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张新颖常用的高频词。他曾经以之命名他的一部文集。而熟悉张新颖的读者都知道，这个词，经常使用在张新颖对沈从文的评论里。
作为复旦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经常讨论“现代中国的这些人、文、事”：胡适、鲁迅、许地山、废名、林徽因、穆旦、夏济安……而沈从文，是他谈论最多的。除了“事功”之外，这里头，想必有着很多的“有情”在里头。
张新颖写的传记《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非常感人。《沈从文的后半生》先在《收获》长篇专号2014年春夏卷刊出，几天之后，沈从文之子沈虎雏发来电子邮件，说他的一位表哥噙着泪、一口气读到凌晨三点。这位表哥是周有光之子、气象学家周晓平。
能把作品写得如此感人，让传主的亲友都沉浸其中难以自拔，除了写作时翔实的材料搜集、写作中客观审慎的剖析，写作者肯定还投入了自己的感情，并且恰如其分地克制着感情。张新颖对沈从文“有情”，而且长情深情，这些年，他翻来覆去地讲沈从文，在各种场合讲，在各种文章里讲。
这些文章陆续编成了很多集子。近期新出的《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老读者可能读过其中的某些文章，比如同名的这篇讲话，早在2008年复旦师生论沈从文的集子里就出现过，后来也有好几部集子都收了进去，且常常放在首篇。大概因为这篇文章有着高屋建瓴的视野与精辟入理的概括吧。这部《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除了一些老文章的重新编排，首次收入沈虎雏与张新颖关于沈从文研究的书信往来，真实还原虎雏先生对父亲沈从文文稿长达半生的辑佚搜遗工作；该书还以访谈形式，整理回顾了张新颖二十多年来关于沈从文的研究路径；此外，还有对沈从文作为“绝笔”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的专文解读。
1961年，沈从文写下：“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沈从文身后，这段话被分成四行，镌刻在墓碑上。这段话，也成了张新颖研究沈从文的起点。张新颖认为，要研究沈从文，关键就是搞清楚“照我思索”的“我”是怎么回事。20世纪中国的文学，有很多普遍而显得典型的关于自我的叙述，强调“现代”的“觉醒”的力量。可是，这种断裂式的“觉醒”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他的“我”，不是抛弃“旧我”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经验逐渐积累、扩大、化合而来的。
张新颖以《从文自传》切入，梳理了沈从文确认这个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沈从文对于“人”的认识的过程，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不是作为愚昧落后的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而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对他们“有情”，爱他们，尊敬他们，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
在张新颖看来，沈从文的作品，比如《边城》，并不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一首田园牧歌。沈从文的作品与现实的社会、迫切的时代，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从鲁迅谈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鲁迅有个说法，叫“古民白心”，意思是，古民的心灵是纯白素朴的，我们要恢复到这个本根。鲁迅思想里的时间难题，在沈从文这里置换成了空间距离，想要找到“古民白心”，已经无法回到几千年前，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求诸野”呢？ 到现在的偏僻之地，去寻找尚未被世俗污染的“白心”。
沈从文与鲁迅在这里殊途同归了。于是，我想起了王德威的说法。王德威指出：“一般以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典范不外革命与启蒙，这一典范的声音标记可以鲁迅的‘呐喊’为代表。相形之下，抒情话语要么被贬为与时代的‘历史意识’无关，要么被看作现实主义律令以外的小道。这是一种误解。在文学场域中，即使是在史诗的时代，也不能阻挡有非常抒情的声音出现。”在王德威看来，在鲁迅所代表的“呐喊”式的“觉醒”之外，还有沈从文、汪曾祺、阿城等一脉作家，抒情是中国作家面对“革命和启蒙”话语的又一选择。
王德威这段论述出自《“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王德威的“有情”说，与张新颖的“有情”说形成了回鸣。确然，“有情”是解读沈从文的关键词。
有情。不仅是对沈从文作品的解读，也是对沈从文人生的解读。所以，张新颖谈及1957年4月沈从文致张兆和信之中附录的那几幅速写以及文字，在上海外白渡桥热热闹闹的拥挤场景的同时，沈从文注意到的却是浮游在黄浦江上那艘小小的艒艒船和那个怡然自得的船夫。所以，张新颖说沈从文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也是“有情”的。沈从文关心的文物，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应用的、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在沈从文那里，文学和文物这两个领域，是相通的，都是沈从文对“人”的认识，是他在根子上看待世界和历史、看待人事和自我的意识的方式。
1951年11月19日，沈从文在致张兆和的信中，写到自己在四川内江野外爬山时产生的“哀悯感”，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沈从文感受到了情形相异又相同的，对人生的理会，对生存的理会。在历史的“事功”之外，沈从文始终存在着对“有情”的感受，所以，沈从文的生命体验与艺术感悟总是那么清晰明澈。而张新颖所看重的，正是那种“未经虚饰和掩藏”的“对历史、现实和自身经验的诚实”。这种诚实，也构成了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对话”关系，基于各自的生活经验与生存体验的一种共振关系。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