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 王寅 图
顾彬60出头，稍显老，他感叹自己实在太累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不久前出版。与他年龄相仿的中国学者，很多已经停止了学术思考和研究，“我觉得现在开始写，正正好。”顾彬的房间里，到处摊着翻开的书，前一天他刚完成了《中国戏曲史》，“写《中国戏曲史》算我倒霉。”
房间的一角滚着一只皮翘起来的破足球，它是随着顾彬四处游学的“行李”。顾彬指着卿云楼外的足球场说，来复旦的4个星期，下午没事就会和复旦的学生踢球，“我在德国能踢2个小时，现在踢1个小时就要休息，是他们体力不行，不是我不行。”顾彬在足球场上的位置是后卫，球队后卫，赢了没有功劳，输了被球员指指点点，顾彬在国际汉学界也恰恰是这样一个角色。
被媒体制造出来的这个德国怪老头，头上顶着角到处乱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首发式结束后，上海一位作家说，没想到顾彬是个这么平和的老头。
谈中国白话文运动 “作品应该告诉读者，什么是好的中文”
早报：作为一名德国人，这些年来您对中国当代文学固执地批评着，这个角色让我联想到不少曾经在中国执教的外国足球教练，他们大部分都是失败的。
顾彬：这个比喻很有趣，我也曾用过足球这个比喻来讲中国当代文学。球员不掌握技术的话，他踢不好球。语言就相当于足球的技术，作家就好比球员，所以，对于一个球员或者作家来说，技术是首要的。作家应该为了文学而写作，作家最为关注的应该是语言而不是读者。他应该通过作品告诉读者，什么才是好的中文。
早报：作家李锐也曾说过，中国的白话文运动自五四以来尚未完成，也就是说中国的语言至少写作语言还在摸索、变化中。
顾彬：我赞成这种观点。16世纪初，德国老百姓开始使用一种很怪的德文，文人用的是拉丁文。马丁-路德创造了我们的德文，过了200多年之后，歌德才开始用德文创作，这是第一次德国人用比较好的德文写作。现代德文从诞生到被用来写作经历了200多年，中国白话文运动的过程还需要很长的过程。
早报：莎士比亚之于英语，歌德之于德语，伟大文学家塑造了一种语言和书写方式，中国的白话文是否也需要这样的伟大人物呢？
顾彬：好像是这样的。从这个意义上，鲁迅算是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的，但他没有成功。有人告诉我，鲁迅的文章离当代人太遥远，当代中国人不再关心鲁迅的作品和他的观点，鲁迅也不能帮助当代人建立他们的语言和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没能完成莎士比亚、歌德式的使命。
早报：他的作品有些是超越时代的，但他写了太多政治性杂文，杂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时效性的，语言也不够精致。如果在当时，他能多写诗歌和长篇小说，鲁迅对我们的语言的影响可能更深远。
顾彬：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虽然我不是预言家，但从英国、德国的经验看，白话文的成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我想补充的是，我最钟爱的德语作家是托马斯·曼，但我无法用现在的语言标准衡量他，同样我也无法用1949年以前的文学、语言标准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我想说的是曼和鲁迅都忠实于语言，他们都不断在丰富着各自的文字，中国现在需要这样的作家。
早报：这个过程可能有许多探索的方式，比如李锐等作家，他们对语言的探索是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您怎么看？
顾彬：把中国的传统作为写作的资源和基础，我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恢复用古汉语写作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至少中国的美学还没有落伍，中国传统的一些美学形象、概念、思考方式都能丰富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式。我创作的时候，也经常使用中国美学的形象和概念。但我很害怕的是，中国作家古典文学的素养不够，据我所知不少中国知名作家的古典文学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我对中国作家的最大希望是，他们懂外语，又有比较好的古典文学基础。我觉得文学不应该为市场服务，当然我说的是严肃文学。严肃文学更应该关注语言而不是讲故事。
19世纪法国的一位作家曾说，如果您想成为好的作家，您要沉默20年。他的意思是说，写完了，要放在抽屉里，20年后再看看是否还有价值出版。中国作家们写完之后不愿意等，马上就拿到市场上去卖。每个作家应该不断地写，但他也应该把他的作品放在抽屉等一些时间再发表。作家不要急于发表，要不断地写，比如在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格拉斯和瓦尔泽，他们都已经超过80岁了，但他们的创作生涯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
