人在中国环境之内的位置，反思中文诗歌与世界诗歌的这个关系。所以我说所谓思想家就是这样的，你要把你的整个生活，每一分钟的呼吸，都变成思想进步。
记者：在你的周围，你会遇见很多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在你看来，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他们对世界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杨炼：应该这么说，我并没有刻意跟国际上的优秀作家和诗人交往，都是随机的，比如在各种诗歌朗诵会，或在什么文学活动等等之间的接触，有的作家比较熟悉，有的作家是萍水相逢。但是，简单的来说，我觉得这些作家确实是非常到位的人，这个听起来好像起点很低，但实际也是最高的一个点。比如说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我跟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西大厅朗诵诗歌。那是布罗茨基一生中最后几次朗诵之一，是在他去世不久。布罗茨基除了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之外，还朗诵他翻译的苏联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诗。他用俄文的风格诗歌朗诵英译的茨维塔耶娃的诗歌，特别的激情和音韵感极强的，把那种俄文的音韵感带到不是那么有音韵感的英文中，语言之内。朗诵了一段之后不得不停下来，因为灯光的缘故——他的健康已经很不好了——停下，要求灯光弱一下，然后在重新开始。就餐的时候我们坐到一起，我就跟布罗斯基谈论诗歌的层次。俄文风格的译文朗诵。布罗斯基是以持不同政见的诗人著称的，也因此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们在聚集的时候主要谈论的是轻松的诗歌形式的问题。在形式的背后能感觉到他作为人的真诚。布罗茨基一生遭禁、被囚、被逐、流亡和获奖的经历，使众多的批评家和读者很容易给他和他的创作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但实际上，布罗茨基非常反感对他的这种有意和无意的利用。布罗茨基更强调诗歌和政治的不同，诗歌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沃尔科特也是如此，这俩人看得出来是铁哥们，走路都搂在一起。阿多尼斯简直就是一个质朴的老朋友，他喝酒聊天的那种方式你说是一个老农民也不过分。我们在柏林做了一个关于诗歌思想深度的对话，对话的题目叫“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实际上当我们直接触及到诗歌本质的时候。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形式怎么千变万化，实际上始终有一个压舱石，那就是作家对人的处境，对人的生存的深度的表达。
最根本的绝境是我自身
记者：在海外二十多年的漂流，你的思想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杨炼：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往的思想得到了确认和加强。这个确认是建立在冷战之后，本来以为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以为这个世界大同了。但是十年一觉扬州梦，到9·11一声爆炸，突然之间这个梦破碎，人们发现这个世界面临着更加血腥和严酷的的现实。而且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是更极端的绝望，因为在意识形态冷战时期，人们似乎还可以在两大思想阵营之间寻找一种选择，今天则是放之四海而资本主义，你如果想对抗金钱，意味着比对抗伊斯兰教的安拉还无望。这个时候，我原来拥有的人性永恒的处境就幻灭，这种黑暗感很久笼罩着我。这是为什么我后来生发出诗意的反抗的意识——我有几个阶段，政治的反抗，文化的反抗，最终落实为诗意的反抗。诗意的反抗定义就是全方位的困境和个人反抗。我突然发现我跟整个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确实我的诗歌创作一直在不停地回到屈原的《天问》，他是从宇宙开创之初问起，穿透整个神话历史和社会现实，回到诗人自我，屈原叩问两百个问题，没一个有答案，他不停的用更深的问题涵盖以前的问题。这种专业提问者的姿态，就是我们今天作为诗人和思想者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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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作家怎样建立有价值的写作？在国际化的写作中更容易建立标准么？
杨炼：对整个人的根本性处境的思考。对人性的根本性处境的体验在国际化写作中更为彻底。我不认为强调外在困境一定能给作品加分，你的分数就是自己挣的，九十分就是九十分，没深度搁哪儿也没深度。为什么像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这样的东西，我看了以后很感动。它没有那么政治化，虽然帕慕克在现实里是一个对土耳其政府，尤其是对伊斯兰思想控制持反对立场的作家，但他的作品我看到的更多地是自我反省，自我追问，是他对广博知识的占有，对艺术丰富性的深刻理解，是他充沛的创造力，这样的作品搁在手里沉甸甸的。
真正的最严酷的处境就是我自己，最根本的绝境就是我自身，所以一部文学作品如果要反抗，就是反抗这个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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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符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