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绪晓
方绪晓（以下简称“方”）：沈公，您是出版界的元老，三联出版的很多优秀出版物，都是由您牵头编辑的。干了五十多年出版，您一定有很多切身的感受吧！
沈昌文（以下简称“沈”）：我的编书之道，现在看来有些过时了。因为我始终坚持我当编辑学徒时老人家们对我的教导：“以文会友”。当编辑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一个障碍是肯不肯“会”。我认识的一些编辑，生平甚少“会”的习惯，一辈子研习某一科目，学科外的同行，甚少交往。他们是求纵深，不求横通。另一类倒是很肯“会友”，却无“文”。在我出“道”之后，一看有成就的同行，会起友来，有善写一纸八行笺的书法，有作诗词应和的雅兴，讲洋话则能英、德、法、俄，说应酬则知进退应对，更遑论专业学科的素养。无奈，我只能在饭桌上逞英雄，把醋溜、红烧等等卖弄得较熟，如斯而已。
方：您不仅是好的出版人，又主编了像《读书》这样的优秀杂志。大家都说，您主编的《读书》是最值得看的，能谈谈你编杂志的体会吗？
沈：我编杂志是半路出家。1951年考进出版社，分配做《新观察》和《翻译通报》等杂志的校对员，远远看着董秋斯、吴国英、戈扬、郁风等长者编出一期期刊物，羡慕得不得了。光阴荏苒，过了将近30年，忽然奉调去编《读书》杂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偿所愿，开始自己编杂志。
接手编《读书》以后，大吃一惊，原来现在要做的事，需要独立思考，不能只靠“乖”吃饭。虽有众“帅”在位，可以遮荫，但是还得靠自己去思索和操作。职业习惯告诉我要谨慎的选择文章，但我当时想，我们允不允许一些人采取言论上“跪着造反”的形式来为我们这个社会更好地效劳呢？
方：你办《读书》的宗旨是什么？
沈：“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是《读书》杂志一向的宗旨。我当时并不很知道这个宗旨的份量，无非是执行而已。现在来看，思想评论杂志的意义和价值，实在不下于我们后来盖造的那座三联图书大楼。但是，《读书》局面一打开，便面临一个思想性同学术性的矛盾问题。这是时时困扰我的一个难题，必须设法解决好。
方：那您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
沈：搞思想评论，不得不求助于学问家。因为有了学术底子，思想评论方有深度。有时限于语言环境，更不能不多关涉些学术。但是《读书》究竟不是学术刊物，“学术”这个差使我们没法全都包下来。要同“学术”挂钩，而又不能专门谈学术，比较难，我认为我没有解决好这个矛盾。但我一直觉得，思想性和可读性，应是《读书》杂志始终不渝的目标，也是我对现在《读书》编辑们的一个建议。
发起创办《万象》
方：1996年，您从三联退休，但是感觉你并没有离开你热爱的出版业。
沈：是的，退休后我先自费出国游历了一番，去了美利坚。天天逛纽约，看哥大东亚图书馆等处的中文旧书，纽约市立图书馆等处的俄文旧书。中文旧书主要看上海“孤岛时期”前后若干年的旧书旧刊，因为那些年头我以一个穷得没饭吃的“小赤佬”在上海滩混日子，脑子里有一大堆解不开的谜。看俄文旧书最勤。因为我从1953年后，自以为略识几个俄国字，一向注意苏联出书动向，却从来没见识过那么多旧俄著作。回来之后，颇思有所作为，自然是想把这类些微所得报效我服务了半世纪的单位。
方：那后来您具体做了些什么？
沈：在老同事介绍下，熟悉了辽宁教育出版社以及俞晓群先生。在我的蛊惑下，辽教有意办一个海派杂志：《万象》，把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化发扬光大。虽然《万象》是我提倡办的，但我没有参与，主要是上海的陆灏同俞晓群的精诚合作，才把这杂志做到了今天这地步。
方：除了这些，您还关注出版界的哪些领域？
沈：我本人比较爱好西学，喜欢做翻译作品。在我任三联总经理的10年里，三联出版最多的是翻译的著作。这些年我主要参与一些港台著作在内地出版的事，如《蔡志忠漫画》、《朱德庸漫画》和《几米绘本》等都是我参与介荐到内地出版的。
编辑要和作者“谈情说爱”
