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加缪在去往斯德哥尔摩之前，租赁了参加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和各种活动所需要的礼服，盛装出席的他被认为酷似好莱坞巨星亨弗莱·鲍嘉。从斯德哥尔摩回来后，加缪为自己定制了一套礼服。

  《加缪传》中的这段叙述很符合这位法国作家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一丝不苟的穿着，好莱坞明星式的风度翩翩，无论微笑或是凝神都带着迷人的气质。如果说加缪在形象上对美的追求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他在精神上对美的追求则需要我们透过“荒诞”的遮蔽去发掘：自1942年《局外人》出版以来，当我们谈论加缪时，我们从未停止谈论荒诞，默尔索也从某种遥远而孤立的符号变成了无数人的自我投射；然而，发现荒诞与感受荒诞并不是加缪写作的全部真相，一直以来，我们共情于默尔索的特立独行，却无视他在行刑前与世界达成的和解，正如我们共情于西西弗斯英雄式的反抗，却常常忽略“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事实上，当加缪在谈论荒诞时，他也在谈论美。

  加缪所追求的美，存在于大自然的和谐之中，存在于有关阿尔及利亚的记忆中，也存在于他对于古希腊人文精神的向往中。

  自然意象

  《局外人》并非加缪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早在1937年和1939年，生活在阿尔及尔的加缪就先后出版了《反与正》和《婚礼集》。这两部随笔集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加缪的写作基调：呈现人的生存困境，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探讨人生的意义，以及对自然之美的书写。自这两部作品起，加缪作品中的自然意象就被赋予了美感，蕴含着生命的力量，并具有疗愈的功能。

  在加缪的笔下，提帕萨的春天是“神明居住的地方”，人们在炽热的阳光下，带着大地上浓郁的花香走向大海，海水轻抚着肌肤，像是与大地久久地拥吻；在奥兰的海滩上，“夏天的每一个清晨都像是世界上的第一个清晨”，“所有的黄昏也都像是最后的黄昏”，在清晨与日落之间，生命恣意生长；在阿尔及尔，人们所钟爱的，所赖以生存的，无关财富，而是“每个街道转弯处均可瞥见的大海的一角”，是阳光浓烈，是花朵芬芳。

  从非虚构走向虚构，自然意象在加缪的小说和戏剧中，同样承担着重要的隐喻功能。加缪式的人物，从各自的身份和境遇出发，体验到世界的荒诞，试图探寻超越荒诞的路径。在孤独的反抗中，他们封闭的内心却每每向着大自然敞开：默尔索在登上囚车的一刻感受到“夏夜的气息和色彩”，体验到世界的善意与温柔；《误会》中的玛尔塔生活在罪恶之中，大海是她最后的救赎，她渴望着远方，渴望听到“清凉的海浪涌动的声音”，听到“大海幸福而均匀的呼吸声”；加缪在《鼠疫》中延续了简洁的文风，却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描写里厄和塔鲁在海水中并肩游泳的场景，这是《鼠疫》中最动人的情节之一；在短篇小说《不忠的女人》中，雅尼娜在广袤的星空下，实现了与自然的交融，短暂地逃离了乏味的现实生活，以这样的“不忠”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

  阿尔及利亚记忆

  加缪在《反与正》的再版序言中指出，每个艺术家在自己的一生中都在内心深处保留着独一无二的源泉，作为对艺术家本人及其作品的滋养。对加缪而言，这份滋养便来自于他对阿尔及利亚的怀念与眷恋。在他看来，阿尔及尔的平民窟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贫瘠，相反，“极度的贫困与人间的奢侈和财富是连通的”，自然的馈赠使他感受到自由与丰盛。对于阿尔及利亚，他怀着永恒的渴望，渴望“回到他始终不曾走出的童年”，“回到阳光和贫穷的秘密当中”，“正是那种温暖的贫穷曾帮助他生活下去，并战胜一切”。

  从《反与正》到未完成的小说《第一个人》，对阿尔及利亚的书写贯穿了加缪的虚构与非虚构写作。故乡或是作为一个符号、一种印记，被赋予了隐喻意义；或是作为叙事空间，为情节的发展提供背景；或是作为情感的载体，被嵌入叙事或描写之中；或是作为表现的主体，在文本中加以直接呈现。他不断提及已逝的时光，回忆儿时的游戏、母亲的沉默、老师的关爱，反复书写地中海的阳光和沙滩、浓郁的花香、无尽延伸的海滨公路，以及历尽沧桑的古罗马遗迹……在他的笔下，阿尔及尔、提帕萨、奥兰、贾米拉……已幻化成永恒的文字，每一个字都是挥之不去的乡愁。

  希腊想象

  加缪的研究者莫里斯·韦耶姆伯格指出：“很多加缪思想与文学创作的核心概念，诸如，神话、界限（限度）、美、自然、悲剧，只有从它们的希腊之根出发才能够被充分理解”。从美学的视角出发，古希腊对于出生在阿尔及利亚，浸润着地中海文化的加缪而言，代表着美的典范，其核心是神话意象、均衡与适度的理念，以及对人生幸福的肯定。

  在《西西弗斯神话》和《反抗者》中，加缪将“荒诞”与“反抗”的哲学思想投射在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和普罗米修斯身上。他们都因触怒宙斯受到了永无止境的惩罚。西西弗斯的境遇是对人类命运的隐喻，他所展开的无效、无望的劳动彻底消解了存在的意义。然而，加缪认为，当西西弗斯在荒诞中觉醒，主动承担推石头上山的责任时，人生的意义就实现了重构，幸福也并非遥不可及。比西西弗斯更进一步的是普罗米修斯，他违背宙斯的命令，将火种带给人类，意味着从“荒诞”走向了“反抗”。在这两位隐喻了人类命运的古希腊悲情英雄的身上，一种宏大的美学意蕴得以生成。在《流放海伦》中，加缪将海伦视为美的象征，他肯定了古希腊人对美的追求，认为这种美表现为“限度的观念”，意味着“不会把任何事物推向极端”。在他看来，二十世纪连绵不断的纷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人放弃“限度”，走向了失衡。为此，他呼唤海伦，期待均衡和限度的回归。借助《地狱中的普罗米修斯》，加缪赞美了尤利西斯，认为尤利西斯“在仙女卡吕普索所承诺的永生与回归故土之间”，“选择了大地，并接受了大地上的死亡”，这是对人的价值与人生意义的肯定，这样的抉择体现了古希腊的人文精神和美学追求。

  加缪在人与世界对峙的荒诞中发现了人生的真相，但虚无主义并非他的终点，相反，终其一生，他始终在探索身而为人的价值，以及获得幸福的可能。最终，他在与自然的交融中，在对阿尔及利亚怀有的永恒记忆中，在遥想的古希腊精神中感受到某种温情，某种召唤，某种力量，并由此升华为一种美学。

  是的，终其一生，加缪在谈论荒诞，也在谈论美。正如1950年，他在手记中写下的：“我向来毫无节制地赖以生存的是美：永恒的食粮。”

  （编辑：李思）