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在翻涌……生命以海浪为标记；它自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周期，与任何事件都无关。是一种自然的完成，”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海浪》的笔记中写道。1941年3月28日，伍尔夫走入了乌斯河，完成了自己生命的循环。80多年后的今天，她的声音似乎仍然顺着海浪翻涌而来。近日，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作家的一生》中，传记作家林德尔·戈登以伍尔夫的方式回溯了她的一生。

  戈登曾出版《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以及群像传记《破局者：改变世界的五位女作家》等作品，她不满足于仅仅铺陈作家生平的外在事实，而是试图在生平中寻找着诗发生的瞬间。在《作家的一生》中，她伸向伍尔夫身为作家的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之间的裂隙，那里正是通向其创作内核的渠道。

  “这本书是建立在不同基础上的生命传记：它邀请读者通过伍尔夫本人的传记写作来了解她；它渴望在她变得伟大的过程中捕捉到她，”戈登写道，她抛弃了线性叙事以及对重大事件的关注，转而以伍尔夫的作品为核心，搜寻那些未完成的回忆录、草稿及在世时未能出版的作品，在其作品与生活之间捕捉互文的关系。在传记的第一阶段，《到灯塔去》构筑了伍尔夫对童年的最终看法；第二阶段中，《远航》展现了一个年轻女子对知识的探索；在第三阶段中，《海浪》作为高潮，呈现出伍尔夫身为成熟的小说家对于生命的理解。

  戈登对于传记本身的观念深受伍尔夫的影响。伍尔夫的父亲弗莱斯利·斯蒂芬是英国著名的传记作家，曾主编《国家名人传记大辞典》，在成长的过程里，伍尔夫喜欢阅读传记，在传记中，“我想用我能找到的任何信息来给各个人物建立想象中的形象。”她的《普通读者》中大部分是传记形式的文学批评，《奥兰多》与《阿弗小传》则同样被视为实验性的传记写作。在《海浪》里，伍尔夫化身为传记作家博纳特，戈登写道：当伯纳德翻阅他的多人传记时，他认定，关于童年、上学、爱情、婚姻和死亡的故事都不是真实的，生命只在屈辱和胜利的瞬间发生转折，它们随时都可以出现，却很少发生在政治危机或官方庆典中。

  和伍尔夫一样，戈登在传记里观察着那些瞬间，“在她的小说里，时间在记忆中停留，延长，而当战争这样的空白时段一闪而过时，时间又收缩了。有时，在某些瞬间，时间是静止不动的，乔伊斯把它称作“顿悟”（epiphany），而她称之为“存在的瞬间”（moments of being），”戈登评价道，在她看来，伍尔夫书写“存在的瞬间”不仅是文学的，也是反历史的。她会把战争的风云置于历史的边缘，而把创造性的家庭生活放在重心。在《到灯塔去》里，经历了战争，“是年迈的老太婆们修复了拉姆齐的家园，修复了那座废弃的、腐烂的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的堡垒，”戈登指出，伍尔夫具有反英雄主义的历史观，尽管她的小说以现代性为人称道，但她仍一面朝向维多利亚时代与浪漫主义人物，在战后小说里努力建构引发共鸣的过去。

  在《作家的一生》里，戈登重新发现了伍尔夫身边出现过的人们，比如她早逝的母亲朱莉娅·斯蒂芬和姐姐斯黛拉，她们与过去的维多利亚时代一起成为她的记忆，而记忆被她看成生命的根基。她在母亲身上看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女性化身，而在《到灯塔去》里，朱莉娅化身为富有魅力的拉姆齐夫人，“她从万花丛中轻盈地走来，怀里抱着凋谢的花蕾和坠地的羔羊。”当小说里的画家莉莉最终完成了画像，伍尔夫也以一种传记的方式完成了母亲的肖像画。

  另一方面，戈登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伍尔夫的母亲，也在讲述这位女作家的成长历程时介绍了她的几位文学母亲。伍尔夫延续了乔治·艾略特走过的路，审视女性坎坷的社会命运及其不确定性，和朱莉娅的光芒一样，她也曾被奥斯丁、梅瑞狄斯和哈代的成就所震慑，最终发展出自己的经验与声音。

  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于伍尔夫那著名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以及她的女性主义发声。在《作家的一生》里，戈登为伍尔夫在传记写作上的贡献给予了同等重要的篇幅，正是在诸多的努力里，伍尔夫探索着身为女性的方方面面。在这本传记里，伍尔夫的历史观和女性主义的立场最终收束为一体：诉说隐秘的生命经验。

  在后来的艺术创造里，选择结束生命的伍尔夫常常被概括成一个消瘦、孤僻而隐喻的形象，但在戈登的叙述里，她是强健的步行爱好者，努力工作的职业作家，也是“不知疲倦的探索者”。在她的故事里，海浪永恒地拍击海岸，伍尔夫说：“我不相信衰老。我只相信人们永恒变换着朝向太阳的角度。这就是我的乐观主义。”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