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峰
当十年前完成《上海的风花雪月》的时候，陈丹燕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成为“怀旧”、“老上海”、“小资”等名词的代言人，“其实大家都读错了”。十年后，陈丹燕又用《外滩：影像与传奇》为自己这些年的“上海城市传奇”画上了句号，“以后我不会再写关于上海的故事了。”以后写什么？“等我下个月从北极回来后让我再想想吧！”陈丹燕孩子般地笑道。
采访时，“居民把我当成拉保险的”
早报：这本《外滩：影像与传奇》前后用了6年时间来写作，现在书出版了你心里什么感受？
陈丹燕（以下简称陈）：挺失落的。现在书完成了，也就没有理由再到处乱走了。因为写这本书，自己忙碌地去找资料、去采访、找人搭讪，现在都结束了。
早报：这本书里的大部分故事和图片都非常新鲜，特别是照片基本上在国内很少看到。
陈：所以这本书写得也比较累。刚刚开始写《外滩：影像与传奇》的时候，我所能找到的材料都是旧的，包括那些被大量使用的照片。旧的故事旧的照片，我发现这样写一本书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国内外这样的书已经许许多多了。所以，我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在世界各地收集关于外滩的照片和故事，而一开始完成的那部分就被放弃了。
这本书其实是在美国写完的，但当时心里有点不舒服的地方是里面的资料70%来自英文资料，如果用他们的材料肯定会沾染他们的价值观和立场，我想要获得自己的角度，当时我想找中国人做口述史，但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本书最大的弱点可能是缺乏田野调查的东西，更多还是在材料的收集占有基础上写的。
我挺希望自己做关于外滩的口述史的，当我去外滩附近居民家中希望听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居民把我当成拉保险的。还有许多人看到我在拍照，就推断是不是这里要拆迁了。这些事情一定需要政府的配合，一个人做非常困难。
早报：在写作的年间，你对外滩的感情有什么变化？
陈：6年间，我对外滩的感情变化就像和某个人的关系一样，我和它的关系是合在一起而不是截然分开的，也不能简单用“我爱它”或“我恨它”来描述。现在想，我是比较了解外滩的，我也想过我对它到底是什么感情。在完成这本书之后，我马上就想再去看看外滩。在这6年间，我总是按捺不住冲动地跑去看看它。我对它总是那么好奇，想了解它的那么多侧面、故事。
西方人始终认为外滩是他们的
早报：这几年在全世界找资料、采访，在你看来西方人和中国人观看外滩的视角有什么不同？
陈：西方人首先是从吴淞口进入上海的，他们看外滩的角度来自水上，所以我在书中有一组照片是英国人绘制的亚洲各个通商口岸，包括孟买、香港、上海等。你会发现，英国人看这些城市的角度都是一样的，各个城市之间是那么的相似。
我不是上海人，是小时候跟随父母南下来到上海。所以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一到春节父母都要到职工家慰问不在家，我们在这里也没有亲戚，所以我们这些小孩没有地方去，这个时候就有种我们并不真正属于这座城市的感觉，就像一滴油脂漂浮在水上。所以像我这类人看上海外滩又是不一样的。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外滩属于旧上海，我们这些外来者对外滩感觉是不喜欢的，包括这座城市的气质。仅仅觉得外滩有意思，想要去了解。
而我小时候最初对外滩的印象却来自于黑色人造革包上的外滩图案，那是从上海大厦拍摄的。这个角度比较接近我们这代人对外滩最初的认识———陆地的角度，在整个红色中国时代，我们都是从陆地的角度看外滩的。而我本人更希望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外滩、解释外滩，这个角度可能和影像的角度是一致的。[NextPage]
早报：在你看来，西方人对外滩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特别是那些1949年离开上海的西方人？
外滩：在国外这些年来的采访和材料收集接触了许多和外滩有关的外国人，他们最基本的感情是，他们始终认为外滩是他们的，就算隔了半个世纪都还是这种想法。另外一方面，我们过去可能把外滩或者上海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看重了，英国人会说，外滩算什么了，孟买比它绵延多了。
对外滩，我是文化主义者
早报：外滩的改造这几年一直没有停过，你对这些改造有什么想法？
陈：我对外滩比较失望的一点是它的转变，对那么多奢侈品牌进驻觉得很可惜。
外滩在1949年以前是一个非常物质、商业、没有心肝、投机的地方，这些品质是东方通商口岸共有的特性。虽然对这样的城市品质我不喜欢，但我知道这些品质对理解、阐释这座城市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很希望，它能具有一座真正国际大都市的吞吐力———我经历的所有的沧桑变迁都会成为我的营养，成为我文化活力的一部分。奢侈品牌、高档餐厅肯定无法构成外滩的文化。但我不是一定要放一个博物馆在里面，我的意思是要保留它的沧桑。
外滩不能为了奢侈品牌改造自己，而是应该倒过来。外滩有自己的主体文化，你要适合我而不是相反。这些品牌为什么一定要把外滩的大楼装饰改造成美国化的，为什么就不能上海化？关键不是金钱太强，而是文化太弱。我们对文化没有自信，总觉得故宫才是文化，上海外滩就不是。这种局面在上海迅速蔓延，比如一家银行入驻汇丰大楼时把大楼原先汇丰的印记敲掉，怎么能这样子呢？我气死了，是不能这样对待历史的，还有就是把友谊商店炸掉了，它曾经作为上海和外部世界唯一的商业窗口，有非常独特的文化价值，虽然它现在是丑的，但它将来会好看的。可这些都没有用。
早报：对待外滩上，你似乎是位保守主义者。
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但我是文化主义者。我希望、也相信外滩是有独特的文化的。外滩代表了那个殖民时代特殊的东西，它对原住居民是不舒服的，但它慢慢已经是你的了，你就得要有胃口慢慢吃下它。
早报：你会跑去和那些改造外滩的机构单位理论吗？
陈：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当然会对一些改造外滩的规划有些看法，比如友谊商店要炸掉，我也会去主管部门建议保留下来，汇丰大楼由国内银行进驻改造，我也和他们的副行长交流能否不要这么改造，但后来我明白这些都没用，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阻止，我能做的只是留个照片。
有时候我觉得这些行为怎么那么的物质主义，那么的没有心肝，而这可能也是它的本性，它有自己的性格，不随任何人的意志改变。
早报：这几天上海人对外滩的感情可能都集中在了延安东路高架大转弯拆除上了，这说明上海人并不介意新东西进入外滩。
陈：那个大转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外滩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弯是美的，也说明这座城市是有吞吐力的，它有自己的判断：哪些是美的可以接受的。当然那个要炸掉的方案是好的，但市民的留恋之请也是非常可贵的。
早报：10年来你写了好几本关于上海传奇的书，以后还会继续写吗？
陈：《上海的风花雪月》出版10年了，最近我对它作了增订，对书里讲到的人物作了回访。事实上大家都误读了这本书，我主要的力量放在了这些旧上海风光人物在1949年以后的生活，他们的坚忍和高尚品格上。对于这本关于外滩的书，我希望展现的是1949年之后上海人与外滩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次别读错了。
关于上海，我写了10年，我以后可能不会再写了。关于这座城市我能写的都写了，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都在文字中书写完了。
(编辑:李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