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恋水

美国鬼才作家沙洛姆·奥斯兰达（Shalom Auslander）。

　　采访者：钱恋水

　　被访者：奥斯兰达　

　　今年1月出版的《希望：一场悲剧》（Hope: A tragedy），是美国鬼才作家沙洛姆·奥斯兰达（Shalom Auslander）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个黑色喜剧描述了纳粹大屠杀留给犹太后代的愤怒和阴影，拷问了悲观和乐观以及宿命这个最终会降临到每个人身上的终极意义。

　　风趣探讨希望和意义

　　《希望：一场悲剧》讲述了一位想逃避历史的都市人所罗门·库格尔（Solomon Kugel），偕老母和妻儿移居位于纽约州的乡间小镇斯托克顿（Stockton），希望开始新的生活。然而，事与愿违，库格尔的母亲长期装病，且因犹太大屠杀的阴影时时如惊弓之鸟，并谎称她曾在集中营中待过。更糟糕的是，一群疯子烧毁了数栋农舍，而其中一家正是他买下的。一个夜晚，库格尔发现他新购置的农舍阁楼上有奇怪的声响。原以为是鼠患的他，上了阁楼之后大吃一惊：一个佝偻着、嘴巴臭烘烘的老太太正在打字机上耕耘，并声称自己就是《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尽管尚有疑惑，库格尔还是善待了这位老人，并逐渐发现她其实并不像自己小时候所熟知的那个永远微笑的小女孩。相反，她是一个虽然麻烦但挺惹人喜欢的老太太：热切关注自己日记的销售量，一心认为自己是个专业作家，发誓不写出一本新书绝不离开阁楼半步。

　　和前两部小说《上帝的凝望》（Beware of God， 2005）和《包皮吁天录》（Foreskins Lament， 2007）一样，奥斯兰达的《希望：一场悲剧》同样试图用风趣的笔调探讨希望和意义命题。在他的笔下，上帝任性无常，希望和意义成为一个死循环，既难被构建，也无法被陈述。于是，在奥斯兰达笔下，故事并不是好人遭遇厄运这样简单，而是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来源于活着本身带来的不可预测。

　　对于主人公天真无邪的小儿子，奥斯兰达这样写道：“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可怕又自私的罪孽。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违背本愿被从另一个更好的世界绑架过来的。这一切，皆只因父母自私的意愿。”

　　诘问悲观和乐观哲学

　　“书中最精彩的片段：愤怒、幽默、震惊，都来自那些在人性和道德上富有争议的部分。”《洛杉矶时报》的图书编辑大卫·L.尤林说：“比如库格尔对600万人在大屠杀中死去，而弗兰克却苟且偷生的愤怒，他幻想对儿子描述大屠杀场景的罪恶感，以及弗兰克在集中营的最后一刻与母亲冰释前嫌，但随后却对库格尔承认：‘如果我们在大屠杀之后有幸逃生，我们会比之前更加憎恨对方。’”

　　对乐观与悲观两种态度在整个犹太历史中的作用，奥斯兰达也有精辟的描述。小说中的人物朱庇特教授（Professor Jove）一次又一次地打消库格尔的任何乐观积极的念头。这位医生坚持认为，悲观主义者从来不会发动战争，而希特勒是过去一百年来最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朱庇特教授的名言是：“乐观是一种错觉，从来没有一个理由可以好到让鸡去过马路。”[NextPage]

小说《希望：一场悲剧》的封面。

　　奥斯兰达在本书中努力诘问悲观和乐观的哲学，好比对着一张集中营的照片，里面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只有一个人对着镜头露出模糊的微笑，这时，他究竟在期许生存，还是期待死亡？

　　要把一本黑色幽默的书提升到道德思考的层面，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奥斯兰达做到了。尽管全书诙谐幽默，充满歪理邪说，但奥斯兰达想探讨的是如何把经常背道而驰的希望和命运糅合在一起。难怪书中追问：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人们还能用什么来抵抗命运？就像卡夫卡说的：“这个世界上有无尽的希望，但都不是我的。”

　　奥斯兰达不是第一个把安妮·弗兰克写入笔下的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中，曾描写了一个从纳粹魔掌逃脱的犹太少女，她总是幻想着自己便是《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

　　对话

　　“安妮·弗兰克也是我的一部分”

　　记者：在你的新小说《希望：一个悲剧》里，你笔下的主角在乡下买了一幢房子，并在房子的阁楼里发现了年迈的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这些灵感从何而来？

　　奥斯兰达：我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写关于大屠杀小说的人。我是在一个充满大屠杀阴云中长大的，对于大屠杀，我已经受够了。动笔之初，我只把它当作一次练习。

　　如果创意不涉及酗酒，也不涉及赌博或者通奸，还有点积极意义，比如希望，那么它应该包含一个有着致命缺陷的角色，我想这可能是有趣的。我觉得对一个有希望的角色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宿命，因为宿命和希望有时候相悖的，这时，我想到了安妮·弗兰克。与其说安妮·弗兰克是大屠杀的符号，与其说你也将那样死去，还不如说这都是一个历史和宿命的符号。

