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25日，农场少年们发现了一位无声躺卧在雪地里的男人，雪花静落在他黑色的外套和帽子上，已经攒起薄薄一层。这是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的死亡，那起初只是一次普通的散步，亦是他27年精神疗养院生活里的日常。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坦纳兄妹》中，他曾叙写诗人塞巴斯蒂安在冷杉树下、大雪之上的悄然离世，未曾想这竟成谶言，化为作家对自己的讣告。然而，相较于在惨烈战争或流亡路途中丧生，他的死亡似乎毫无意义、不值一提，不能激起任何时代反应。人们对他最后的几十年也知之甚少，毕竟，彼时外部世界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再没有提笔写过作品，而曾经的推崇者们也都纷纷离世。
罗伯特·瓦尔泽写过三部长篇小说，数以千计的诗歌、短篇、小品文与书信，许多发表在报纸和期刊上，其余则散落在各处，死后才为人所知。而他走过的路途更多，即使活动疆域十分有限，他的步伐依旧踏过了数千英里。这位散文天才有着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与职业生涯：1878年，瓦尔泽出生在瑞士比尔，是家中第七子，还有一个妹妹。他自14岁起就开始在银行工作，两年后，母亲去世，他便辞去工作，选择与哥哥卡尔一起前往斯图加特，打算从事文艺工作。然而，戏剧生涯出师不利，18岁的瓦尔泽愿望落空，又重返瑞士做起会计员老本行，其间发表了诸多诗歌、散文，但戏剧与小说出版计划接连受挫。直至1905年迁居柏林，其写作生涯才渐入佳境，他在短短六周内创作出首部长篇小说，并先后出版“浪荡子三部曲”《坦纳兄妹》《助理》与《雅各布·冯·贡腾》。与此同时，他还进入了一所仆人学校，学习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人。社会性的工作与私人性的写作在瓦尔泽的前半生彼此交织、渗透甚至对抗。瓦尔泽一心想要进入柏林乃至德国的文学圈，然而却始终处于外围边缘。35岁那年，由于资助人的去世，迫于思乡与贫穷，瓦尔泽不得不再次退回瑞士老家。随后，一战爆发、参军打仗、困顿生活、弟弟自缢等接连打击，让瓦尔泽的精神状态愈发溃散。1929年起，他便入住了伯尔尼的疗养院，开启了漫长的封闭时光，直至去世再无更多重要发表。他的五十岁生辰无人问津，离世亦是悄然而突兀。
与现代主义的其他作品一样，瓦尔泽的文字中弥漫着微妙的幽默，交织着忧郁、眩晕的气质和对观察的热爱。他时常在虚构的文中梦想诗人的生活，二者双重的梦幻比现实要精彩得多。变动的居所、丰富的打工经历与社会浮沉，让瓦尔泽拥有了对于城市生活极为敏锐的观察。在他的笔下，那些默默无闻、竭力工作的无名角色似乎都曾有着辉煌畅意的过往，并希冀着潇洒自在的文艺生活；然而，一旦以此为业，成为诗人，真正进入创作世界，他们似乎又会接连受阻。瓦尔泽的“小职员”本身也是“诗人”，一如他自己的双重生活，他同时享有对两个世界的细腻把握，也能深刻意识到两者各自的深渊与其间的裂隙。小职员们“极少容许自己有出格的行为；热情奔放的个性一般来说与他无关”，然而他们也拥有着“丰富、光荣、真诚而接触的性情”，拥有着比诗人更为害羞的本性；他们扮演“沉默的写字工具”，“每天进出同一扇门，千万次在商业信函中使用同样的话语”，但在私下里却对“艺术、文学、喜剧以及其他不太正经的玩意儿有着正确的判断力”，也许纵情某些宝贵嗜好，却过着宁静孤僻而有尊严的生活。瓦尔泽所描绘的大城市中小职员的生活，放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依旧恰切：受过高等教育的都市打工人，不得不在连片重复的工作与生计压力中压抑敏感个性与忧郁热望，独立思考的理性不得不服从于商业运作的逻辑与摆置，却还要时刻提防丢了饭碗，从而沦为无关紧要、被视为堕落的游移分子，少年的大大梦想被城市磨灭为小小生计。
瓦尔泽一生写过无数的散步与漫游，这一母题在每个长或短的作品中变形重构。他称自己散步是“为了让自己活着，也为了维持我和这个生动世界的联系，没有这种感觉，我再也写不出半封信，也写不出丝毫的诗歌或散文。没有行走，我就会死去，而我热衷的职业也会毁于一旦”。德·塞托尔式的漫游者之目光平等地洒在每个物件之上，给予其最和煦的关照与最动人的阐发。倘若我们对比他散落各处的沿途风景，总又能发现新奇事物之中的相似路途，好像他一辈子都在同一个街区打转，与同一群人潮相遇。路的起点总是自己幽灵般的写作屋，沿途是城中喧闹的主干道，环形广场立于其中，而后我们在道路尽头遇见铁路与山林，抑或前往半山腰上的啤酒屋，待夜幕降临再悠悠荡荡，踱回晦暗街巷。他时而化身为荷尔德林，“生来就是为了在梦境与幻想中游走，在自然的脖颈之上悬吊”，时而又成为图恩的克莱斯特，无事可做，爬过古老废弃的墙垣，或是走入人群，任由人流推搡。于是，在马不停蹄的次次散步中，在散乱零碎的物件之上，建立起了瓦尔泽的小小世界，这个用双脚即可丈量的渺小世界绵绵不绝地为他提供写作的灵韵。瓦尔泽的文学乌托邦并不在外域，也不在梦中蓝花所在的精神之所，而恰恰在身边的市井阡陌。