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我的力量是有限的”
早报：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引用的材料大部分都是外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其实参考了不少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参考了17本中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其中陈思和和陈平原编的文学史著作是我写作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我参考了不少美国学者的文章和作品。美国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比许多中国学者还要深刻一些，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更有意思。现在不少美国学者来自中国大陆，他们身上有两个传统，中国的和美国的。他们的观点非常新鲜，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欧梵。
早报：《二十世纪文学史》中提到的一些人物是您的朋友，把自己的朋友写进文学史是否比较奇怪？
顾彬：我认识的、熟悉的作家、诗人写得非常少。比如杨炼，我连一首诗都没有分析，我故意写那么少，但是有一批作家我写得比较多，我想多介绍他们。
莫言我只见过一次，20年前在波恩。原来我跟王蒙见面比较多。1986年，我们在波恩开了个中国文学周，与会的中国作家有王安忆、张炜、莫言等，后来我跟王安忆有较多来往，所以我写她也特别多。
为什么我写中国当代诗人比较少？那是因为我过去翻译他们、写他们、出他们的书都比较多，我不喜欢重复。
我介绍王蒙比较多的原因是：1980年代他在德国非常受欢迎，他的作品在德国被介绍、翻译的也比较多；而且我认为，他从1980年代至今写的很多短篇小说都非常不错。更重要的是，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1989年东欧衰亡以后，德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王蒙对德国人来说有很大的现实性。
王朔在我看来代表了一批年轻作家，他们游离于体制外。我还认为，他知道怎么写小说，有人说他玩文学，但我认为他不是为了钱而玩文学。
早报：在您的这部《二十世中国文学史》中也直接引用了许多陈思和教授的观点，一些学者对此颇有微词。
顾彬：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我有很多困难，我问谁？我发现陈思和博学、非常开放，不保守，什么都愿意和我谈。其实，我还和北京的其他学者探讨过一些问题，特别是欧阳江河、王家新，每次回到中国我都会和他们探讨文学问题。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几个人写的，而我是一个人在写。我还一个人写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中国戏曲史》，我的力量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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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谈新作和日常生活
《中国戏曲史》昨天刚刚收尾完成，预计今年底在德国出版。坦率说，我不是中国戏曲专家，写这部书真的算我倒霉。原来《中国戏曲史》是我同学来完成的。1970年代我们的导师是中国戏曲和唐诗专家，所以在他的指导下，我研究唐诗，我那个同学研究元杂剧。原计划2年内他应该写完这部书，2年后我发现他一行都没有写。我开玩笑对他说：我来写吧？我是开玩笑的，是激将法，没想到他说：好吧，您写吧，我放手。
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史和中国戏曲史比较您会发现，古典诗歌代表一种精英文化，戏曲代表底层文化，戏曲的世界观、语言与精英文化不一样，而且宗教味道非常浓。所以可以这样说，原先我看的东西都是中国社会精英的文学，而现在看的都是下层东西，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了中国，学了不少。
在德国，越老越能写出东西，不少德国教授在退休之后才开始写作。年轻的时候我缺少知识，我也是到最近才觉得我的知识还可以，可以去写了。在40岁的时候，我有能力去写《中国文学史》吗？肯定不行。现在我开始写作，我的感觉是书在写它们自己，我控制不住自己动笔。我在德国波恩大学的课非常多，一个星期要上9个小时的课，负担很重。一个星期9个小时课，太多了，太累了。我一般一天睡5个小时，最多6个小时。
已经有一些大学问我退休后是否愿意来中国上课，比如一年来上半年课。我的孩子现在才14岁，他在高中毕业之前，我不会做这个决定。但我现在考虑，以后来中国讲学上课的时间是否可以增加到每年3个月，况且波恩大学也愿意我这么做，因为他们想扩大学校的影响力。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