　　记者：你觉得你的这本书是对安妮·弗兰克的表白吗？

　　奥斯兰达：很有趣的问题。我是抱着对安妮·弗兰克的恨意动笔的。我六七岁的时候，每个大屠杀纪念日，我的父母都会让我看集中营的新闻照片，每一次都逃不掉会出现那个象征人类暴行的微笑的小女孩。对一个小孩来说，每次看到她，我都会脱口而出：“上帝，太可怕了。”但是当我18岁时，我再看到她，我就会脱口而出：“知道了，知道了——真可怕，不过放过我吧。”

　　当写作接近尾声时，我挖掘了这个虚构人物的老年时光。她其实蛮酷的：她是个混蛋，麻烦制造器，并不是什么可怜的受害者。首先，她恨她的母亲。我无法对恨自己母亲的人产生哪怕一丁点的好感。当时，她不止是在写一本书，她自己把书稿寄出去，还希望书能够发表。如果她活着，往最好的地方想，她会成为一个麻烦的家伙。我喜欢这样的安妮·弗兰克，尽管书中她有点古怪，但仍不失为一个会让人喜爱并且敬仰的人。[NextPage]

　　记者：有些人可能会被这本书冒犯到，你怎么认为？

　　奥斯兰达：要完成作品不可能不冒犯到人。有些人就是专业被冒犯者。我成长过程中所有重要的书籍，所有我喜欢的作家、喜剧演员，都是些经常惹麻烦的家伙。我认为，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不断惊吓自己。

　　记者：你担心这本书因为被贴上喜剧的标签，而不被认为是严肃的创作吗？

　　奥斯兰达：我可能永远都没法获得任何奖项，因为没人会给喜剧作品颁奖，但是我能接受这一点。如果这是一部悲剧，如果它让人们哭得稀里哗啦和咬牙切齿，我想我会瞄准普利策奖。

　　记者：什么书会让你发笑？

　　奥斯兰达：从伏尔泰的《老实人》到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以及卡夫卡和约瑟夫·海勒的大部分作品。他们通常关注生活最糟糕的部分，并付诸一笑。从小到大，我都被告知一切都有答案——上帝和宗教，但是这对我不起作用。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相信有答案。于是我不断阅读，大多是文学作品，也有哲学著作，希望发现拥有答案的那个人。但是，现实是没有答案。总有人会跳出来告诉我：前面那个人说的不对。不断找寻中，我得到的唯一慰藉，或许这些书的意义就是：你知道什么？我们都在寻找答案，但是没有人找到答案。这就是其间的乐趣，是那种我们走了那么长的路却永远找不到答案的乐趣。

　　记者：书中的两个人物朱庇特（Jove）和平库斯（Pinkus）， 他们分别是极端悲观主义和极端乐观主义的代表。你个人更认同哪一个？

　　奥斯兰达：朱庇特显然写起来更好玩。但是他们都是我的一部分。书中的每个人都是我的一部分，甚至还非常不幸地包括那个“母亲”。有一部分的我，其实相信偏执狂是一种很不错的生存本能。很多人都靠这个生存，美国也靠这个生存。安妮·弗兰克也是我的一部分，我也想和我的妻子孩子跑到楼上，锁上门，切断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永不出门。写这本书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书中的每个人物都能和自己扯上一点关系。所以，把他们关在一幢房子里，然后看看发生什么。

　　记者：平库斯是一个正在写关于地球上的暴力正在减少、世界正在变得愈加美好的环境学家。这个人物是否受到史蒂芬·品克（Steven Pinker）的新作《人性中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 of Our Nature）的影响，因为他的书里表达的也是类似的理念？

　　奥斯兰达：是的。虽然我并不知道品克出了新书，但是两年前他出版了这本书的片段，我读了，然后想：我多希望你说的是对的！但是内心深处的我马上在脑海中描绘了这幅画面：五年以后我和品克一起站在一个毒气室里，然后问他：“你能把你的数据再说一遍吗？你确定你没有忘记一个零或者别的什么吗？”

　　记者：你平时会和其他作家交往吗？

　　奥斯兰达：一个也不认识。当然我遇见过一些作家，也不讨厌其他作家，但是我不是一心想要成为作家的10岁小孩。我希望成为一个黑带选手。如果我儿子希望成为一个作家，我会带他去看心理医生。我不鼓励儿子成为作家。和作家交友最糟糕的就是要不断和他们见面，听他们谈新书进展得怎么样了，这会让我发疯。

　　记者：能透露一点下一步新书的内容吗？

　　奥斯兰达：恐怕不行，因为我担心你会告诉我：菲利普·罗斯已经写过了。小说涉及了一个男人和他的母亲，以非常不幸的方式推进。

　　（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