“渺小”，对于瓦尔泽而言甚至也是贯穿于创作形式甚至手稿风格中的气质。形式上，他偏好阿尔弗雷德·波尔加所述的“小形式”，这不仅是文学表达方式，也更是对现代城市生活中零散琐碎问题的呈现。作者试图抓住不断更迭的瞬间性，甚至延长之，使得故事的叙述比故事本身漫长许多。通过流动性、片段式的写作，他与路上不同的人、事、物打交道，构成对于城市全景但非系统性的勾画与判断。他定期向报纸供稿，将自己称为“散文工厂”，其文学世界便由此破碎散落的文本堆叠而起。借此方式，他试图消解宏大叙事的整体系统，反抗高贵体面背后的权力结构，怀着“对物质忠诚的、毫无保留的敞开和忘我，对所有现象和事物环抱的热切之爱”，来观察每一个渺小生命。桑塔格因此将瓦尔泽作品的核心称为“对权力和统治的回绝”。他愿意成为渺小，以抵抗伟大。工厂主的儿子西蒙·坦纳自甘做小时工、抄写员，身为贵族的雅各布·冯·贡腾只身前往仆人学校学习卑躬屈膝，瓦尔泽笔下的人物自愿抛却原本的地位，委身卑微的工作，目的是在其中找到人真正的尊严所在。看似堕落的选择实际是试图回到人之赤裸存在的尝试——因为“人生不在坦途，而在迂回”。
20世纪初，托马斯·曼也在其名留青史的中篇《死于威尼斯》中，写过人物心甘情愿的“堕落”，功成名就的大作家阿申巴赫自甘抹平身份、抛弃事业，尾随意大利少年，在疫病一般的爱情烈焰中识出自身压抑的澎湃激情。这是一篇关于“弱者的英雄主义”的故事，主人公“在刀光剑影中咬紧牙关，在命运前自我克制，在痛苦中保持风度”，他们病弱瘦削、贫困潦倒，但凭借顽强意志与智能，设法使自己的业绩在一个时期内放射出异彩。而这个名号放在瓦尔泽身上也同样恰切。放弃伟大、成为渺小、保持渺小，从而作为渺小发出声音，“反抗这种让人有失尊严的忽视，而不是在晴朗的白天或笼罩在忧郁的落日余晖中的傍晚，去跟朋友谈论过往。”人在抽离出贵族、豪门的身份后，摒弃职业、工作、头衔带来的认可后，究竟该如何依旧享有人之为人的尊严？该如何言说、如何思考、如何行走？这是瓦尔泽在作品中反复省思的母题。
也因如此，瓦尔泽笔下罕有幸福如意的人生，难以言说的压抑憋闷只能以无人可解的歇斯底里诉出，祥林嫂般的喋喋不休、反复咀嚼的私人情愫、散落天涯的孤苦境遇，似乎是深埋于每个故事下的晦暗底色。然而在他的作品中，爱和温情又从未缺位，桑塔格甚至称他为“甜蜜的贝克特”。在割裂的现代性生活体验之中，瓦尔泽对于卑微之物、渺小之人的悉心观察与呵护，何尝不是最深厚的博爱。我们可以在其自传小说中，看到流落四海的坦纳一家跨时空的彼此信任与关怀，看到人们在广场与街道上随机搭讪而后相爱的自然，看到情感超越年龄、阶层、性别的可能性。在失败的柏林戏剧生涯中，瓦尔泽曾为童话《白雪公主》续写戏剧：嫁给王子的白雪公主在城堡内再次上演毒苹果与猎杀的故事，人物挣扎于信赖与猜忌、温情与绝情、伦理与真爱、过失与原谅的两极，最终选择彼此和解，共同生活。这看似非常美式温情电影里的Happy Ending，美好得有如梦幻泡影，但在以分裂、抽离、畸变、怪诞为缪斯的世纪末现代性中，它却显得如此诚挚和宝贵。因而，本雅明不无欣赏地写道，仅凭这部戏剧，我们就能知道俏皮的瓦尔泽为何会成为无情的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家。“啜泣是瓦尔泽饶舌的旋律。它告诉我们爱从何而来。爱源自疯狂，而非别处。这些人物背后都有疯狂的影子，因此他们表面上都如此割裂、野蛮、执拗。倘若用一个词来同时概括他们身上令人愉悦和怪怖之处，那就是：他们都被治愈了。”而治愈他们、将其从被雇主支配的残酷青春中拯救出来的，只能是人与人、人与物甚至人与空间之间的不计前嫌、无关类别的爱、联结与和解。
瓦尔泽生于雪、葬于雪，一辈子看雪、爱雪、写雪。他喜欢其童稚、纯净、无邪，以及无差别覆盖万物的灵性。最后的病院三十年间，他用削尖的铅笔在随手扯得的日历纸上密密麻麻写下“密码卷帙”，轻盈而迷人地描摹出重复性散步路线中的细微差异，笔迹沙沙作响，也如落雪的沉默之声。他曾记下一片雪花落在唇上带来的感动，仿佛那是一个从远处飞来的亲吻，而他的逝世亦如雪花飘入大地，寂静渺然。百年后，其文字皆化作雪花，在每一个残酷冷峻的冬夜时分，轻吻他爱过的大地和世间所有渺小。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