方：您当编辑一辈子，有什么好的编辑经验能给我们说说吗？
沈：经过这么些年的积累和探索，我总结出来20个字：“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
方：这……
沈：听我慢慢给你解释。
先说“吃喝玩乐”。我现在可算是个美食家啦。老要请作者吃饭，老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得作者的欢心。我们不能张口就要别人的学术研究，或者和人讨论学术问题。我一般会说，最近某某饭馆的菜不错呀！老兄我们聚一聚吧。我喜欢这种以个人身份请人吃饭。“谈情说爱”就是指编辑要“有情有爱”地跟作者建立很好的关系。有了“谈情说爱”，编辑跟作者就有了广泛的情感上的交往、知识上的交往，然后，一定能从作者身上组到最好的稿子。很多好选题都是这么发现的。你不跟作者“谈情说爱”，怎么能听得懂专家讲话？怎么会发现选题线索？
有了和作者在“吃喝玩乐”的时候“谈情说爱”，就能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们的无形资产。像钱理群先生，每次吃完饭，他会拉着你谈他最新的成果，你从中能探听出他的研究新成果，然后就可以定出版计划了。
最后两点，是针对自己说的。我多年“贪污盗窃”惯了，一点儿孤独不了。老想着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也因此满足了我“吃喝玩乐”的习性。我四处帮闲，不一样的是我现在不用负什么责任。
“坐以待币”就是说我不能陪着钱帮闲，用我的单位需要给我报销应有的费用。
方：听您这么一解释，真是很有道理。但是一个编辑，做事情如果目的性太强，是好事吗？
沈：我比较提倡无序中的有序。“有序”是一种灵魂，是一种指导思想，也可以说是一种导向。可是看起来可以是没序的，否则的话，就很俗了，或者说不讨人喜欢。当然，这是说跟知识分子类的作者打交道是这样。如果张扬得过分的话，好像什么都要“策划”的话，可能到头来什么都策划不出来。
方：您认为编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
沈：编辑是一门杂学，要有修养，要有各方面的知识，要心里有底气。编辑这个行当，并不比作者的才识低。可是为什么编辑要为它人作嫁衣裳呢？没办法，就是因为编辑的学问是横通，不是竖贯。专家都要认准自己的位置，编辑也是如此。所以说，一个编辑，他不可能对一件事情从头到尾去研究，他没这个时间。编辑应该在自己有精力有时间的时候，多接触多阅读广泛的知识。当然了，除了学习杂学外，一个编辑还要靠他的灵性和悟性来工作。
奉劝年轻人先读有用的书
方：您个人在阅读上有什么偏好么？您读书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提高编辑素质？
沈：我比较偏好西学。在这方面比较影响我的是李慎之老先生。李慎之有一句话我非常赞成，他说，中国要现代化，仅靠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读古书越读越沉闷，读现代的书，读外国的书能够开阔视野。
我是做编辑的，读书的第一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专业素质，多了解动向，多浏览。第二个目的是发现好的作家和稿件，从而利于选题策划。第三个目才是怡情养性。
方：能给我们年轻的读书人提点忠告吗？
沈：根据我的人生经验，我总是奉劝年轻人先读有用的书，读不过来的话，总得知道天下有这么本书，到时候可以查。有闲的时候，再读怡情养性的书。我不知道怎么地，在读书问题上，至今忘不了那句据说是反动的话：“急用先学”。
方：您本人有自己写书的打算吗？记得不久前您在《南方周末》开了一个书商闲话的专栏，后来怎么不写啦！
沈：我只写一些鸡零狗碎的文章，没写过书。《南方周末》的专栏是以前写的一些文章，后来因为出国呆了一阵，回来后就没再继续。我自己写的鸡零狗碎的文章统称为：《阁楼人语》。以后可能会找个机会出版。
(编辑:李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